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瓜蒙主最近霸屏網絡,很多皇漢對她的言論深信不疑,完全忽視了歷史的復雜性,討論完全成了情緒宣泄、歷史隱喻和意識形態斗爭。
與其說他們在討論歷史,不如說他們只想給中國近代的落后找一個異族背鍋俠,好構建一個“漢族完美無缺”的民族神話。這是民族發明或飯圈行為,已不在歷史討論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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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篇文章不講敘事和意識形態,只講歷史。
其實回顧明末清初的歷史,會發現當時的明清之爭并非簡單的滿漢之爭,滿清的八旗是一個軍事集團,包括滿族、蒙古族和漢族,漢八旗大多是早年投降滿清的漢人。
而不在八旗之列的滿族和普通漢人一樣,都是被統治者,比如屬于野人女真但不在旗的索倫人,就被當作耗材使用。
投降滿清的明朝降將和臣子在滿清的若干重大決策中都發揮了關鍵作用,尤其在“是否入關”的問題上,他們是相比皇太極等滿族高層更大的推手。
實際上,皇太極本人對入關一直抱有疑慮,直到去世,都沒把入關問題想清楚。
很多人不知道,皇太極其實是滿清內部的主和派,一直希望和明朝議和,崇禎十一年,崇禎皇帝的心腹,太監高起潛曾派遣一位算命盲人周元忠和其他六日來到沈陽,宣稱是明朝前來和談的使者。
對于沒有任何官方身份的周元忠,清朝竟然讓內弘文院大學士希福前來迎接,當時在沈陽的朝鮮人也記載清朝上下對議和充滿期待:“清國民情,厭苦兵事,且欲通貨于中原,日望和事之成。”
松錦大戰后,明朝精銳全軍覆沒,僅有吳三桂部成功逃脫,明朝已再無力量抵抗滿清,如果皇太極趁勢南下,將勢如破竹,當時滿清的漢族官員李國翰、祖可法等人都認為皇太極應該“因天時,順人事,乘勢入關。”
皇太極沒有聽從入關的建議,反而在占據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繼續與明朝和談,盡管崇禎礙于天朝顏面一直扭扭捏捏,但皇太極仍表達和談之意,甚至怒斥崇禎“執滯不通”。
皇太極給出的和談條件,以當時的形勢看也十分寬大,只是要求和明朝建立平等的國與國關系,讓明朝承認滿清對遼陽、沈陽等地區的占領,同時明朝每年向清朝提供“黃金萬兩、白銀百萬兩”,作為回報,清朝將提供人參和貂皮。
面對入關派的之意,皇太極的理由是:“取燕京如伐大樹,須先從兩旁斫削,則大樹自仆。朕今不取關外四城,豈能克山海?”意思是對明朝還是要徐徐圖之。
這番話只說出了一半原因,以皇太極的才能,不可能看不出明朝已經行將朽木,他之所以拒絕入關,是有著更深層的擔憂。一是不知道如何收拾明朝的爛攤子;二是擔憂滿洲重蹈金朝的覆轍,在入關后迅速漢化,最終淹沒在歷史中。
《清太宗文皇帝實錄》記載,皇太極認為金朝之所以滅亡就是因為“效漢人之陋習”,導致被蒙古和宋朝聯合消滅,幾百萬女真人幾乎滅絕。他提到:“皇考太祖以昔日遼金元不居其國,入處漢地,易世以后皆成漢俗,因欲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仍居遼河以東,滿漢各自為國。”
皇太極長期認為,滿漢各自立國比入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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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重蹈金朝覆轍,皇太極拒絕了儒臣學習漢人衣冠的要求,認為漢人的衣服太過寬大,不適合打仗。
對皇太極來說,保留女真傳統遠比征服明朝更加重要,對明朝傷害最大的皇太極恰恰是滿清內部的“偏安派”。
皇太極的觀點在滿清內部支持者不少,后來多爾袞攻占北京,要求關外旗人都要遷到觀內,就遭到了很大阻力,史料記載當時八旗 “人皆安土重遷,且沈中禾稼頗登,故多有怨苦者云”。
八旗內部甚至流傳要出關回家的謠言,以至于多爾袞親自辟謠稱“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東移?”
阿濟格甚至建議,把北京劫掠一番,留幾個王爺,主力退回關外。
阿濟格的觀點其實代表了滿人的主流,他們更希望通過掠奪過舒坦日子,并不想管理關內繁雜的事務,關內炎熱的氣候也讓他們水土不服,光一個天花就讓很多人英年早逝。
相對于滿人,真正主張入關的反倒是明朝的降將降臣。松錦大戰后,漢族官員 李國翰、祖可法等人就建議皇太極“因天時,順人事,乘勢入關。”
多爾袞把持朝政后,范文程、洪承疇更是建議多爾袞立即入關,并為其制定了詳細的計劃。如果我們閱讀史料,會發現每到關鍵時刻,明朝的降將就會力主滿清君主擴大戰果,入關建立新王朝。
投降的漢人支持入關有比滿人更充分的理由,一是很多明朝官員,比如洪承疇,家鄉都在南方,如果清朝不入關,他們就永遠回不了家鄉,這對重視落葉歸根的中國人來說是不可忍受的。
二是當時的明朝士大夫和武將,都信服“天無二日,民無二主”的觀念,如果滿清拒絕成為中國,他們就將以貳臣之名載于歷史。
傳統的儒家價值觀,認為天朝是獨一無二的,并不承認有平等的外交關系,在這種價值觀里,只存在華夷之別,如果清朝不如管,那就永遠是蠻夷,投降清朝的明朝官員也會在中國正統史觀中被視為背叛中國,投降蠻夷的宵小。
中國人不信宗教,歷史就是中國人最大的信仰,很多人就是追求一個青史留名,被記錄為投降蠻夷的漢奸是他們不能接受的。
唯一的解決辦法只能是讓清朝入關,取代明朝,從夷變夏,建立新的大一統王朝,這樣他們搖身一變,就從投降蠻夷的無恥之徒變成了新王朝的開國功臣,他們留在關內的家人也將世代享受富貴。
除了以上兩個原因,作為降將降臣,他們也需要表現地更激進,更反明,以贏得滿清高層的信任,而入關為滿清打下江山是消除疑慮的最佳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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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明朝降將、降臣和渴望建功立業的多爾袞一拍即合,做出了入關的決定,前者要洗白自己,后者則要通過戰功來樹立威望,堵住反對者的嘴。
入關后的情況表明,明朝降將的表現比滿族將領積極的多,攻滅南明多靠吳三桂、孔有德等降將,屠殺漢人的也大多是漢人軍閥,如果沒有他們的配合,不熟悉江南地形和氣候的滿洲人根本無法征服南方。
類似的情況在蒙元時期也出現過,當時也是漢人支持的忽必烈最想滅亡南宋,而代表蒙古正統的阿里不哥反而興趣寥寥。
忽必烈的基本盤包括漢人世侯和士大夫,他們和明末的降臣一樣,也希望忽必烈盡快消滅宋朝,建立新朝,在忽必烈南下伐宋的過程中,漢人降將發揮了比蒙古人更大的作用。
同樣的心理,在中國歷史上可謂反復上演,那些投降異族政權的漢人比異族更想消滅漢人的王朝,唯有如此,才能讓自己“洗白”,擺脫漢奸和叛徒的身份,變為新王朝的開國功臣。某種程度上,他們才是異族入關最大的受益者。
至于滿人,很難說入關是好是壞,歷史證明,皇太極的預言成真了,滿族入關后迅速喪失了自己的傳統,與漢族幾無區別,滿語更是成為瀕臨滅絕的語言,留在關外的女真人則被清政府當作耗材(索倫人)迅速消耗掉。
相比之下,元朝雖然作為一個大一統王朝是失敗的,但也正因漢化不徹底,蒙古人才能退回草原,繼續以割據政權的形式與明朝對抗,至今還能保留部分民族傳統,而滿族則完全消失在了歷史的長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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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是復雜的,并不是簡單的“滿漢對立”,認為同一民族天然的感情就能超越一切利益,完全是癡人說夢,更何況民族本身就是建構的概念。
歷史上的關鍵人物,在決策時往往更多考慮自身的利益,而意識形態只不過是為其私利披上一層合法的外衣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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