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職即政權？北宋太后執政 11 年的合法性

母職即政權：

劉太后垂簾聽政的合法性

文 | 劉廣豐

劉太后垂簾聽政的現實合法性來自真宗的遺詔，而這種合法性的根本，則源于她與仁宗的母子關系，“家天下”的觀念與儒家的孝道觀，實為劉后主政的理論依據；前代后妃母憑子貴，得以干預朝政，實質是母子關系的政治體現，而這種體現之于劉太后及其所處的宋代，又因政治與社會環境不同而有所變化。劉太后本人亦深知母子關系的政治價值，故對年幼之仁宗既保護、教育，又加以控制，使自己的既得權力得以鞏固。

中國古代婦女在家庭中乃處于從屬地位，董仲舒云:

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取諸陰陽之道。君為陽，臣為陰；父為陽，子為陰；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義。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陰兼功于陽，地兼功于天。

其后，儒家理論亦由此演變出包括“夫為妻綱”在內之三綱五常法則。后妃之于皇帝，既是臣，又是妻，故只能從屬于皇帝，以皇帝為綱。

劉皇后畫像

而在董仲舒以前，《周易·家人卦》已規定了男女的家庭分工:“ 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況之古代朝廷，皇帝乃天下之君，故當在外廷主理朝政；而皇后則為六宮之主，處理后宮事務，亦即皇帝家事。后妃若超越“內”之界限，干預朝政，則被視為“牝雞司晨”，故歷代朝臣士大夫者，多數反對后妃主政，更極端如王夫之所言，“母后臨朝，未有不亂者也”。

幼主即位非自宋始，前代例子甚多，其所由之路，亦未必以太后輔政，如周公之輔成王，即大臣輔政的成功典例，故歷代大臣于幼主即位之時，亦多不主張后妃輔政。《后漢書》作者云:“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而漢武帝及北魏太祖，更開“立其子而殺其母”之例。

故至宋真宗末年，以寇準為首之士大夫，明知幼主即位勢在必行，其所爭者，乃以大臣輔政，免除“女禍”之患，他們“并非真正希望依靠未成年的太子乃至天子的明斷能力，而不過是希望在此旗幟下，為外朝士大夫爭取更大的執政空間，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秩序”。

然而，在前代歷史中，以母后臨朝，輔助幼主者，亦大有人在。據《史記》記載:“（秦）昭王少，宣太后自治。”此乃中國母后臨朝之始。 其后，自漢至唐，后妃臨朝聽政之事不斷，如北魏者，雖太祖傳有立子殺母之制，然亦無礙文明太后馮氏預政。此種種現象的出現，其實與中國古代“家天下”之觀念有關。

自秦以降，皇帝專制日盛，所謂國事，實被看作一家一姓之事。 何者為外，何者為內，很難從理論上區分清楚。皇后作為皇帝之妻，而太后作為皇帝之母，對于家事有所預聞，亦是情理之中，故她們無論愿意與否，都必然與政治有所聯系，只是或多或少的區別。

尤其后者，誠如張星久先生所言:“對子女來說，父母給之以生命，撫之以親情，教之以知識和技能，他們都是人生最初的導師與尊長；父母的權威是人類最原初、最天然的權威，遠比后世的政治權威更深沉、更久遠、更牢固、更自然。無論皇帝被怎樣地神化，到底也是有性繁殖，是人類所生，父母所養，也不可能絕對超越人類這種最原初的秩序與權威。更何況我們的文化最講孝道，我們的帝國又素重倫理治國。因此，在傳統的孝道思想支配下，身為人子的君主在父親死后尊重和秉承母后的意志，身為臣子的官員尊重母后對國事(同時也是‘家事’)的發言權，于情于理也可以說得過去，從而為母權提供了道義上的合法性，為母后干政打開了一個缺口。”

母子關系本為人類最基本、最平常的關系之一，母撫子以愛，子事母以孝，乃中國傳統家庭倫理之常情。但把此種平常關系況之帝王之家，則另有含義:母撫子以愛，包括保護、教育兒子，使之成才，若丈夫不在，則應幫助兒子主持家務；于帝王之家而言，先帝已然離世，輔助年幼兒子處理國事，實屬母愛，亦為母親責任，真宗遺詔所謂“保茲皇緒，屬于母儀”，正揭示出此點。子事母以孝，意味著兒子對母親的尊重與順從；而皇帝對母親的順從，不但體現在家事，更體現在國事之上，況若君主年幼，于母后之決策，亦只有順從。故儒家的孝道理念，實為后妃作為母親干預政事的理論基礎，而母子關系則是母后臨朝聽政的倫理基礎，此亦即母子關系的政治價值所在。

電視劇《清平樂》劇照截圖

天禧四年（1020），寇準與李迪先后被貶出朝，王曾看到政治形勢不利于太子，于是借錢惟演之口，向劉皇后傳達了一番話:

太子幼，非中宮不立，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

王曾所論及者，正是這種母子關系的政治價值，其短短百言，已包含對前代歷史、宋代政治環境及當時形勢的分析。“太子幼，非中宮不立”，此乃當時形勢的實情。當時真宗久病，一部分皇權已旁落劉皇后之手，女主預政已成事實。

張星久先生言:“女后或外戚掌握最高統治權既然沒有君主本人當權那樣具有合法性，遇到的阻力或反對力量必然會更大，當然就會傾向于更多地訴諸暴力鎮壓，更多地采取一些非程序化的、秘密的手段，從而使他們的統治表現出更加突出的殘酷性與陰謀性。”

此種現象在前代屢見不鮮，離宋代不遠的唐代，即有武后以母親身份，兩度廢黜皇帝，繼而自立，當中采用的流血暴力手段甚多。就宋真宗末年而言，王曾說此話之時，寇準與李迪均因保扶太子，得罪于劉皇后而被罷相遠貶，周懷政更因此喪命。

故王曾能敏銳看到，若強烈反對劉皇后預政，必欲除之而后快，自己的結果或更甚于寇準、李迪。若劉皇后不以母子之情為念——況劉皇后的確不是仁宗生母——廢太子而立其他皇室子弟，則仁宗性命堪虞，而朝廷亦必發生大規模暴力流血事件，宋朝即使不因此被顛覆，趙宋皇室亦會元氣大傷，故對劉皇后的權力以限制而不以反對為主，實為當時最有利于太子及趙氏皇族的選擇。

“中宮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其實是更進一步向劉皇后表明母子關系的重要性。仁宗雖非皇后所生，而皇后卻在他出生后立即認作自己的兒子，原因前文已述，乃真宗欲為劉氏立后創造條件。

劉氏在成為皇后之前，即有倚重皇儲之勢。宋代政治環境亦與前代不同，世家大族的勢力，遭五代亂離，已被消滅殆盡。宋代從太宗起，重用文臣，至真宗末年，經兩朝經營，已建立起一套系統的適于皇帝實施專制統治的文官制度。朝廷上與皇帝共商朝政的，不再是公卿大族，而是通過科舉進入官場的文人士大夫。換言之，朝廷內外不論何人，均已無家族勢力可依，皇后亦不例外。

就劉氏而言，她出身寒微，本家家族之人，從未見記于史，其所謂外戚者，只是從前之龔美、現在之劉美的家族，但亦不成氣候。

而宋真宗末年，宦官尚未能如北宋末年之童貫等人，可左右朝政，故劉皇后欲依靠宦官統治朝廷，亦不可能，且以劉后之智，對宦官亦不可能信任。故劉后所能真正賴之管理朝政者，唯士大夫也。而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其心所向者，唯皇帝而已，縱然皇帝年幼，太后輔政，乃代為行使最高權力的權宜之計；若太后越過皇帝單獨行使最高權力，則被士大夫們視為非法。

故王曾乃清楚向劉皇后表明，若皇后要繼續保持現狀，行使皇權，則必須以母親的身份保護幼主，并代為執政，如果廢太子而另立他人，或效法武后自立為帝，則朝中人心離散，劉氏家族在朝中勢力又無法與漢之呂氏、唐之武氏相比，必遭滅亡。 故王曾最后說:“后厚于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實欲告訴劉皇后母與子在政治中的互動和辯證關系，使其能夠做到母慈子孝，從而使真、仁兩朝順利過渡。事實證明，這種勸諭深為劉皇后接受，以至“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效果優于寇準與李迪的激烈抵抗。

劉太后雖然不是仁宗生母，但作為養母，她不但盡了母親的責任，而且母代父職，替真宗嚴格管教仁宗。她在仁宗的生活、學業、道德觀和價值觀的培養上克盡己能，即便是后來認為她過分干政的士大夫們，對此亦充分肯定。

誠如司馬光認為:“章獻明肅皇太后保護圣躬，綱紀四方，進賢退奸，鎮撫中外，于趙氏實有大功。”這其實也是當時士大夫的普遍看法。

天禧末年，以寇準為首的“太子黨”跟以丁謂為首的“皇后黨”引發的大規模政治爭斗，其實質乃真宗死后最高權力如何行使的爭論。

在這次爭斗中，太子黨的寇準與李迪，以及他們的支持者大多被貶出朝，皇后黨似乎獲得勝利。 但王曾的一席話，向劉后揭示出母子關系的政治價值所在，終成功使劉后認清當時形勢，并以保扶仁宗為己任。

真宗崩后，劉后通過宣布真宗遺命得以垂簾聽政，丁謂卻欲隔斷內外獨自掌權，劉后借助王曾之力將之鏟除，并與朝臣厘定了一系列垂簾聽政的儀式。至此，劉后終于能夠掌握控制年幼的仁宗，她垂簾聽政，在事實上得到眾大臣的承認，且在當時亦具有合法性。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在今后的十一年中，女主垂簾政治該如何運行? 劉太后與朝臣們的關系如何? 他們之間如何合作，又如何博弈? 劉太后與逐漸年長的仁宗又如何分配權力? 這一系列問題，均是當時士大夫需要探索解答的；而這些問題，亦構成仁宗初年之政治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