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為浙江大學的閔超在26歲獲得博士生導師身份引起廣泛討論,但是網友在討論的時候談及了馬列這個學科的討論,在這里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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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非常反直覺的現象:最重視思政教育的,恰恰是工科大專家
在大學里待久了,你會慢慢發現一些與輿論完全相反的現實。
比如這一條——
最重視思政教育的,往往不是文科,而是工科;
其次是理科;
而且越是成就高、見過“大場面”的工科專家,對思政問題越敏感、越認真。
這不是統計數據,是我作為一名并不年輕的大學老師,反復在現實中印證過的感受。
一場飯局里的“反直覺時刻”
有一次喝酒,桌上坐的都是各個學科的大專家:
文科、理科、工科,一個不缺。
聊著聊著,不知怎么就聊到了思政教育。
反應最冷淡的,是文科教授。
有人直言不諱:“專業才是根本,思想教育太虛。”
理科教授開始變得嚴肅起來。
他們不反對,但強調“要講方式方法”。
真正態度最堅決的,反而是工科的大專家。
而且他們給出的理由,讓人幾乎無法反駁。
工科專家的一段話,點破了問題本質
一位工科老專家說了一段讓我至今印象深刻的話:
“工科,本質上是整個社會的工具;
理科,是提升工具效率的學科;
真正決定社會往哪走的,是人的價值觀。”
他頓了頓,又補了一句:
“工具本身不判斷方向,
方向一旦錯了,工具越先進,后果越嚴重。”
這句話一下子讓整個桌子安靜了。
為什么越是頂級工科專家,越警惕‘思想失控’?
因為他們太清楚一件事:
技術從來不是中性的。
- 核技術可以發電,也可以毀滅城市
- AI可以提升效率,也可以操縱社會
- 工程可以造福民生,也可以制造系統性風險
技術只負責“能不能”,不負責“該不該”。
而“該不該”,恰恰不在技術體系里,而在思想體系里。
越是站在技術前沿的人,越知道一旦價值觀失控,后果不是“學術討論”,而是現實災難。
蘇聯的教訓:技術頂峰,思想坍塌
那位工科專家舉了一個例子:
“蘇聯解體前一天,它的理工實力依然可以毀滅整個世界。”
這不是夸張。
當時的蘇聯:
- 航天、軍工、核技術,世界頂尖
- 科研體系高度完備
- 工程能力極其強悍
但結果呢?
不是輸在技術,而是輸在思想認同和價值體系的崩塌。
社會失去共同目標,技術體系再強大,也只能原地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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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今天的美國:技術依然強,社會卻越來越撕裂
同樣的邏輯,也被用來解釋當下的美國。
美國現在:
- 理工科依然世界領先
- 科技企業創新不斷
- 工程體系依舊強大
但社會層面卻:
- 價值觀極度碎片化
- 身份政治撕裂社會
- 共識越來越難建立
技術沒有出問題,出問題的是社會的“方向系統”。
工科專家看得很清楚:
如果思想體系無法整合,技術越先進,社會治理難度越高。
為什么反而是部分文科,對思政最不以為然?
這是另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
一些文科教授往往認為:
- 思想問題是“自然形成的”
- 價值觀不該被“強調”
- 專業研究高于一切
但工科專家恰恰相反,他們見過太多:
- 系統失控
- 技術被濫用
- 工程決策背后的價值沖突
他們非常清楚:
“不談價值”,本身就是一種危險的價值立場。
思政不是“限制技術”,而是“為技術設定邊界”
工科專家真正擔心的,從來不是思政“壓制創新”。
他們擔心的是:
- 技術人員只問“怎么做”,不問“為了什么”
- 工程系統追求效率,卻無視社會后果
- 人才培養只有能力,沒有責任
在他們看來:
沒有價值觀約束的技術,不是中立,而是失控。
一個成熟社會,一定是“技術理性 + 價值理性”并行
這也是為什么,越成熟的工程師,越重視人的問題。
他們已經走過:
- 單純追求技術突破的階段
- 單純崇拜效率的階段
最終都會回到一個問題:
我們究竟要把這個社會,帶向哪里?
而這個問題,恰恰不是工科能單獨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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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牛,不是“技術至上”,而是“方向清醒”
所以,這個看似反直覺的現象,其實一點都不偶然:
- 工科最接近“改變現實”的力量
- 工科最清楚“失控”的代價
- 工科最明白“方向錯誤”的危險
正因為手里握著最鋒利的工具,他們才最清醒地意識到:
工具必須被正確的思想引導。
也正是在這一點上,
工科專家往往比任何人都更現實,也更謹慎。
這不是意識形態問題,
而是一個關乎文明走向的理性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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