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月10日,黃浦江霧氣未散,輪船汽笛聲此起彼伏。就在這一天,年近九旬的鄧小平抵達上海,他對身邊人說了第一句話:“浦東應當起飛。”一句看似隨口的話,在之后幾年里被證明是一道分水嶺。彼時南粵特區已名聲在外,珠三角工地林立,而隔江相望的浦東依舊是成片的葦蕩與灘涂。
上海曾是遠東商業航標。解放初期,它對全國財政收入的貢獻一度超過全國總額的六分之一。可進入八十年代,深圳外資工廠的霓虹燈照得人睜不開眼,上海卻因計劃體制束縛,慢慢掉隊,“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套房”的順口溜,在茶館里被反復調侃。
南方沿海試驗區的成功,讓中央看見了市場機制的威力。但鄧小平心里始終惦記著上海:“龍頭抬不起來,龍身如何翻騰?”當年四大特區選址,他重視地緣,卻忽略上海厚實的工業和金融底子。多年后他承認這是遺憾,并直言“要補課”。
1990年3月,返回北京的鄧小平專門把幾位政治局同志叫到家里,煙圈在房間里飄,他語速不快卻句句緊迫:“抓上海,就是抓全國。”沒有文件起草,沒有繁復闡述,就是一句硬邦邦的指令。幾周后,開發浦東的批復迅速下發,節奏之快,連長期研究經濟工作的老同志都感到意外。
然而浦東真要動起來,資金、政策乃至觀念都得重塑。1991年春節前夕,鄧小平再到上海,他站在新錦江旋轉餐廳41層俯瞰江景,說出一句帶著調侃的感慨:“起步晚了,也未必是壞事,可以少走彎路。”隨后他把“金融先行”拋給了市領導。金融對當年不少干部仍是新鮮詞,很多人只懂“統撥統付”,不懂“資本運作”。但鄧小平堅持,現代都市必須讓資金流先跑。
值得一提的是,從那一年開始,他把上海當成過年的固定落腳點。連著七個春節,老人家不是在南浦大橋工地,就是在漕河涇廠房里轉悠。1992年2月7日,他登上剛合龍不久的南浦大橋,冷風呼嘯,他卻興致極高,拍著護欄對陪同人員說:“大橋站得住,上海就立得住。”短短一句,被橋梁建設者奉為最高褒獎。
同年2月10日,鄧小平考察貝嶺微電子。超凈化車間門口,他指著離子注入機問:“這玩意兒姓資還是姓社?”市委書記答:“姓社。”老人點頭:“對,拿來為我所用,就是社會主義的。”對話只有寥寥數語,卻把“開放不改姓”講得透徹。
社會上也出現不同聲音。《解放日報》以“皇甫平”筆名連發評論,為浦東開發張目,也為市場經濟探路。有人拍桌質疑“鼓吹資本主義”,有人暗自叫好。面對爭論,上海方面低調處理,但改革的步伐并未遲滯。或許正因爭論不斷,政策的邊界才被一步步拓寬。
1993—1996年,上海年均經濟增速連續保持兩位數。陸家嘴工地晝夜燈火,外高橋保稅區卡車長龍排到碼頭。那時有外商感嘆:“這里像是把新加坡的節奏搬到了長江口。”數據之外,更直觀的變化是:流行多年的順口溜被改成“寧要浦東一間屋,不要浦西一張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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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最后一次春節駐滬是在1996年。身體已大不如前,他依舊堅持到濱江大道看夜景。那晚外灘燈火輝煌,浦東僅有數幢高樓亮起輪廓,但老人對身邊人說:“十年后再看,這里會是新天際線。”
事實證明,他的預判一點沒錯。至本世紀初,浦東新區地區生產總值躍升至全國城區前列,磁懸浮列車、國際航運中心、自由貿易區相繼落地,長三角整體聯動的藍圖初具雛形。
回望鄧小平七次滬上春節,有人把它視作老人家送給上海的“特殊年禮”。其意義并不在于過年本身,而在于用行動向干部群眾傳遞信號:改革開放的試驗,需要不停在現場督促、在節點加壓。正因如此,浦東才能從一片灘涂成長為連接全球資本與中國市場的門戶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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