當幸存者老去：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接力與新生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他們在“哭墻”上一筆一畫為親人名字“描新”，也接替了為祖輩繼續講述歷史的責任。

文丨新京報記者李照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李立軍

?本文6730字閱讀8分鐘

11月30日，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家祭活動的現場，張慶第一次見到了96歲的幸存者夏淑琴，她緊緊握住夏淑琴的雙手，紅了眼眶。

她們的故事，始于一場88年前的守望相助。張慶的曾外祖父許傳音曾擔任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成員，負責救助難民。從一位難民口中得知夏淑琴一家的遭遇后，許傳音帶領約翰·馬吉牧師趕到事發現場，拍攝夏淑琴家中的慘狀，保留了日軍暴行的罪證，并在戰后作為證人前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

那一刻，張慶覺得，自己好像穿越時空見證了那段歷史，曾外祖父當年一面之緣見到的渾身是血的小女孩，如今已是眼前這位白發蒼蒼的老人。

88年過去，那場殘暴罪行的親歷者、見證者正在逐漸凋零。登記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從1987年的1756人，減少到如今的24人。每年來參加家祭的幸存者越來越少，今年只剩夏淑琴和劉民生兩位老人出席。

在夏淑琴和劉民生背后，站著張慶、夏淑琴的外孫女夏媛等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他們在“哭墻”上一筆一畫為親人名字“描新”，也接替了為祖輩繼續講述歷史的責任。

自2022年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以下簡稱紀念館）啟動“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認證，共分四批產生了38名傳承人。他們通過口述家族記憶、參與國際證言、出版書籍、擔任講解員等方式，揭露侵略者暴行，維護歷史真相。

2025年11月30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家庭祭告活動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行。 中新社記者 泱波 攝

“現在輪到我們來講述了”

胡靜雅是一名美術教師，她的另一個身份是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

今年5月3日，胡靜雅的外公、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劉貴祥去世，享年95歲。盡管以前，胡靜雅也曾在課堂上以不同方式講述外公的故事和南京大屠殺歷史，可當外公真正離去后，一種更迫切的歷史責任感好像才真正落到了自己肩膀上，“現在輪到我們來講述了。”

胡靜雅記得，自己幼年時常趴在外公懷里玩耍，總會好奇地摸一摸外公后腦勺的一塊疤痕。劉貴祥晚年時，胡靜雅為他理發，剃刀推過，疤痕嵌在白色的發茬中，若隱若現。

那是日本兵毆打留下的痕跡。1937年，日軍侵占南京，7歲的劉貴祥目睹了父親與弟弟死于日軍之手。年幼的他被送去大校場做苦工，做工期間，一個日本兵揮舞木棍，狠狠砸向他的后腦勺。

戰爭撕碎了整個家庭。劉貴祥的姐姐十來歲早早嫁人，妹妹也在孤兒院去世，接二連三變故，讓劉貴祥幾乎哭瞎了一只眼睛。

胡靜雅很早就注意到，外公對于戰爭有極大的心理創傷。生前劉貴祥看《南京！南京！》的電影，會淚流滿面，他說真實的歷史遠比電影慘烈殘酷。晚年時，為了避免回憶的痛苦，他不再接受采訪，很少參加紀念活動，家人也盡可能避免提及那段歷史。

外公去世后，胡靜雅才第一次參加家祭的活動，在那面“哭墻”上，她找到了曾外祖父劉鴻賓的名字。

外公曾說過，他的小腳母親曾帶著年幼的自己去尸體堆里找過父親劉鴻賓的遺體。那會兒尸體幾乎都腐爛了，無法辨認，味道也很大，他們只能挨個扒開牙口看。劉鴻賓有一口整齊的小米牙，劉貴祥憑借這個特征找到了父親的遺體，在附近草草掩埋。

劉貴祥是今年去世的第五位幸存者，截至12月，目前在冊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只剩24人。時間，正以最沉默的方式帶走見證者，搶救傳承歷史記憶變得刻不容緩。

“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日漸年邁，越來越多的后代已經走向前臺。”2022年，首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的認證儀式上，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援助協會副會長王衛星說，他們將成為傳承歷史記憶的“主力軍”。

2022年第一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主要是幸存者的后代，一共13人，他們是葛鳳亮、黃興華、黃睿、夏媛、李玉瀚、李真銘、常小梅、劉榴、馬雯倩、徐宏、夏天行、王蓮、阮紅燕，來自10個幸存者家庭，既有父子搭檔、母子搭檔，也有夫妻搭檔。

在那次認證儀式上，夏媛和兒子李玉瀚從長輩夏淑琴的手中接過了“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證書。時年12歲的李玉瀚是當時年齡最小的歷史記憶傳承人，卻已經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當了好幾年講解員。

“幼兒園大班的時候，我就帶他參加家祭。上小學之后，他就主動去紀念館做小小講解員。別看他年齡不大，但他知道心疼太婆，也理解歷史傳承的責任。”夏媛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說道。

張慶參加今年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家庭祭告活動。受訪者供圖

歷史記憶傳承人“擴容”

今年8月15日，抗戰勝利80周年紀念日，又有6人成為第四批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

和往年基本由幸存者后代組成的歷史記憶傳承人不同，今年首次加入了不同歷史背景人士。張慶是在安全區救助難民、戰后出席審判作證的許傳音的曾外孫女；吳建琦是“京字第一號證據”相冊的保存者吳旋的女兒；托馬斯?拉貝是南京安全區主席約翰·拉貝的孫子；梅根·布萊迪是參與施救難民的南京鼓樓醫院醫生理查德·布萊迪的曾孫女……這也是首次將外籍友人納入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

至此，38名歷史記憶傳承人，圍繞從幸存者、救助者、證人、證據保護者……多重身份，構成了一張歷史記憶傳承的全景網絡。

8月份接過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的證書后，托馬斯?拉貝再次走訪參觀了拉貝故居。就是在那里，祖父約翰·拉貝參與救助了二十多萬難民。他在這期間寫下共10冊超過2000頁的日記，是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最翔實的史料之一。

約翰·拉貝1882年生于德國漢堡，1908年來到中國。1937年日軍侵占南京前，約翰·拉貝沒有選擇離開，“祖父和家人們在中國生活了30年，為西門子公司工作了25年，他的兒孫都在北京出生，在中國有許多朋友、同事。在他看來，保護他們是一種道德責任，因此，他覺得必須留下來。”托馬斯?拉貝說。

為保護南京的難民，約翰·拉貝與20多位外籍人士共同建立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他被推選為委員會主席。不足4平方公里的安全區內，設置了25個難民收容所，25萬中國人在此避難。他甚至還開放了自己的私人住宅和花園，與后面的德國學校以及幾座較小的建筑形成一個建筑綜合體，稱為“西門子保護區”，收留了650位平民，并利用自己的外籍身份，不斷向日軍抗議。

然而1938年2月，迫于德國政府壓力，約翰·拉貝被遣送回國。離開之前，他仍然叮囑安全區的負責人保護好中國難民，并將在他家養傷的中國飛行員平安護送到香港。

回到德國的約翰·拉貝在柏林做過南京大屠殺演講，揭露日軍暴行，這使得他成為德國秘密警察的重點關注對象。

二戰后期，拉貝一家在柏林多次遭遇轟炸，住所被毀。1947年，拉貝一家生活困頓的消息傳到南京，曾經接受過拉貝幫助的中國朋友立刻行動，籌集了超過2000美元以及各種物資，幫拉貝渡過了難關。

新冠疫情發生后，托馬斯·拉貝所在的德國海德堡市防疫物資短缺，他給中國駐德國使館寫信，在時任駐德大使吳懇的支持下，南京市政府迅速籌集一批防疫物資寄往德國。

托馬斯·拉貝繼承了家族的中國情緣，如今的他是海德堡大學醫學院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德醫學合作交流，促成了中國醫療團隊與國際專家一起成功完成中國首例凍存卵巢組織移植，并實現移植后首例自然妊娠及首例健康嬰兒的誕生。

跨越國界合作的種子，也許從祖父在南京時期就悄悄種下了。當年的拉貝、魏特琳等22位西方人士留守危城南京，保護難民的事跡被眾人所知，但同時，亦有1500多名中國同胞直接參與安全區的工作。

1938年，在告別演講中，拉貝曾說，“我們委員會各部門的實際工作都是中國人做的，我們必須坦率地承認，他們是比我們冒更大危險的情況下工作的。”而許傳音就是其中一位。

許傳音（前排左一）和他的家人們。受訪者供圖

家族的“秘密”

家祭前一周，張慶參加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舉辦的第九屆“感恩·南京安全區”國際和平徒步活動。

徒步活動的起點在南京師范大學，這個前身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小小校園，在南京大屠殺期間，曾作為難民收容所庇護難民，避難者最多的時候高達1萬余人。

張慶接到的任務是在魏特琳雕像處，為其獻上生前最喜愛的菊花，并向參與徒步的人群講述那段歷史往事。

在參加活動前，張慶又重新閱讀了《拉貝日記》和《魏特琳日記》，書中提到的“許博士”正是她的曾外祖父許傳音。

然而對于曾外祖父的戰時往事，張慶家人以前并不十分清楚，曾外祖父也很少主動提及。她的母親曾告訴她，自己很年幼時，記得外祖父接到一個電話后，特別開心地告訴家人，自己要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

作為曾留美的博士，許傳音在庭上用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日軍戰犯松井石根的辯護律師伊藤進行辯論。

張慶說，直到2003年，家人在報紙上看到一則尋人啟事尋找許傳音的后人，家人聯系上報社后，記者帶著張慶的母親見到了南京大屠殺研究者張連紅，家人才得以了解許傳音在南京大屠殺時期的經歷。

許傳音出生于安徽貴池的一個普通家庭，天資聰穎。1915年，他獲得庚子賠款留學基金資助，在美國伊利諾伊州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取得經濟學（鐵路管理方向）博士學位。

學成歸國的許傳音從事過多個工作。1928年，許傳音來到南京，擔任湘桂黔專員、鐵道部營業司司長等職。

1937年，時局吃緊，日軍攻打南京的傳聞甚囂塵上。許傳音把家人送回安徽貴池老家，自己則留守南京。

當年12月，身兼多職的許傳音受邀參加安全區國際委員會，主持安全區難民的住房安排工作。當時，共建有25個難民營，收容了25萬難民。許傳音還把峨嵋路自建的洋房拿出來安置難民。

許傳音擅長英語，他應邀擔任世界紅卍字會副會長，開辦粥廠，救濟難民，也負責掩埋死難者尸體。

根據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孫宅巍研究，紅卍字會開辦粥廠的米、煤實物及相關費用，都由許傳音與西方人士逐一溝通，適時交付。他還親自籌劃、護送糧食到難民聚居點。此外，許傳音參與主持收埋43000余具尸體的工作。

今年熱映的電影《南京照相館》講述了一個與吳建琦父親吳旋有關的故事，但吳建琦說，她也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知道父親的“秘密”。

吳建琦告訴新京報記者，某一天，還在上學的侄子回家向長輩們說起學校組織參觀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見聞，提到了展館內一本日軍在南京燒殺劫掠的相冊。吳建琦說，當時父親只在一旁靜靜聽著，并未作聲。

沒過幾天，父親突然提議讓吳建琦陪他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在展館內，吳旋見到了那本巴掌大的泛黃相冊，它的封面手繪了一顆滴血的心臟，一把銳利的刺刀和一個觸目驚心的“恥”字。

指著那本舊相冊，父親吳旋激動得無以復加，這才揭開了保護相冊的往事。

日軍攻破南京后，曾到新街口一家照相館洗照片。15歲的學徒羅瑾目睹了相片上日軍殺人強奸暴行，出于義憤，他偷偷加洗了一套保留下來。

然而這本相冊卻不慎遺失，被吳旋撿到。封面上那個“恥”字，讓吳旋相信，相冊的主人和他一樣，是懷著國仇家恨的同胞。他冒著生命危險保留下來，揣著這個“秘密”熬到了抗戰勝利那天。

彼時，全南京城貼滿告示征集南京大屠殺罪行的證據，吳旋從箱底翻出這本相冊，鄭重交由南京市臨時參議會，這本相冊作為“京字第一號”證據，成為審判南京大屠殺主犯之一谷壽夫的鐵證。

今年8月，吳建琦向新京報記者展示當年媒體報道父親守護屠城“血證”的報紙。新京報記者 李照 攝

把歷史講給更多人

12月5日，張慶向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捐出了一枚許傳音的印章，那是許傳音為數不多留下來的遺物。

張慶對曾外祖父沒有印象。許傳音去世時，她只有一兩歲，在家人的講述中，許傳音是一個留著山羊胡子、戴眼鏡的沉默老頭，時不時會蹦出一兩句英語，晚年他臥病在床，由張慶父母悉心照料。

曾外祖父留下了太多謎。生前他很少對子女說起戰爭經歷，許傳音育有三兒一女（其中一子早夭），女兒許正平生前定居重慶，父女倆曾多次通過書信往來。張慶說，姑奶奶在信中曾向許傳音詢問南京大屠殺的經歷，許傳音回信寫道，“我也不好寫給你，見面我會詳細給你講，不然也說不清，同時也怕影響到你們。”

張慶曾在圖書館工作，對歷史研究很感興趣。退休后，她開始閱讀相關史料，試圖通過這種方式重新認識曾外祖父。張慶的外祖父在上世紀50年代曾手寫過一份檔案，里面提到了許傳音的一些經歷，張慶就結合歷史資料一點點梳理許傳音的關系圖和經歷，并寫成文章，發給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家。

張慶一直在思考，作為一名歷史記憶傳承人還可以做些什么？應一家媒體之邀，張慶與夏淑琴的外孫女進行了一場對話，她們講述了各自家族的故事。

夏媛的外祖母夏淑琴是第一位到日本傳播南京大屠殺史實的幸存者。1937年12月13日上午，日軍闖入夏淑琴位于新路口5號的家中施暴，九口之家只剩下8歲的她和4歲的妹妹。

背負著這段沉痛的記憶，夏淑琴一生都在為歷史真相奔走。1994年，65歲的夏淑琴踏上日本國土。

作為戰后第一個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參加日本民間組織的和平集會，向日本民眾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披露了日軍在南京實施的慘無人道暴行。

然而，夏淑琴此舉卻招來日本右翼作家稱其“假人證”的污蔑，并被起訴。2006年，77歲的夏淑琴赴日應訴，并當庭反訴對方侵犯名譽權，最終獲得勝訴。

近二十年來，盡管她贏得了官司，卻始終有一個心結。在今年的家祭活動上，她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我今年已經96歲，以后不一定常來了。我唯一的念想，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日本官方承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給我的家人，給所有遇難同胞一個交代。”

如今，接力棒交到了夏媛手中。今年7月，夏媛與南京民間抗日戰爭博物館館長一同去往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講述外婆一家被侵華日軍殺害的經歷，并受南京出版社委托，向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贈送了《世界記憶名錄——南京大屠殺檔案》，讓這本書首次進入日本的公共文化機構，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

讓夏媛印象深刻的是，講座結束后，有很多日本市民主動找到她，詢問外婆夏淑琴的身體狀況，表示關心。“還有一個日本大學生，他告訴我他曾經在北京生活了15年，了解過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但是聽完這次我的演講以后第一次知道了日軍的行為如此惡劣，他說希望有更多的日本學生能了解這段歷史。”夏媛說。

只要去講述，就能收到回音。張慶也相信這一點，“我們普通人能做的，就是銘記這段歷史，知道我們的先輩為什么要奮斗，為什么要抗爭，然后傳承下去。”張慶說，“這是我們的責任和使命。”

參考資料：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官方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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