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王爺(隆慶帝)登基,戚繼光調入京城禁軍擔任神機營副將,屬于嫡系部隊。為了遠離政治漩渦,也是發(fā)揮自己特長,戚繼光申請鎮(zhèn)守邊疆區(qū)。譚綸此時擔任薊遼總督,保舉戚繼光鎮(zhèn)守北方,官至薊州總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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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譚綸升任兵部尚書,戚地不動、官不動,但是逐步進爵(這就可以看出,戚主動和權力中樞保持距離),先后輔佐4任薊遼總督,長達14年之久。期間與蒙古戰(zhàn)事稀少,幾乎沒有戰(zhàn)績。
戚申請將浙江訓練的士兵(親兵)調到薊州,員額3000,這都是戚的鐵桿,后擴充至2萬。俗稱戚家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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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張居正逝世后不到六個月,戚繼光遭受彈劾而被罷免,后來調為廣東總兵,官階依舊。1585年,被參劾,免職,回鄉(xiāng)。朋友少有來往,又被老婆拋棄,積蓄甚少,晚年一貧如洗,甚至醫(yī)藥費不繼。1588年,有御史上-疏建議重新起用,受萬歷駁回、責罰。三個月后,死于家中。
萬歷中期(1590年代),明朝因連年戰(zhàn)事(如萬歷三大征之寧夏之役、朝鮮之役)財政吃緊,軍餉常被拖欠。原戚家軍余部作為精銳,雖仍保持較強戰(zhàn)斗力,卻因遠離故土、遭嫡系邊軍排擠,處境愈發(fā)艱難。萬歷二十年(1592年),日本入侵朝鮮(萬歷朝鮮戰(zhàn)爭),明廷派李如松率大軍援朝。戰(zhàn)后,部分原駐薊鎮(zhèn)(今河北一帶)的浙兵(含戚家軍舊部)被調往朝鮮留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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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歷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薊鎮(zhèn)三協(馬蘭峪、松棚路、太平路)南兵,三千三百多名南兵。因第一次東征朝鮮結束而提前撤回來預防倭寇。薊鎮(zhèn)三協的南兵(部分原戚家軍)因長期未發(fā)軍餉,向參將吳惟忠(原戚家軍將領)申訴,但未解決。薊鎮(zhèn)總兵官王保把他們召集到演武場,并且騙他們:今日發(fā)餉,不必著甲。隨后,士兵們高高興興前往教場等著發(fā)餉,結果總兵王保以“倡亂”為名,誘殺三千余人。南兵們等待而來的不是關于為何“長久拖欠南兵軍餉”的說法,而是無數自己人(北兵)的屠刀。這一事件被稱為“薊鎮(zhèn)兵變”或“王保殺降”。據《明神宗實錄》載,“斬首三百一十一級”(官方統(tǒng)計),但實際死亡人數可能更多(民間野史稱“坑殺三千人”)。
“南兵不顧生死,一向直前,吳惟忠(戚家軍老將,浙江義烏人,薊鎮(zhèn)南兵主將)之功最高”——《朝鮮宣祖實錄》。“吳副總惟忠,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也。癸巳之役攻平壤,先登功最。”——《碧梧先生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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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略復國要編》:兵部侍郎、薊遼經略宋應昌,定下南兵東征軍餉,普通士兵達年薪43兩余,而大明通行的募兵年薪僅為18兩。后宋應昌援朝結束被撤回京,接著便解職隱居杭州西湖孤山,所欠軍餉自然無蹤。南兵主將吳惟忠的首功賞銀同樣沒有,最后只拿到20兩了事。
“建昌營調南兵三千留養(yǎng)……錢糧不加,含忿謀作亂。事覺,殺三千三百余口”——《朝鮮宣祖實錄》
注意措辭,謀作亂,就是還沒作亂,可能有較大的怨言,有一些不配合的行動,但是作亂的動作尚未彰顯。此時,銀子,那是一毛都沒有的,刀子,管夠。提前殺了,省得真作亂了,又省銀子又安全,屬于兩難自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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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還有個缺大德的政策,行進過程中的部隊,要到達目的地后,才能給補給。明末那些官僚把程序正確玩的登峰造極,讓著苦哈哈的丘八,去保家衛(wèi)國還不給錢不給糧食,餓著肚子上前線。
王保的行為被部分官員彈劾(《明神宗實錄》載御史馬文卿疏劾王保“殺降冒功”),但明神宗朱翊鈞因王保“平亂有功”,僅將其調職了事,未予嚴懲。薊鎮(zhèn)兵變后,浙兵精銳損失殆盡,北方邊防實力大減。同時,此事加劇了邊軍對朝廷的不信任,成為明末兵變(如天啟年間寧遠兵變)的先聲。
晚明軍事體系徹底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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