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追悼會，郭沫若準備主持，周恩來突然上前：我們沒有寫悼詞

1950年5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前門火車站霧氣未散，站臺上卻早已擠滿迎候的人。車門一開，一位頭發花白、神情剛毅的學者走下車梯，他就是剛剛輾轉半年歸來的李四光。眾目睽睽之下，郭沫若、竺可楨等人快步迎上，李濟深伸手相扶，氣氛熱烈而克制。幾乎與此同時，周恩來的轎車從新華門駛出，他想第一時間了解李四光此行的健康狀況和工作設想。誰能料到，一年后，兩人相見的氣氛將完全不同——地點在八寶山，場合是追悼會。

李四光的回國并非坦途。時間回撥到1948年，他以“參加倫敦國際地質大會”為由離開重慶，隨身只有護照、幾本專業書以及五英鎊旅行支票。國民黨駐英使館察覺異動后欲扣留，他拎著手提包，繞道法國、瑞士，最后隱匿于意大利小城。同行的夫人許淑彬帶著大件行李負責打掩護，兩人通信靠暗語，內容外人完全看不懂。那段經歷，李四光曾淡淡一句：“路遠，心不遠。”看似輕描淡寫，實則步步驚心。

周恩來始終關注這位老朋友的行蹤。1949年冬，周恩來給駐布拉格新華社記者發電：“如遇李四光，即予接應，務求安全。”電文寥寥，卻顯露當時中央對科技人才的急切期待。為了讓李四光安心北上，葉劍英在香港布下兩道護送線，一條走澳門珠海水路，一條走廣深鐵路。最終，李四光選擇鐵路，因為“方便把儀器樣本帶回內地”。旁人笑他執拗，他卻自有考量。

到京后，新政府迫切需要重建能源版圖，地質調查是基礎工程。李四光走馬上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地質力學所所長，日程排得滿到凌晨兩點。毛澤東兩次約談，詢問石油與煤田勘探方案，他回答得簡潔而肯定：“中國有油，而且不止在大慶。”1960年代初，他帶隊鉆進風雪覆蓋的松嫩平原，耳朵生凍瘡，依舊拿放大鏡辨巖屑。有人勸他休息，他揮手：“多打一口井，國家就多一份底氣。”語氣平和，卻不容辯駁。

高強度工作加速了病情。1971年4月28日晚，病榻旁燈光昏黃，他對女兒李林說出最后的惦念：“地熱已有人接棒，地震預測還差臨門一腳。”短短一句，比任何托付都沉重。次日清晨，李四光離世。訃告擬定，追悼會定于5月3日，地點八寶山小禮堂。

追悼會當天，外場人山人海，禮堂內卻顯緊張——籌備組沒準備悼詞。原因聽來簡單：中央曾傳達“今后追悼會一般不宣讀悼詞”。工作人員自以為周總理知情，便按章行事。直到郭沫若走向話筒，準備開場，周恩來突然快步上前，神情凝重：“我們沒有寫悼詞。”短短十個字，讓會場瞬間安靜，郭沫若愣在原地。

就在外人一頭霧水時，周恩來掏出一封信——那是李林清晨遞交的家書。他轉身詢問：“李林同志來了沒有？”李林站起答：“在！”對話聲不高，卻足以讓墻外的人群聽見。隨后周恩來宣布：“經同意，這封信就是悼詞。”他展開信紙，逐句朗讀。當讀到“只要再給父親半年，他一定能在地震預報上有所突破”時，周恩來停頓片刻，抬頭望向禮堂屋頂，好像怕情緒溢出。讀畢，他把信折好放入口袋，再無多言。

禮堂門口留有狹長過道，周恩來走至門檻處，高聲詢問：“搞地質的同志們，聽見了嗎？”外面回應如潮：“聽見了！”他緊接一句：“李四光的任務，現在交給大家。”話落，現場無掌聲，也無哭泣，只有細碎的腳步聲回蕩——很多年輕地質隊員轉身走向工地，沒再停留。

追悼會結束，周恩來握住許淑彬的手，低聲囑托：“許大姐，身體要緊，研究所還需要您關照。”許淑彬點頭，沒有哽咽。兩年后，她因病去世時，李四光舊部從新疆、青海、內蒙古趕來送行，車票是硬座，行李是行軍包。有人在吊唁簿寫下“未竟之業，當自力承擔”，筆跡稚嫩，卻飽含決心。

李四光的墳塋不大，墓碑上刻著他自撰的對聯：探地殼奧秘，獻石油煤炭。前一句是科學理想，后一句是國家需求，兩句并列，恰恰道出他畢生取舍。今天談我國地學體系，李四光依然是繞不過去的名字；說到地震監測、油氣勘探，他提出的力學方法仍被引用。對地質人而言，那封意外成為悼詞的家書，不只是一段追思，更是一份未完成的任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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