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站在懷仁堂,盯著臺下那位穿著中將制服、肩扛兩顆星的年輕人,嘴角一咧,說了句:“小鬼頭,我說得沒錯吧。”這話一出口,臺下一片輕笑。
三十八歲的劉西元,站得筆挺,臉上掛著點羞澀的笑,眼神卻透著光。
這話不是隨口一說,朱德記了二十年。
當年在紅軍學校,劉西元才十七歲,個頭不高,瘦得跟竹竿似的,朱德就指著他說:“這娃,將來能當將軍。”那時候誰信?可二十年過去,全信了。
劉西元1917年生在江西吉安,家里窮得叮當響,九歲讀了兩年私塾就退了學,回家種田。
十二歲跑去縣城做學徒,干過布店、雜貨鋪,連煙鋪都待過,吃盡了苦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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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歲那年,紅軍打下吉安,槍聲一夜沒停,第二天他看著街上整整齊齊的隊伍,五角星紅得刺眼,便悄悄跟著走了。
從那天起,劉西元就沒離開過革命隊伍。
先是當少先隊班長,后來做共青團干事,紅軍學院的通信員,再后來就跟著部隊一路北上,參加了長征。
十幾歲的娃,第一次上靶場,槍比人沉,打完一梭子子彈直接被震得摔倒。
可誰也沒笑他,他咬著牙站起來,把槍抱得比誰都緊。
那時候,劉伯承看他講話有條理,拉他當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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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臉慌張,說:“我行嗎?”劉伯承說:“你謙虛,這就夠了。”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劉西元已經是八路軍115師的一名指導員。
平型關戰斗,他帶著三營冒雨連夜趕路,天剛亮就埋伏就位。
日軍輜重隊一進伏擊圈,火力一開,就是一場硬仗。
他帶著人沖上老爺廟,從山腳打到山頂,最后一腳把日本人趕下山去。
戰后數人頭,三營還在,他自己身上帶著血,臉上卻一點沒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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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城那仗也兇,他帶著人夜里摸進去,先清外圍,再燒車輛,打得敵人措手不及。
那之后,衛立煌被困,請求支援,劉西元帶一個連進了白爾溝,挖戰壕、布陣地,日軍八百人圍攻一天,硬是沒讓他們過去。
衛立煌望遠鏡里看見那連人還在,不說話了,回頭就送來一堆槍炮慰問。
抗美援朝那幾年,劉西元是38軍政委。
頭一仗打得不漂亮。
熙川那邊敵人露出破綻,他們沒敢追,怕是陷阱,結果讓敵人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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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發電痛批,揚言撤番號。38軍氣氛壓得喘不過氣,劉西元在會上站起來,說:“這仗沒打好,我和軍長都有責任。
下次,我們一定把38軍的臉面掙回來。”
說到做到。
第二次戰役,德川成了關鍵。
他主動請戰,說38軍能行。
韓先楚問他:“你確定?”他跟梁興初對視了一眼,說:“能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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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先派偵察部隊裝成南朝鮮軍,摸進敵后,挖情報、斷后路。
幾百里夜行,炸了橋,切斷敵人退路。
主力部隊一到,直接包圍。
德川是敵人的運輸樞紐,這一戰下來,繳俘、繳槍,敵人顧問看傻了,說沒想到對面能打得這么細致。
毛主席發賀電,人民日報寫報道,鄧華說38軍是“萬歲軍”。
劉西元卻沒沾沾自喜,在黨委會上說:“沒有上級指揮,沒有兄弟部隊,我們沒法打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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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要警惕,別驕傲。”
后來,毛主席點名要見他,說:“你瘦了,去醫院看看。”劉西元站在門口,敬了個軍禮,臉紅得像個孩子。
1983年,他離休,待遇是正大軍區級。
可他沒閑著,家鄉建將軍園,他奔走捐款,聽說鎮里要建農貿市場,他掏了三千塊。
那年頭,三千塊不是小數目,他說:“老家人能吃上便宜菜,我這點算什么。”
老了以后,他住在干休所,每天看《新聞聯播》,聽彭德懷當年在朝鮮的動員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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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放大鏡、收音機,成了他身邊的三樣寶貝。
仙人掌放在陽臺上,上面寫著:“像上甘嶺戰士那樣,抗旱。”
2003年夏天,天氣悶熱,他忽然要穿上那套將軍服。
星星早退了色,變成淡黃。
他站在鏡子前,抬手敬禮。
當天心電圖拉成直線,收音機還在播《歌唱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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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會那天,禮堂里堆滿了花圈。
吉安縣送了一副用紅米做的,上面罩著玻璃,里面是一捧泥土。
哀樂一停,不知誰先唱起《過鴨綠江》,屋里人跟著哼起來,調子早跑了,歌詞也不齊。
骨灰回到吉安,天上下著細雨。
兒子在將軍園松下埋了一枚一級紅星勛章,不立碑,只放了一塊木板,刻著仨字:“一棵松”。
第二年,松樹冒出一堆新芽,園子里的人說,這棵比別的都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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