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度空前！為提高生育率，國家使出新的實質性大招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2025年是中國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年。

年初，育兒補貼制度全面實施，每孩每年3600元補貼直達家庭；年末，昨天（12月13日），全國醫療保障工作會議又傳來重磅消息：為積極適應人口發展戰略，推動生育保險發展，將根據醫保基金可承受能力，合理提升產前檢查醫療費用保障水平，力爭明年全國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分娩個人“無自付”。

這是國家在降低生育直接成本方面使出的一個新的實質性、力度空前的“大招”。

據新華社的消息，目前，吉林、江蘇、山東等7個省份已實現政策范圍內住院分娩醫療費用全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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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口發展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2024年，全國人口出生率已降至6.77‰，總和生育率約為1.1，不僅遠低于國際公認的2.1的人口更替水平，也低于1.5的“低生育率陷阱”警戒線。

更令人擔憂的是，2025年全年中國出生人口可能將首次跌破800萬大關。這一數字與2016年的1786萬峰值形成鮮明對比，意味著不到十年間，中國年出生人口將減少超過一半。

與生育率持續走低相伴隨的是婚育年齡的顯著推遲。2024年，全國平均初婚年齡已推遲至28.67歲，而2010年這一數字還為24.89歲，十年間推遲了近4歲。

在上海等一線城市，初婚年齡甚至突破30歲，出現了男性30.8歲、女性29.5歲的“晚婚標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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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范圍內分娩個人“無自付” 這一目標直指生育最直接、最剛性的醫療成本。

對許多中低收入家庭來說，分娩費用是生育過程中最直接的經濟負擔，新政從根本上降低了這一門檻。

政策呈現出從特惠到普惠的重大轉變。與之前地方探索多針對二孩、三孩不同，國家育兒補貼制度將一孩納入補貼范圍，實現了育兒補貼制度廣覆蓋。

此輪生育支持政策升級呈現多方面特點。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已達到2.55億人，而新政將進一步擴大保障范圍。國家醫保局將推動把靈活就業人員、農民工、新就業形態人員納入生育保險覆蓋范圍。

政策不僅關注經濟支持，還探索制定包括產前檢查項目在內的基本服務包，并將適宜的分娩鎮痛項目按程序納入基金支付范圍，落實完善輔助生殖技術項目醫保支付管理。

服務流程也得到顯著優化。2025年9月開始申領的育兒補貼制度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面向大范圍、普惠式、直接性向普通民眾發放的民生保障補貼。符合政策規定的家庭每年可為每個3周歲以下嬰幼兒申領3600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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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的分析來看，經濟壓力是影響年輕人生育決策的關鍵因素。大城市房價收入比是20:1，買一套房的首付常要花光“六個錢包”的錢。從幼兒園到大學本科，基礎教育支出平均是103.7萬元。如果加上課外培訓，費用會超過150萬元。

職場壓力同樣不容忽視。2024年，16到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高達18.8%。2025年大學畢業生會超過1222萬。北京的碩士博士畢業生比本科生還多3萬。很多高學歷的人只能去送外賣、開滴滴。

婚育觀念也在發生深刻變化。婚姻的“實用價值”大大降低，年輕人不用再為了生存而被迫結婚。調查顯示，57.9%的受訪者希望26-30歲結婚，僅有8.55%選擇21-25歲。

“結婚是為了幸福，不是為完成任務”的觀點在年輕群體中愈發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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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許多面臨低生育率挑戰的國家已經探索了數十年，其經驗教訓顯示，單一維度的經濟補貼往往效果有限，而綜合性、系統性的支持體系才能對生育率產生穩健且持久的積極影響。

北歐國家被視為典范，其成功關鍵在于“經濟支持、普惠服務、性別平等”的三維協同。它們不僅提供豐厚的育兒津貼與超長帶薪育兒假，更核心的是建立了高質量、可負擔的公共托育體系，并設立“父親專屬配額假”，強力推動家庭內部分工平等，從而顯著緩解了女性的職業與家庭矛盾。

對比之下，韓國雖然長期提供生育激勵，但生育率仍持續走低。其癥結在于政策未能撼動競爭激烈的職場文化、高昂的私立教育成本等結構性壓力，導致經濟補貼的積極效應被其他領域的沉重負擔所抵消。

德國的經歷則提供了另一重啟示：政策的穩定性至關重要。歷史上其輔助生殖報銷比例的驟降，曾直接導致相關治療數量腰斬，這說明政策的反復會嚴重挫傷公眾預期。

國際經驗清晰地指向一點：我國當前旨在降低直接成本、擴大保障范圍、發展服務的“組合拳”方向正確。真正的考驗在于能否將這些政策穩定、持續地落實，并推動職場文化、教育觀念等深層社會變革與之協同，最終構建一個鼓勵生育的友好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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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容回避的是，中國各地的人口出生情況存在明顯差異，政策實施面臨區域平衡的挑戰。

2024年數據顯示，出生率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區和華南地區，如西藏、寧夏、貴州、青海等地的人口出生率超過8‰。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東北三省（黑龍江、遼寧、吉林）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處于全國較低水平。這種“西高東低、南高北低”的人口結構凸顯了區域發展的不均衡性。

政策協同性也面臨考驗。生育支持涉及衛生健康、醫保、財政、教育、住房等多個部門，需要加強部門間協調配合。從結婚到生育再到養育、教育，不同部門、不同領域出臺的政策要形成合力，就需要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育齡女性基數銳減也是不容忽視的挑戰。數據顯示，20-35歲女性數量從2020年的1.3億預計將降至2035年的0.8億，2025年適育群體規模同比縮減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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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關人士建議，抓住2025-2035黃金窗口期，推行生育激勵政策。鑒于目前鼓勵城市人口生育措施的收效低于預期，建議在全國（包括農村地區）推行更多樣、更大力度的激勵政策。

降低法定結婚年齡也是可能方向。目前，中國男22歲、女20歲的法定結婚年齡，是計劃生育時代的產物。中國的法定婚齡為世界最高，國際上普遍的法定婚齡不超過18歲。建議將法定婚齡調至18歲，以提高生育人口基數。

加大教育投入，提升人口素質和生育意愿同樣關鍵。在人口下降的趨勢下，只有通過全員生產率的提高才能保持經濟總量、國民收入的增長。建議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制造更多的優質教育資源，讓優質教育資源向二、三、四胎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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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全球，到2025年元旦，全球人口總數已超過80.92億，過去一年增加了7100多萬人。全球人口增長呈現不均衡態勢，非洲大陸的人口增長尤其強勁。

未來幾十年，中國人口結構將重新定義從消費市場到養老模式的各個方面。那些出生在2025年的孩子們，將在一個人口結構截然不同的世界中成長。

政策大招之后，更需要一套深度協同的“組合拳”，從經濟支持到服務供給，從職場文化到社會觀念，共同構建一個讓人真正“敢生愿生”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