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秋天,北京城已經有些涼了。10月下旬的一個上午,朱德走進了醫院。
沒人通知他必須來,是他自己決定的。
他聽說任弼時病情惡化,心里不踏實,放下手里的事,直接趕了過去。
病房不大,窗簾拉著,光線有些暗。
床邊站著幾個醫護和任弼時的家人,都很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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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一進門,輕聲喊了聲:“弼時。”
本來已經陷入昏迷的任弼時,竟然微微睜開了眼。
他的眼神短暫地聚焦了一下,終于看清了來人。
他想說話,嘴唇動了動,但沒發出聲音。
就在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他是在等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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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撐著最后一口氣,不為別的,只是想聽一聽朝鮮戰場上的最新消息。
說實話,這事兒很多年后才被人知道。
那時候國家剛剛成立,各種事情壓在頭上,沒人有心思去寫這些細節。
但現在回頭看,這個場景太有分量了——一個46歲的中共核心領導人,在生命的盡頭,還掛念著千里之外的戰局。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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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倒回到1949年年底,那時候的任弼時已經病得不輕。
中央決定送他去蘇聯治療,地點是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宮醫院——那里是專門接待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重要人物的地方。
條件不錯,醫生也都是一流的。
可惜,他的病不是一天兩天積下來的。
從30年代起,他幾乎沒休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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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開始時,他是八路軍政治部主任,要管全軍的思想政治工作。1938年代表中共中央去蘇聯匯報工作,回來后又主持《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
后來到了解放戰爭,他跟著中央南征北戰,身體早就透支了。
1947年春,中央在陜北遭遇大規模圍攻,必須轉移。
他那個時候已經病得很重,但還是擔任中央支隊司令員,帶著大家翻山越嶺。
行軍途中糧食緊缺,他親自聯系地方黨組織籌糧,自己吃得很少,把口糧讓給警衛員和通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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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勸他歇一歇,他擺擺手,說:“這些孩子可都還在長身體。”
那會兒的條件到底有多差?據當時的警衛回憶,很多干部每天只能吃一頓干糧,晚上只能靠柴火取暖,帳篷都不夠用。
任弼時經常半夜還在研究敵情,白天行軍時坐在驢車上,腿上蓋著棉被,臉色蒼白。
等到1949年全國基本解放,中央遷到北京,他的身體已經支撐不住了。
這才決定送他去蘇聯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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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在莫斯科也沒閑著。
每天都要看電報,聽國內的匯報,尤其是對東北的動向特別關注。
那時候他已經預感到,朝鮮方向的局勢不對勁。
誰都知道,美國在西太平洋的部署越來越多,而朝鮮半島如果出事,中國不可能置身事外。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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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剛回國,身體還沒恢復,就堅持要恢復工作。
他對醫生說:“五小時太少了,國家的事耽誤不起。”沒幾天,他的工作時間就變成了八小時,甚至更多。
那段時間,他最關心的是兩個問題。
一是國內經濟建設初步啟動,要怎么穩住局勢;二是朝鮮戰事會不會逼得中國不得不出兵。
他經常在深夜看完情報,第二天一早就召集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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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秘書后來回憶,說他有時候看文件看到凌晨三點,手上寫的批示字跡已經抖得不成樣子。
10月初,毛澤東決定出兵援朝。
任弼時雖然沒有直接參與戰場指揮,但他知道這意味著什么。
他曾對身邊人說:“這不是一場簡單的邊境沖突,是一場考驗新中國意志的硬仗。”
可惜,他沒能看到中國人民志愿軍越過鴨綠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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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兵決定下達之后不久,他的病情急轉直下。10月中旬開始,他頻繁陷入昏迷,一天中清醒的時間越來越短。
醫生已經開始準備最壞的打算。
朱德是在26日深夜趕到北京的。
第二天中午,任弼時停止了呼吸。
那天是1950年10月27日,天氣轉涼,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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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走得太早。46歲,在政治家中算是正當年。
他是中共七屆書記處書記之一,是毛澤東口中“最會團結干部的人”。
他不太出風頭,說話也不帶情緒,但關鍵時刻總能把人心穩住。
后來周恩來曾說過一句話:“任弼時不在了,我們內部的氣氛變了。”這話雖輕,但分量不小。
從那以后,再也沒人叫他“黨的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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