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7日午后,德州專署刑場外圍擠滿了聞訊而來的群眾。劊子手并未先動手,而是讓宣判書高聲誦讀,罪名明確指向一個名字——邢仁甫。就在槍聲響起的兩個月前,北京前門也上演過一場不動聲色的“抓捕秀”,主角正是邢仁甫的死黨潘特。
把鏡頭往前推回6月2日,肖華的吉普車塞在前門大柵欄熙熙攘攘的人流里。車速慢得像蝸牛,他隨意朝路邊掃了一眼,隨即心頭一緊——那個臟兮兮攤販的側臉仿佛刻在記憶里。車剛停穩(wěn),他已跳下去,低聲喝道:“潘特,別裝了!”短短一句話,讓賣煙人腿一軟跪倒當街。圍觀者不明所以,只見士兵迅速將人押上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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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肖華能在人海中精準鎖定目標?答案要從1943年的雨夜說起。那年6月30日,新海縣大趙村籠罩細雨。冀魯邊軍區(qū)正在召開偵察通信會議,主持人黃驊副司令員剛聽偵察股匯報,屋門忽然被推開,周云峰端著帽檐往里探頭,隨口問了句“邢司令有電報嗎”。不到三秒,穿蓑衣的數名黑影闖進屋內,槍聲夾雜雨點,黃驊連同四位干部當場中彈。警衛(wèi)員扔出唯一的手榴彈炸退兇徒,卻沒能挽回黃驊的性命。
冀魯邊區(qū)很快鎖定兩條線索:行兇主力是手槍隊長馮冠奎,幕后疑云指向司令員邢仁甫。這位“草頭王”出身的指揮官與黃驊素有嫌隙,三次暗殺未遂后終于借刀成功。毛澤東收到報告,用電文寫下“此案非同一般,務必徹查”八個字。自此,馮、邢二人被通緝,馮冠奎負傷潛逃沿海,邢仁甫則死守望子島,自建“后方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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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獨立團團長馮鼎平暗中遞交一份密電:“邢司令欲叛,語曰‘干部頂牛,先崩了再說’。”山東分局得到情報,命劉其人星夜趕赴墾區(qū),連夜布置四道封鎖線,只求不流一滴無謂的血。計劃原本順利,卻被特務王愛芝空中三槍示警,邢仁甫趁亂裸足逃進高粱地,之后混入天津租界,先給日軍遞投名狀,又打國民黨牌,官帽雖換來換去,命運已寫下句點。
1948年冬,平津局面對解放大勢,邢仁甫南竄北躲;潘特則識趣先行脫隊,藏在北平城靠賣煙糊口,自以為天衣無縫。然而肖華對冀魯干部的面孔熟得很——當年挺進縱隊開會,潘特就在對面桌上記筆記。眼神這一對,身份露餡。潘特被押往山東,很快在德州同案人一起受審,所有供詞全指向“主謀邢仁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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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天津解放,邢仁甫逃不出搜捕網,被地下交通員堵在法租界一棟舊倉庫。搜身時只翻出一本日記,上寫“若事敗,轉赴香港,伺機再起”,可惜已經晚了。他被解往濟南,案卷摞起半米高,軍統、日偽、暗殺、拉兵——條條都夠判重罪。判決書送達當日,他僅提出一個要求:“給我一支煙。”看守冷聲回答:“黃驊將軍沒抽完這根,你也配?”簡單一句,把他的求饒堵回喉嚨。
與此同時,早在1945年就因反復橫跳被日偽槍決的馮冠奎,尸骨無存。另一名打手陳二虎想投靠張子良,剛進城門便被機槍掃成篩子。叛徒的結局,大抵如此。
人們或許更關心黃驊的來路。1911年生于湖北陽新貧苦農家,15歲投身農運,18歲入黨,二萬五千里長征他走過雪山草地,流盡汗也流過血。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后,他在晉西、冀魯邊區(qū)組織游擊隊,從幾支散兵擴編到數千人的鐵軍。戰(zhàn)功累累,卻死于同袍黑槍,這正是組織必須徹底清算邢仁甫一伙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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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春,冀魯邊軍區(qū)為黃驊立碑,新海縣大趙村重新勘定遇害舊址。碑文中一句話簡潔——“為公捐軀”。再往后幾十年,潘特那天在前門跪倒的場景偶有人提起,常有人搖頭感慨:僥幸活下來的人,終究躲不過歷史的賬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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