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監獄，我遇到了一個入獄七次犯人，58歲的他，35年在獄中度過！

1997年10月中旬，我和其他五十多名新犯，被分到九監區服刑，其實，說是監獄，倒不如說它是一個工廠，那里有紙箱廠、五金廠、針織廠和錫箔紙廠。

而我被安排到了針織廠，學習搖橫機，主要做外貿產品的羊毛衫。

由于監區剛成立沒幾年，在工作現場，指導各工序的師傅都是外面的人，他們是監獄聘請的人員。

外來師傅在監獄工作，也有明文的規定，他們不能替犯人傳遞任何口信，不能為犯人購買任何物品，也禁止交談除了產品之外的任何內容。

每天早上七點鐘出工，由犯人喊著口令前往，當時我們分監區有近三百人。

當時監獄的訂單很多，經常要加班加點，我所在的監區效益不錯，伙食總體感覺還是不錯的，頓頓都有葷有素，搭配的比較好。

早餐在監區里吃，午飯在廠區用餐，由負責生活管理的犯人拉飯菜過去，到時分配到各組，然后小組再安排人為其他人打飯菜，有些條件好的犯人，也會購買牛肉、魚罐頭、牛肉醬、火腿腸，大多和自己關系好的犯人一起分享。

不加班的日子，吃過晚飯后，先是組長對一天的勞動情況進行總結，然后組織本組的組員學習，大概加起來一個小時左右的樣子，然后大家自由活動，有看電視的，有打乒乓球的，有下棋的，也有洗衣服的，也有閑聊的……

刑期短的犯人或即將刑滿釋放的犯人，都在規劃著自己出獄后的生活，每個人想得都挺樂觀，但殊不知與社會脫節數年，外面的變化已經超乎想象了。

在我入伍第五個月的時候，那天新分下來一批犯人，我幫忙給評議組長進行登記，發現一個姓倪的犯人，他是土生土長的杭州人，竟然是第七次入獄，他當時是因打架斗毆致人重傷，被判刑九年。

我看了下他的履歷，他從18歲就開始服刑，后來都是剛出監獄不久，就再次被抓，但每次判刑的時間都不太長，基本都是五六年居多，他的罪刑，基本都是和打架斗毆相關。

再看看他本人，個子不高一米七，紋身遍布全身，飽滿的胸肌在衣衫下若隱若現，散發著健康與力量，不過給人的卻是一種“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感覺。

我粗略地計算了一下，當年58歲的他，已經有35年在獄中度過，或許他已經習慣了監獄的生活，他大大咧咧地和我們打著招呼，好像很熟悉的樣子。

后來我和他一次交流時他告訴我，由于他反反復復地坐牢，家人都和他斷絕了關系，盡管他是杭州人，但和外省的“三無犯”（無通信、無會見、無匯款）一樣，沒有人會見。

由于該犯人已經58歲，在監獄里，這個年齡已經屬于老年犯了，因此，他被安排在老年組，平時從事錫箔紙制作。

在當時，不同的分工，考核也是不同的，而考核決定了將來的減刑幅度。

在監獄的犯人，每個人都想著早點出去獲得自由，因此都很努力。

但犯人要想獲得減刑，考核分數要達到240分才有資格，但對絕大多數犯人而言，至少要兩年的時間才能夠達到這個分數。

我記得當時減刑考核主要涉及五個方面的內容，其中包括生產勞動、遵守監規、個人衛生、三課學習、宣傳報道等等。正常情況下，如果一個犯人沒有違規，如果表現可以，一般一個月能拿到10—15分之間，表現特別出色的則另當別論。

監獄的生活，每天都是重復著上一天的日子，有些刑期長且有想法的人，就會想辦法多學一點東西，譬如我組的一個安徽歙縣籍的犯人，他高中畢業，他就自動報考了大專自學考試，平時有空的時候，一個人躲在監舍的角落里看書。

小組還有一個犯人，入獄前喜歡炒股，也不知他從哪里弄來的關于炒股的書籍，每天研究股票的趨勢。

而我因為喜歡寫作，我則報名參加了分監區的報道員，這件事也給我帶來了豐厚的回報，后來我的稿件多次被《監獄報》和《浙江新生報》刊用，后來監獄管教員讓我脫產，不再參加一線的生產勞動，專職做報道組長和三課組長。

當時，寫作賺取分數還是很容易的，分監區墻報上發表一篇獎勵0.5分，在《監獄報》發表獎勵1分，《浙江新生報》發表一篇獎勵2分，墻報是每周一期，《監獄報》和《浙江新生報》屬于周刊，我那時幾乎每周在報刊上都有文章發表，幾乎每月的宣傳報道分都在15分以上，其中我一個月最多的一次考核總分竟然達到了29分。

正因為這樣，我第一次減刑11個月，僅僅入獄一年多的時間，這讓很多犯人羨慕不已。

監獄禁錮了人的自由，讓人對外面的一切都充滿了向往，服刑改造也并非一無是處，他對真的愿意洗心革面的人來說，也是一個重新塑造自己的地方。

在監獄，大多數犯人都能夠學到一技之長，這樣他們刑滿釋放之后來到社會，也非常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工作，盡快地適應了社會的發展，從而減少重新犯罪的發生。

我本人也是經過監獄生活的洗禮，使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里面的所學的內容，讓我后來受益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