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資訊 | “十五五”時期的發展更具包容性和共享性

自《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發布以來，2026—2030年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走向受到國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近日，本報記者邀請多國專家學者，聚焦產業升級、科技創新、生態環境保護、民生保障和高水平對外開放等關鍵領域，深入解讀“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藍圖，并前瞻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合作共贏的廣闊前景。

五年規劃展現政策連貫性

對于中國為何能實現長達數十年的穩定發展，部分國際觀察人士將答案指向了中國獨特的規劃體系。他們認為，五年規劃所展現的政策連貫性，是中國創造發展奇跡、夯實民族復興根基的關鍵所在。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政治與社會科學系國際關系中心教授瑪蓮（Mariana Escalante）認為，與許多受短期政治周期困擾的經濟體不同，中國以五年規劃為框架的發展體系自20世紀50年代延續至今，始終展現出連貫性、延續性與穩定性三大特質。她認為，該體系的核心優勢在于能夠將廣泛的社會共識有效轉化為持續的行動力。

瑪蓮進一步表示，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長期視野，通過清晰的目標設定與高效的執行機制持續改善人民福祉。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的核心推動力量，其集體領導體制融入了民族復興、國家發展與政府治理同頻共振的敘事。“務實作風、制度化治理、民族自豪感以及民生改善的實際成效，共同構筑了公眾對政府的高度信任。正是這些要素推動中國在發展道路上展現出持久的戰略定力與政策穩定性。”

在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B. R. Deepak）看來，五年規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五年規劃始終作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基石，貫穿于國家發展的各個階段，展現出顯著的戰略前瞻性、統籌協調能力與連貫執行力。

狄伯杰闡述道，五年規劃最大的優勢在于實現了長期愿景與動態調整的結合。“每一個五年規劃都承前啟后，積極適應國內外新形勢。這種演進中的連續性體現了中國對城鎮化、數字化、綠色轉型等結構性趨勢的戰略預判。”此外，中國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還擅長整合中央與地方力量，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與區域發展統一于國家戰略框架內。從試點機制、精準扶貧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系列舉措確保了改革的有序、高效推進。加之制度穩定性、數據化評估的共同作用，使長期目標轉化為可量化的實際進展。這種愿景、協調與執行的緊密結合，助力中國經濟實現持續快速增長、數億人口脫貧，推動經濟向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階段轉型。

抓住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

“十五五”時期的發展成效將直接決定中國能否在2035年順利完成多項關鍵目標：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國防實力、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一全面轉型不僅關乎中國自身，也將對國際秩序演變產生深遠影響。

埃及貝尼蘇韋夫大學政治學副教授娜迪婭·希勒米（Nadia Helmy）告訴記者，《建議》將“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列為重點，現代化產業體系被視為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物質技術基礎。她認為，這釋放出中國旨在強化國內經濟循環的韌性與自主性，并以此重塑全球價值鏈、夯實長期競爭根基的明確信號。在此指引下，中國將在“十五五”時期通過產業升級與前沿科技布局，系統性提升經濟抗風險能力與發展動能。

瑪蓮進一步闡述了“十五五”時期中國產業的發展路徑。她表示，其核心在于推動科技創新與產業升級緊密結合，使自主創新成為支撐經濟增長與國家安全的兩大支柱。具體來看，一方面，傳統制造業（如礦業、冶金、化工、機械等）將完成一場系統性的提質革命，在全球分工中占據更有利位置；另一方面，通過聚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經濟等產業集群開辟新賽道。與此同時，中國已在量子科技、腦機接口、聚變能等決定未來的前沿領域進行了布局，加快將前沿科技轉化為顛覆性的新質生產力。

希勒米預測，未來五年中國多個產業將實現規模躍升，其新增體量相當于形成一個全新的先進技術板塊，能夠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持續動能。瑪蓮則指出，中國在人工智能、半導體、清潔能源、電動汽車等領域已取得顯著突破，并正致力于攻克高端芯片等關鍵環節。中國重視關鍵自然資源的穩定供應，而全球南方國家在其中扮演著重要的戰略伙伴角色。

狄伯杰補充說，中國也通過技術合作回饋全球南方國家。從智慧鄉村建設到數字化公共服務，其本土化科技解決方案正推動多國合作項目落地，為面臨數字鴻溝的國家提供培訓、研究支持與技術轉移，助力其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委內瑞拉安第斯大學中國研究會與亞非中心研究員勞拉·托雷斯·德·伽維蒂亞（Laura Torres de Gavidia）對此深有同感。她表示，中國在全球知識協作中扮演著積極的“橋梁”角色，不僅廣泛吸納國際前沿科研資源，更主動搭建多樣化的學術合作平臺，以自身科技現代化的成果與經驗促進共同發展。

經濟發展與可持續性相協調

“十五五”時期，世界將見證中國這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如何系統性破解工業文明時代的經典難題——在持續的經濟增長與嚴格的生態保護之間，構建一種可持續的、互益的平衡。《建議》將高質量發展與生態可持續性都囊括在重要的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中，彰顯了可持續發展在現代化全局中的關鍵地位。在狄伯杰看來，對于任何關注未來全球治理、可持續發展與新興大國轉型的研究者而言，中國“十五五”時期的綠色實踐都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關鍵課題。

中國在保持快速發展與社會長期穩定的同時，取得了世界可見的生態保護成就，狄伯杰將其總結為“治理奇跡”。“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持續突破，以及在工業、交通與城市基礎設施方面推行的碳減排政策，共同構成了這場綠色變革的支柱。其中，電動汽車與節能技術的普及成為支撐‘雙碳’目標的關鍵動力。這一遠大目標所要求的深刻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一旦成功實現，其影響將遠超國界。它將在全球層面加速碳排放曲線的下行，降低清潔能源技術的成本，并有望重塑國際環境治理合作框架。”

狄伯杰表示，中國正將低碳目標深度融入產業升級，推進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全面綠色轉型，并且已經在綠色技術、電動交通等領域取得顯著進展。例如，新能源汽車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關鍵引擎——2024年，中國新能源汽車新車銷量達到汽車新車總銷量的40.9%，較2023年提高9.3個百分點。

盡管挑戰依然存在，但中國正將環境議程轉化為切實的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并視其為對全球可持續發展的貢獻。在能源結構層面，中國可再生能源裝機容量已突破13億千瓦，在全國總裝機容量中占比超過50%。同時，中國貢獻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持續領跑光伏與風電領域。狄伯杰相信，這場由產業、能源與社會生活共同驅動的綠色轉型，不僅將在“十五五”時期塑造一個更加美麗的中國，也必將對全球氣候治理、生態文明與可持續發展作出切實貢獻。

“十五五”時期，中國如何在推進科技與經濟現代化的同時通過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來提升民生福祉，尤其引發國際社會關注。托雷斯說：“這將讓世界更清晰地看到，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在現代化進程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使發展成果更廣泛、更公平地惠及全體人民。”瑪蓮表示，中國將在促進高質量充分就業、優化收入分配、完善住房供給、擴大優質教育和醫療資源、提升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等方面持續發力，讓民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增強，共同富裕的目標逐漸變為可感的現實。

塞爾維亞國際政治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一帶一路”地區研究中心主任卡塔琳娜·扎基奇（Katarina Zakic）從發展進程角度分析稱，中國在消除絕對貧困后，政策重心已轉向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并著眼于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等目標。“十五五”時期將成為觀察中國在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加大教育文化投入、促進精神文化繁榮等多方面協同推進的重要窗口。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之一，中國民生質量的持續提升本身即為全球發展作出了貢獻。保持高質量發展勢頭不僅對中國至關重要，也將推動世界經濟健康發展和人類整體進步。

高水平開放驅動全球南方新增長

站在歷史的新關口，各國共同面臨著發展與治理的雙重考驗。中國所推動的高水平對外開放，不僅是“十五五”時期自身發展的穩定器，更將成為激活全球南方、帶動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的關鍵動力。

《建議》明確提出，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拓展國際循環，以開放促改革促發展，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共同發展。狄伯杰分析稱，在這一方向指引下，中國將在“十五五”時期著力營造更開放、透明、創新的市場環境，為各國創造互利共贏的合作空間，助力發展中國家拓寬貿易、技術與投資渠道，推動南南合作走深走實。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及商務部官方統計，2023年，中非貿易額為2821億美元，中國與拉丁美洲貿易額超過5150億美元，中國與東盟貿易額達9117億美元，中國和南亞國家貿易額近2000億美元。

截至2025年，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已覆蓋全球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形成基礎設施、貿易、投資、產業互聯互通的合作網絡。在此背景下，《建議》進一步強調“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標志著合作重心正從“硬聯通”轉向綠色化、數字化、以人為本的“軟聯通”，為綠色經濟、人工智能、數字經濟、衛生健康、旅游、農業等領域開辟了新空間。在狄伯杰看來，這一轉型不僅契合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更為全球南方國家探索自主現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撐。

面對全球技術競爭的加劇，中國正深化南南合作，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技術轉移與產業鏈本地融入，避免形成新的技術依賴或結構不平等。瑪蓮觀察到，“中國在電動汽車、太陽能電池、高速鐵路、機器人等重點領域已接近或達到全球領先。僅以墨西哥為例，五年前中國汽車在當地市場幾乎不見蹤影，如今已約占新車銷量的9%”。

“誠然，全球南方國家若想實現真正均衡發展，不應只作為資源供應地或終端市場，而是需要提升自身談判能力，推動實質性技術轉移，發展能夠融入全球價值鏈的本土產業。”瑪蓮認為，《建議》提出的“開創合作共贏新局面”，意味著南南合作應著眼于構建自主生產能力，避免單向依賴，推動形成更加對稱、互利的合作關系——這也正是中國通過全球發展倡議等公共產品所倡導的路徑。

“‘十五五’時期中國的高水平對外開放，既是增強國內大循環的內生動力，也是構建全球互聯互通、推動穩定與繁榮的進步框架。”狄伯杰總結道，“中國推動的開放、可持續的合作，通過供應鏈多樣化與跨境創新增強了全球經濟韌性。這些實踐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相呼應，讓發展更具包容性和共享性。”

本報記者 劉雨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