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遵義一泥瓦匠被任命為副區長，去世后，七大軍區發來唁電

貴州遵義楓香的村莊里，有一位“跛腳泥瓦匠”，左腿瘸得厲害，干起活卻從不偷懶。

他常年穿著破舊草鞋，挑著貨郎擔走村串寨，時不時幫村民打官司寫訴狀。

令人詫異的是，1950年，他突然被任命為副區長，還被一輛美式吉普接走。

而他去世后，更是收到了了七大軍區發來的唁電，他是誰？

參軍之路

他叫孔憲權，1911年出生在湖南瀏陽一個貧苦農家。

那是一個動蕩如亂麻的年代，兵荒馬亂、軍閥割據，孔憲權從小打過短工、放過牛、討過飯。

一次，他看到村頭彭德懷的隊伍路過，那些紅軍戰士穿著整齊的軍裝，行走之間干凈利落。

那天晚上，孔憲權夢到他穿著紅軍的軍裝，身后是排山倒海的隊伍，母親站在田埂邊朝他流淚微笑。

醒來后，他什么都沒說，只是悄悄卷起鋪蓋，摸黑翻過了村頭的土墻，追上了紅軍的隊伍。

彭德懷的隊伍接納了他，訓練場上他不叫苦，跑得比誰都快，操練比誰都狠。

戰場上更是不要命，一聽見槍響就沖到最前，身邊戰友倒下時，他甚至能一腳踹開敵人撲上去搶槍。

1930年冬，江西永豐縣的龍崗之戰，紅軍面對的是國民黨的精銳第十八師。

孔憲權所在連是突擊隊，他跟著連隊在寒夜中摸黑潛伏，手腳凍得麻木，嘴唇開裂。

這一戰紅軍大勝，活捉了國軍中將張輝瓚，戰士們興奮得一夜未眠，那一仗之后，孔憲權被破格提拔為連長。

但火線提拔的背后也暗藏隱患，識字少、文化低，注定成了孔憲權從軍路上的一塊硬傷。

一次戰斗，敵軍重兵包圍，團部下達了“撤退”的命令，傳令兵在炮火間險死還生，將紙條塞進孔憲權手中。

他接過命令看了一眼，卻面露迷惑，那個“撤”字，他認不出來，憑著經驗猜了半天，竟以為是讓他“死守陣地”。

于是，他不但沒撤，反而揮手高喊“弟兄們，頂住，團長讓我們守到最后一刻！”

在他的號召下，那一連兵拼到最后只剩下兩人，全連幾乎全軍覆沒，最終，孔憲權因為誤讀命令，被撤職處分。

還有一次，當時他已經調任為彭德懷的傳令排長，負責軍中要務的傳達。

某日，彭德懷命他下午三點傳達一個出征命令，但中午他嘴饞喝了幾口酒，酒勁上來后竟在帳篷里呼呼大睡。

等他醒來，三點早已過去，部隊錯過了最佳出擊時機，作戰部署被迫臨時改動，彭德懷氣得拍桌子，當場撤了他的職，訓斥道：“你要是誤了戰機，害得不是一個人，是一百號兄弟的命！”

孔憲權跪地認錯，沒有為自己找任何理由，但從此以后，他對紀律更加上心，學習文化也更刻苦了。

偵察尖兵

在漫長的長征路上，孔憲權的槍法或許不是最好的，嘴皮子也不如政委們利落，但他非常擅長隱秘滲透、偵察潛行。

每天清晨天不亮，他便一身便裝扛著背簍出了營地，他不走官道，也不近村寨，總是繞開人煙稠密之地，踩著羊腸小道，一步步摸索著前行。

1935年春，中央軍委做出決定，從云南扎西二渡赤水后回師貴州，展開桐遵戰役，這場戰役，是整個長征中最為關鍵的轉折之一。

而此時，孔憲權所在的紅三軍團四師，已經被撤編，他被調任為十二團的作戰參謀任務只有一個：找出敵人的中樞所在，并迅速將其拔除。

接到命令后，他帶著兩名偵察兵，身穿百姓衣物，從婁山關東南角悄然出發。

為了不打草驚蛇，他們白天藏身荒屋山洞，夜晚摸黑前進，連續兩晚，他們滴水未進，靠啃糠餅維持體力。

第三日凌晨，他們終于在一名被俘的敵軍士兵口中得知，敵人旅部設在婁山關南側的一座古廟黑神廟。

那是一座背靠山崖、面向官道的廟宇，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當天夜里，他親自帶領突擊小隊，從側翼迂回至黑神廟下方。

他們貓著腰，借著山石為掩護悄悄接近，眼看就要突入廟門，一道慘白的探照燈突然從遠處掃來，敵援軍到了！

敵人顯然早有布置，一時間槍聲大作，孔憲權一聲令下，突擊隊分散臥倒，躲入敵人挖好的戰壕。

戰火中，他揮動連珠匣槍，身旁的通訊員則用沖鋒槍回擊，短短幾分鐘，已有十余名敵兵倒下。

但援軍數量遠遠超過預期，很快就形成了包抄之勢，孔憲權帶頭躍出戰壕，一路疾奔至廟門，剛舉槍射擊，一陣密集的機槍掃射便撲面而來。

他只覺得左腿一熱，整個人踉蹌倒地，緊接著又是數發子彈貫穿他的腿骨。

可他沒有暈過去，也沒有爬走，他咬著牙，拖著血肉模糊的腿爬進了一旁的水溝里，將槍抵住石頭，繼續向敵人還擊。

就在他子彈打光之際，紅軍增援部隊趕到，戰局迅速扭轉，黑神廟被攻下，敵人潰不成軍。

而孔憲權，則在擔架上被抬下戰場，滿身是血，連被褥都染成了深紅色，他昏迷前，只嘀咕了一句：“別讓他們跑了。”

離隊養病

那一戰之后，紅軍并沒有立刻將孔憲權送走，擔架在山路上顛簸了整整兩個多星期，沿途翻山越嶺，雨雪交加。

等隊伍抵達貴州黔西縣嵐頭街時，他的腿已經腫得不像樣，傷口反復潰爛，連翻身都成了奢望。

按部隊當時的規定，像他這樣營級以下的傷員，本該就地安置，給一點路費，聽天由命。

可紅軍領導商量之后，還是給了他超出常規的安排，就這樣，孔憲權被安置在當地一位姓宋的財主家中。

宋少前看了一眼那條血肉模糊的腿，沒有多問一句來歷，也沒有猶豫，只是吩咐家人收拾出一間干凈的屋子，騰出地方安置傷員。

紅軍離開前，做了極其細致的安排，除了留下三百多塊銀元作為生活費用，還特意列了一張藥品清單，連換藥的間隔、敷藥的方式都寫得清清楚楚。

更重要的是，他們留下了一名醫生和一名通訊員，專門照料孔憲權的起居。

孔憲權的“床”，是用兩塊門板臨時拼起來的，門板下面墊著磚頭，板上鋪著稻草和舊被褥。為了方便處理大小便，醫生干脆在門板中間挖了一個洞。

就是在這樣簡陋的條件下，他一躺就是二十個月，他的腿反復發炎、潰爛，又結痂、再潰爛。

沒有麻藥的時候，醫生只能給他灌一點鴉片水，效果微乎其微，每次清創，他都會咬著被角，額頭青筋暴起，硬生生挺過去。

昏迷時，他嘴里總在喊：“殺！殺！”聲音沙啞卻執拗，仿佛還在戰壕里指揮沖鋒。

屋里照料他的通訊員常常一夜未眠，只能等他慢慢安靜下來，醒來之后，孔憲權第一件事不是問傷勢，而是問：“隊伍走到哪兒了？”

沒有人能回答他，時間一天天過去，外面的世界卻在悄然變化，紅軍早已遠去，戰火在別處延燒。

后來發生了西安事變，形勢逐漸緩和，當時孔憲權的傷口已經勉強愈合，雖然左腿明顯短了一截，走路一瘸一拐，但至少能下地了。

他想要回到部隊，但當初留下的醫生和通訊員早已悄然離開，他也不知道部隊在哪。

最終，他還是留了下來，他不愿白吃白住，便拄著木棍學著做活計，先是挑貨郎擔，賣針頭線腦，走村串寨；后來又學會了和泥、砌墻，成了一名泥瓦匠。

村民漸漸發現，這個跛腳瓦匠有些不一樣，他不愛說話，卻肯幫忙。

有人打官司寫狀子，他會認真聽完，用歪歪扭扭卻工整的字寫下來；誰家有難處，他從不推辭。

傳奇謝幕

1950年的春天，孔憲權那天挑著貨郎擔，像往常一樣走村串寨叫賣。

他在一家小店門口歇腳，順手拿起店里的一張報紙扇風，就在那張紙角的角落里，他看到了一個熟悉的名字：楊勇。

那一刻，他愣住了，這正是當年紅軍十二團的團首長，如今，已是貴州省軍區司令員。

還有蘇振華，那位當年和他并肩奮戰、肩扛尸體搶救戰友的政委，也赫然在列。

他回到屋里，踉踉蹌蹌鋪開了那張發黃的信紙，一筆一劃，寫下了那段掩埋在時間里的消息：

“我是孔憲權，我沒有犧牲，雖已殘疾，但尚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請組織上分配一份工作。”

信寫完，他托人帶去軍區，楊勇看到信的那一刻，將信拍在辦公桌上，語氣激動得帶著些微顫抖：“憲權還活著？！他竟然還在！”

蘇振華也快步趕來，眼眶泛紅，一邊翻閱信紙一邊說：“這個老弟弟啊，這些年吃了多少苦！”

他們立即聯系組織部門，同時寫信給當時的副總參謀長黃克誠，請求調查核實，并盡快安排孔憲權歸隊。

黃克誠接到信后，第一時間為孔憲權出具了戰時履歷證明，特批恢復黨籍，并附上對其戰功的詳細說明。

不久，遵義地委派出當時市里唯一的一輛美式吉普車，穿越坑洼不平的山路，直接開到了楓香鎮。

消息一傳出，整個村子沸騰了，村民們圍在小巷口，誰也不敢相信：那個挑貨郎擔、砌泥墻的“跛腳泥瓦匠”，居然是紅軍老戰士、竟然要當官了！

他被任命為遵義第七區副區長，恢復了身份，也重新踏入了他魂牽夢繞多年的組織隊伍。

1951年，為了紀念紅軍在長征路上的重大轉折，遵義會議紀念館的籌建工作被正式提上議程。

孔憲權被任命為籌備委員會的秘書，專責前期調查與資料搜集。

為了追蹤那段戰火中被風塵掩埋的往事，他重走當年的婁山關、小葉壩、桐梓、桐梓河，挨家挨戶走訪、查閱舊檔。

他用三年多的時間，把散落在山河之間的回憶，一點一點收攏成冊。

1955年，孔憲權被任命為紀念館首任館長，兩年后，遵義會議紀念館正式對外開放。

那天，館里人山人海，孔憲權站在門前，穿著一身筆挺的中山裝，頭發已經斑白，卻精神矍鑠。

他在紀念館一干就是幾十年，期間，他曾被邀請進京，朱德、彭德懷等老戰友紛紛接見他，談起舊事時，幾度熱淚盈眶。

1988年冬天，孔憲權病重，在遵義的老屋中靜靜離世，終年七十七歲。

訃告發出后，全國七大軍區幾乎同時發來唁電，對這位曾經在槍林彈雨中九死一生、而后又默默堅守崗位數十載的紅軍老兵，表達了最深切的哀悼。

他用一封信回歸組織，又用一生守護信仰，他沒有坐過高位，沒有大肆宣揚，卻在歷史的洪流中，留下了沉甸甸的痕跡。

孔憲權，一位曾經“被遺忘的紅軍”，終于在人生的最后章節，用行動書寫了真正的英雄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