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度戰略清醒構建數字安全

郭永良
12月14日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指出個人日常“數字足跡”如果不加留意，存在被境外勢力利用于策反、威脅基礎設施或操控輿論的風險，呼吁公眾增強數據安全意識。在數字時代，由個體數字足跡匯聚而成的數據洪流，正深刻重塑國家安全的邊界與內涵。如今，數字安全已超越技術范疇，演變為一個兼具復雜性和緊迫性、需從戰略高度進行把握的安全命題。

要充分認識到數字安全的復雜性。作為一種打破了傳統安全的物理邊界但又廣泛存在的安全領域，數字安全面臨非傳統、系統性的復雜挑戰。其一，數字技術的泛在滲透與數據的流動性、可聚合性，催生了獨特的風險生成路徑。單個的數字足跡看似無害，但通過大數據算法模型能夠精準還原國家戰略要地態勢、社會經濟運行脈絡等敏感圖景。這一過程具有極強的隱蔽性與衍生性，使得傳統的個體隱私問題，迅速升維為關乎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風險。

其二，數字空間已成為大國戰略競爭的“第五維戰場”，其博弈呈現鮮明的陣營化趨勢。部分技術先發國家憑借其技術和規則優勢，推行“數據霸權”，通過制定排他性規則、強制數據本地化、實施“長臂管轄”等政治化手段，構建從技術霸權到規則霸權再到安全霸權的傳導鏈條，將技術標準、數據流動、平臺治理等技術議題高度安全化與意識形態化。

其三，全球數字治理體系處于規則重塑的關鍵期，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在數據主權、安全治理、隱私保護等方面理念與規則差異顯著，導致全球規則體系呈現碎片化格局。如今，中國正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在科技、軍事和經濟等領域的跨國跨區域合作日益增多，在一些涉及數字交換或技術傳遞的場景中，需要考慮各國安全防護水平參差不齊、跨境協同防御難度大的客觀因素，這進一步放大了數字安全治理的復雜性。

當前數字安全保護具有突出緊迫性。全球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正推動治理規則進入戰略機遇期，而規則制定權直接關系到未來數字空間的主導權與發展主動權。我國通過提出《全球數據跨境流動合作倡議》、推動聯合國通過加強人工智能能力建設國際合作決議等，積極貢獻“中國方案”，但部分國家正加緊通過雙邊及小多邊機制推廣其排他性規則體系。若不能在此關鍵時期構建起既保障安全又促進開放、且具有國際吸引力的規則體系與安全框架，將可能錯失引領未來數字秩序的戰略機遇，影響國家長期發展權益。

我國已建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數據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等為基石的數字安全法律框架，但仍不能忽視快速演進的威脅形態。在高端芯片、核心工業軟件、底層操作系統等領域，需要加強跨境數據流動的精細化管理、涉外法治能力建設等仍需加速推進。跨部門、跨區域、跨行業的信息共享與應急協同機制尚不健全，難以有效應對高級別持續性威脅等跨境復合型攻擊。

面對數字安全的復雜性與緊迫性，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同時，推動全球數字治理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核心技術是數字安全之基，必須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聚焦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實現自主可控和韌性安全，強化創新與防護的“硬實力”。同時，積極參與并引領國際數字規則制定，反對數據霸權與數字保護主義，拓展數字安全與發展的“朋友圈”。還應加強全民數字素養與安全意識教育，構建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公眾多元共治的社會防線，形成“守護數字足跡人人有責”的社會合力。

?數字技術演進無止，安全挑戰時刻變化。其復雜性要求我們必須具備系統思維，緊迫性要求我們必須只爭朝夕。應以高度的戰略清醒與歷史主動，加快構建與數字時代發展趨勢相匹配的國家數字安全體系，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數字安全保障。（作者是中國人民警察大學涉外安保學院副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