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終于意識到自己孤立無援了嗎？｜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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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

近日，美國政府公布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作為美國傳統盟友的歐洲，在這份報告中卻罕見地成為“被點名對象”。報告指出，歐盟等跨國機構正在損害歐洲的政治自由和國家主權，認為歐洲官員對烏克蘭危機的解決“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甚至稱歐洲大陸正面臨“civilisational erasure（文明消亡）”的風險。

隨后，在接受美國《Politico》采訪時，特朗普進一步“補刀”，直言歐洲是一個“衰落的”國家集團，且正由“軟弱”的領導人掌舵。

美國報告發布后，德國總理默茨、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以及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先后表態，強調美國應尊重歐洲主權，并指出歐洲需要加快推進“戰略自主”布局。

12月5日，《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刊登了意大利戰略學者、阿法里國際學院院長娜塔麗·托奇（Nathalie Tocci）的文章。文章指出，歐洲長期誤判特朗普政府，以為只要容忍其反復無常的行為、維持跨大西洋象征性團結，就能確保自身安全；然而，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明確顯示，特朗普政府對歐洲的構想始終一致，即優先推進美俄關系，同時依賴歐洲內部的民族主義與極右翼力量瓦解歐洲一體化。

托奇強調，在俄烏戰爭和歐洲大陸安全問題上，歐洲事實上已深陷“被雙重夾擊”的局面：東有俄羅斯的帝國擴張，西有特朗普政府的戰略疏離。托奇認為，歐洲要避免在全球力量重組中淪為被動者，必須同時往兩個方向努力：在戰略目標上擺脫短視利益的束縛，以及在政治上展現真正的勇氣，以爭取時間建立自身的防務能力，并在必要時以策略性禮儀穩住特朗普政府。

娜塔麗·托奇（Nathalie Tocci）

阿法里國際學院院長、蒂賓根大學名譽教授、歐洲大學研究所兼職教授以及人類科學研究所研究員

歐洲人自欺欺人地認為，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雖然難以預測、反復無常，但最終是可以掌控的。這種想法令人感到莫名的安心，但卻大錯特錯。

從美國副總統J.D.萬斯二月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貶損歐洲的講話，到12月4日發布的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特朗普政府一直對歐洲懷有清晰、一貫的設想：優先處理對俄關系，同時在歐洲制造分裂與對立，而其中不少骯臟工作則由如今同時受到莫斯科和華盛頓支持的歐洲民族主義和極右翼勢力來執行。

報告稱，歐洲官員對烏克蘭危機的解決“抱有不切實際的期望”，特朗普政府時常發現與這些歐洲官員“意見相左”。圖源：白宮官網

歐洲早就該意識到，在俄烏戰爭和整個大陸的安全問題上，它實際上只能孤身應對。而最糟糕的是，如今它在兩面受敵：東邊是俄羅斯，西邊則是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

每當特朗普或其政府成員抨擊歐洲（包括烏克蘭）時，歐洲人總是強打笑臉、吞下怒火，還反過來極力討好白宮。他們以為這是個聰明策略：利用特朗普的混亂和虛榮，把他重新拉回跨大西洋體系。但每當特朗普把注意力轉向烏克蘭戰爭時，他無一例外地站在俄羅斯那一邊——從二月在橢圓形辦公室“設的局”來陷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到八月在阿拉斯加為普京鋪的紅地毯，再到那份顯然出自莫斯科之手、長達28點的“和平計劃”。

在每一次事件中，歐洲都默默承受，只顧著維持與華盛頓的聯系、搶救跨大西洋關系殘存的部分。歐洲人已經把臉伸給特朗普打了太多次，以至于幾乎讓人懷疑他們還有沒有臉可打。

馮德萊恩雖然稱自己一直與美國總統保持“良好的工作關系”，但她也承認歐美關系正在發生變化，原因在于“歐洲自身正在改變”。圖源：路透社

然而，歐洲其實押注在一個永無止境的“土撥鼠日”。

在對待歐洲、烏克蘭和俄羅斯的問題上，特朗普政府反而表現出驚人的一致性。特朗普想讓烏克蘭戰爭盡快結束，主要是因為他把這場戰爭視為阻礙美俄關系正常化的煩人障礙，尤其是阻礙了他身邊人和克里姆林宮利益集團之間計劃中的商業交易。

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已經過時，取而代之的是“適者生存”。特朗普追求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國競爭，而是與俄羅斯、中國一同推動一種帝國式的勾連。至于世界其他地方，包括歐洲，都只是未來“殖民式菜單上的一項”。

從策略角度看，這種做法在短期內似乎有一定邏輯。意識形態上，它與歐洲及其他地區的極右翼政黨與政府相呼應。這些力量不僅與“MAGA”推動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保守主義理念一致，也在積極分裂歐洲、掏空歐洲一體化，而中右翼勢力則在與他們合作時淪為“有用的傻瓜”。

所謂的歐洲“愛國者”和“主權派”如今一邊瓦解歐洲團結，一邊又與俄羅斯暗通款曲，幾乎談不上任何愛國成分。新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雖然缺乏具體的歐洲政策，但傳遞的訊息十分明確：美國眼中唯一可能的跨大西洋紐帶，是建立在極右翼力量之間的那種關系——由美國的“阿爾法男性”主導、歐洲極右追隨其后。這與普京治下俄羅斯對歐洲多年來的戰略愿景如出一轍。

如果說特朗普尚未完全制服歐洲，那并不是因為歐洲有什么高明手段。叫他“爸爸”、給他送禮、邀他參加王室晚宴，都無法拯救烏克蘭，也救不了跨大西洋關系。歐洲的緊急外交、集體飛赴華盛頓求見、各種替代性和平計劃，同樣無法扭轉局勢。

如果特朗普至今尚未在烏克蘭問題上兌現他的設想，讓歐洲形成新的力量格局，那只是因為普京還在“欲擒故縱”。但把歐洲安全戰略寄托在普京隨時可能破壞美俄協議的前提上，顯然是根本行不通的。

特朗普政府希望歐洲盡快促成俄烏停火，從而減少美國在歐洲安全事務上的資源投入。圖源：路透社

歐洲人究竟應該怎么做？

好消息是，歐洲的公眾和政府中已經形成了一股關鍵力量，認識到歐洲安全的關鍵在于基輔。德國、法國、英國、波蘭、北歐國家、波羅的海三國、荷蘭、西班牙，甚至意大利（盡管意大利人只是單純不想被排除在外）都屬于這一陣營。他們明白，俄羅斯的帝國擴張戰爭從烏克蘭開始，卻不會止步于烏克蘭；基輔一旦被迫投降，只會讓俄羅斯騰出資源，在歐洲其他地方開辟新的戰線。悲劇的是，烏克蘭實際上是阻止目前在歐洲蔓延的混合戰爭演變為真正軍事攻擊的最后屏障。

第二個好消息是，當涉及烏克蘭戰爭時，歐洲掌握的手段甚至可能比美國更多。自特朗普上臺以來，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幾乎停滯。而真正凍結俄羅斯資產、實施真正傷筋動骨制裁、提供經濟援助、承擔大部分軍事援助的，是歐洲。部分由于歐洲在烏克蘭的投資，如今烏克蘭國防能力中越來越多的部分依靠自身國內產業。

這并不是要把局勢描繪得過于樂觀。美國仍然是烏克蘭與歐洲安全的關鍵，尤其是美國提供的情報，使烏克蘭能夠攔截俄羅斯對城市和基礎設施的無人機和導彈攻擊，并鎖定俄羅斯境內的深度打擊目標。除此之外，美國還通過向歐洲出售武器獲利——這些武器用于支援烏克蘭，而歐洲自己無法大規模或根本無法生產。

這一切反映出影響烏克蘭與歐洲安全的更大悖論：歐洲正試圖通過增加國防開支來降低短期脆弱性，但這往往意味著購買更多美國武器。它減少了短期風險，卻增加了自身長期對美國的依賴——而如今美國正把這種依賴轉化為武器，壓制自己的名義盟友。歐洲距離解決這一困境還非常遙遠。

據路透社報道，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和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近日討論了美國主導的烏克蘭和平提案的工作，以及利用凍結的俄羅斯主權資產幫助基輔獲得資金的舉措。圖源：路透社

盡管如此，在系統性解決方案仍未出現之前，歐洲確實仍有辦法阻止烏克蘭被迫投降，并為公正和平創造條件。缺失的、而又必須補上的，是兩個關鍵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歐洲必須集中于自身的戰略目標。歐洲領導人和機構在理論上理解長期戰略，但在實踐中，他們常常陷入短期且零碎的利益糾葛。這點在比利時與歐洲央行拒絕動用俄羅斯被凍結資產援助烏克蘭的短視立場上體現得最明顯。盡管其中確實存在金融和法律風險，但與烏克蘭淪陷后歐洲將承擔的政治、經濟和安全代價相比，這些風險根本不值一提。

第二個因素是：勇氣。歐洲領導人需要鼓起勇氣前往華盛頓，禮貌地感謝特朗普為“和平”所做的努力，然后說服他：世界上還有許多其它沖突急需他的注意。歐洲人可以對他說：“在烏克蘭問題上，我們自己能扛住戰爭。我們唯一的請求，是繼續提供情報，并在我們購買武器、自行建立軍工能力的期間繼續批準相關采購。”

歐洲無法承諾立即結束這場戰爭，但可以承諾營造歐洲大陸長期安全的條件。如果必要，即便需要奉承，歐洲也可以安慰特朗普：等到和平到來之時，歐洲會樂意為他樹立一座紀念碑、一片廣場，或一座金光閃閃的雕像。

編譯｜李政儒IPP實習編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審校｜劉 深

排版｜周浩鍇

終審｜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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