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一邊與中方緩和關系、準備來華談判,一邊又把“涉軍”問題甩給ASML客戶潑臟水。9月份荷蘭政府援引七十多年前的老法,暫停了由中國投資控股的安世半導體的全球業(yè)務,并解雇了中國籍CEO。安世是中國在2019年收購后持續(xù)投入、還清債務、升級工藝的基礎芯片廠商,向荷蘭納稅1.3億歐元,本應是雙贏。荷蘭則以國家安全為由一刀切。
中國隨即開始對安世在中國生產的元器件出口實施管制,荷蘭經濟大臣卡雷曼斯在聽證會上表示“措手不及”。之后雙方進行了多輪溝通,氣氛逐漸緩和,荷方打算派團來華;此時荷蘭電視節(jié)目又爆出ASML客戶中有至少一家與中國軍方有關,輿論嘩然。ASML表示無法證實相關銷售合規(guī)、有許可、不在管控范圍之內,但是模糊的指責還是造成了信任缺口。
把特朗普給歐洲扔出的“誘餌”以及這件事情放在一起看的話,荷蘭就顯得是在討好美國:用對華態(tài)度來換一份政治表態(tài)。但是這份表態(tài)是否值得ASML全年近三成、約800億人民幣的中國市場?這部分收入將變成荷蘭的稅收、就業(yè)和福利,合作本來就是雙贏——中國用設備來促進產業(yè)升級,荷蘭穩(wěn)定經濟。ASML在中國市場的客戶占到光刻機銷售的近三分之一,失去這塊市場,不僅影響營收,還會波及科研投入以及產品更新?lián)Q代。
安世案中,荷蘭的底氣主要來自美國,但是“美國優(yōu)先”曾經給歐洲帶來過代價;關稅、退群、撕協(xié)議的后果由歐洲人自己承擔。芯片出口管制嚴重打擊了英偉達等美國企業(yè),對華銷售一度從高位跌到接近于零,自家企業(yè)都難以承受,又如何能指望它為荷蘭兜底?這類政策的不確定性和副作用,并不能給荷蘭帶來真正的“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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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不用說歐盟對這種做法的不滿,德國、法國與中國之間的經貿關系密切,供應鏈也會受到沖擊。法媒已經提醒過,這樣做只會讓歐盟的無力感在全世界擴大,影響不會只停留在荷蘭。由于缺乏統(tǒng)一的對外和產業(yè)政策,在單點冒進的時候很容易把風險傳導出去,影響整個行業(yè)的發(fā)展,伙伴之間的猜疑也會變大。
對于ASML來說,失去中國的大客戶首先會給企業(yè)帶來寒意;股價對中國的消息非常敏感,稍有風吹草動就會引起股價的劇烈波動,最后在宏觀上拉低荷蘭的增長曲線,加大財政負擔。這些成本又該由誰來承擔?推動安世風波并在對華問題上露頭的是看守政府的經濟大臣卡雷曼斯,他出身地方官,聯(lián)合政府解散后臨時上任,國家級產業(yè)政策經驗不足,卻在選舉季大張旗鼓地出手,顯然有“刷臉”的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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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進一步的是,荷蘭對中國創(chuàng)新的速度估計不足。在外部的限制下,中國的集成電路產量仍然增長了大約8%,出口增長了大約20%,先進封裝、測試設備等領域也不斷的取得突破。技術封鎖常常迫使對手走上自立之路。市場的耐心是有限的,而信任又是稀缺的資源;一旦斷裂,重建的周期和代價都很大。ASML的800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中國企業(yè)用真金白銀換來的合作成果;關系緩和也不是恩賜,而是在挑戰(zhàn)中磨合出來的默契。
更尷尬的是,節(jié)目爆料沒有足夠的可驗證事實支撐,ASML也表示不能證實并且銷售合規(guī)。有許可并且不在管控范圍內,至少要說明現(xiàn)在的指控站不住腳。用未坐實的事來影響重要的客戶國,只會加大信任的缺口,留下刻板印象,之后再澄清也很難扭轉局面。中方的路子很穩(wěn),可以談就談,可以反制就反制;合作要講規(guī)則、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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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雙方其實更像是一場對全球化的本質規(guī)律進行檢驗的過程:檢驗的是哪一方能從政治和經濟的交匯處做出正確的判斷。特朗普畫餅有多大,歐洲自有標準;荷蘭是否愿意做“樣板間”,由選民來定奪。但是錯過了時機,失去的就不僅僅是訂單,而是那個時代里難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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