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 Cousins，為電影著迷

故事從一張餐巾紙開始。

1988年，一家咖啡店里，23歲的Mark Cousins（馬克·卡曾斯）靈感迸發，在一張餐巾紙上寫下了6部短片的構思。他將這張餐巾紙寄給了當時的BBC CHANNEL 4，意料之外，他獲得了贊助。

“當時，年輕的我極力想要變得很酷，做得片子倒沒有多好”，他說，“幾年后，我問演員唐納·蘇德蘭怎么看待這種想要變酷的想法，他引用了蘇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把熱情留給自己，把裝酷留給星座有關的話題。”

1992年，Mark成為愛丁堡電影節英國電影部分的策展人，兩年后，他申請成為電影節的主策展人，在申請信中，他這樣寫道：“我會取消電影節里的所有單元和獎項，取消紅毯、貴賓區之類的設置。”接手后的第一年，他租下了整個游樂場辦歡迎派對。

在愛丁堡，他和遠道而來的導演們一起夜泳，“在什么也看不見的黑夜里，我們找到一個河谷，把衣服脫光，下水，游向某種未知和黑暗。”后來，這些導演的名字都存在了他的通訊錄上：Sean Connery（肖恩·康納利），The Coen brothers（科恩兄弟），Bernardo Bertolucci（貝納爾多·貝托魯奇）......

2024年，Mark作為NOWNESS天才發現計劃獨立評審團的一員來到上海，11月的深秋，他只穿了一件短袖，手臂上刻滿了他熱愛的事物——建筑、植物、大部分是導演們的名字。我們開始更深入地了解他：喜歡散步，熱愛跳舞，每次出行都總要拍點什么，身體總是感到很熱，每天只能睡著4-5個小時，工作狂......

上：Mark Cousins在漫步中休息

下：Mark Cousins愛丁堡家附近的河谷

NOWNESS為Mark Cousins記錄了這段漫游上海的旅程，呈現在《Dear Mark Cousins》中。Mark在上海的街頭穿行，也將自己的電影理念向我們娓娓道來，他鼓勵大家由外向內地理解世界：“我從不指望從自己身體里憋出什么好東西，想象力是觀察加上構建。”

剛見到Mark，他便迫不及待要出去走走，去看看上海。我們驚訝于他在長途跋涉后依然旺盛的精力，他解釋道：“法語里有一個詞，‘flaneur’，這個詞形容用自己的身體感知一個新地方的人，不是散步，也不是走路，是擁抱一種美好的感受。我是一個漫游者。”

天已經冷了，只穿一件黑色短袖和短褲的Mark在人群里很顯眼。但寒冷對他來說不是問題，他走在路上哼著曲子，用手機一路拍拍停停——蓋電動車的布被風吹動，河里隨水流動的水草，人行天橋里對稱的雙車道，黃埔江上駛過的客輪.......

他在一棵孤獨的樹下停步，拿起手機拍下了墻上搖曳的樹影，“影子處在中間狀態，既不屬于這里，也不屬于那里，我對這種感覺著迷。”拍完樹影后，他向我們展示了自己手臂內側的紋身“The oar and the winnowing fan（揚谷之箕）”，它源于荷馬史詩：英雄奧德修斯必須將船槳帶到一個以為它是簸箕的地方才能重新開始生活。

“船槳既可以是船槳，也可以是簸箕。它意味著身份在同一時間可以有不同的變化，就像我是一個愛爾蘭人，又是一個蘇格蘭人，我是一個導演，又是一個寫作者，我總在中間狀態（In-betweenness）行走。”

這些漫步所獲得的素材最終也許會出現在他接下來的某部電影里，就像他的影片《Women Make Film: A New Road Movie Through Cinema》(女性電影人：一部貫穿電影史的新公路影片) 中的開場那樣，他用了在世界各地的驅車片段，道路蜿蜒，風景從路兩旁向后掠過。這部電影回溯了世界電影史上那些不為人知的偉大女性導演們，一部14小時的電影，14個章節，14小時的旅程，開篇由英國女演員Tilda Swinton（蒂爾達·斯溫頓）娓娓道來。

Mark沉迷于在世界各地漫游，中亞、南亞、非洲、東南亞、南美、東歐....... 這讓他熟悉那些不那么主流的電影世界，當你向他拋出關于這些地區的電影問題，他總會給你屬于他的回答。漫游時，他說：“千萬別帶我去景點，我要去人們日常生活的地方。”

我們沿著黃浦江岸走，拍拍停停，從西岸順下走了5公里路，到了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恰逢藝術家尹秀珍的展覽《刺天》正在展出，他想順道看看。

走入展覽的那一刻，Mark就被巨大的裝置震撼：一架飛機被織物穿透。展覽關于人的五感，他在一間近乎純黑的房子里找到了共鳴，伸手不見五指的黑里，一個留聲機式的喇叭正在播放宇宙的聲音。他喜歡徹底的黑暗：“你可以盡情在里面沉浸、迷失。這讓我回憶起小時候在夜里坐火車，火車拋錨了，車廂在漆黑的夜里斷電了10分鐘，我愛那10分鐘的黑暗。”

走出展覽時是傍晚時刻，夕陽灑落在上海的天際線，我們找了一家餐廳，打開一瓶紅酒慶祝，“多美好的一天”，他說。

后面的幾天，Mark每次出門都會穿上一件印有Wilhelmina Barns Graham（威廉明娜·巴恩斯-格雷厄姆）頭像的背心，這是他最新長片《A Sudden Glimpse to Deeper Things》（對深層事物的匆匆一瞥）的主角，一位鮮為人知的蘇格蘭已故女畫家。他想以這種方式帶Willie看看這座東方的電影之城。

Mark Cousins最新長片 《A Sudden Glimpse to Deeper Things》

今年，《A Sudden Glimpse to Deeper Things》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放映，影片同樣關于漫游，他走過畫家Willie曾經走過的地方：蘇格蘭、阿爾卑斯的冰川、她曾經居住過的海邊小鎮........“我在做人物相關影片時從不直接采訪，我更傾向于看他們的作品，讀他們的筆記，走過他們走過的地方，嘗試和他們感同身受，我在Willie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某一部分，這是我創作的動力之一。”

這似乎是Mark的創作方式，他經常將漫游、城市和電影聯系在一起，它們一起組成了他感知的方式、感知的對象與感知的出口。

在遇見電影之前，少年Mark與周遭世界格格不入：不擅長運動，遭受家庭暴力和學校霸凌，但他有著特別的“大腦”—— 過目不忘的圖像記憶和極強的學習能力，在學校中總是名列前茅。

當時，陪伴他的是電視上播放的流行文化標志們：Orson Welles（奧遜·威爾斯），Hitchcock（希區柯克），David Bowie（大衛·鮑伊）.....窗外，北愛爾蘭與英格蘭之間長達30年的長期軍事沖突（The Troubles）正在進行，他居住的街道因沖突而炸毀，全家在戰亂中幸運地活了下來。

在戰亂之中，他找到了一個安靜，黑暗，溫暖的庇護所——電影院。后來他帶著電影，又或者電影陪伴著他，穿過了一個又一個戰亂地帶。

1994年薩拉熱窩內戰，Mark卻收到了薩拉熱窩電影節的放映邀請。這場放映與當局的政策完全相悖，但Mark欣然前往。放映最終在一個小小的地下室完成，擠滿了人，“我們頭上就是戰爭，炸彈在下墜，可人們還是要看電影。

那時，我明白電影不是無所事事的消遣，它與食物和水一樣重要，電影幫助當時的人們逃離殘酷的現實，電影是必需品。”29年后，現在的薩拉熱窩電影節負責人和他說：“感謝你當年冒著生命危險來到這里進行放映。” Mark回答：“那個曾經歷過貝爾法斯特的少年根本沒想這么多。”

之后是伊拉克戰爭。90年代末，他前往當時戰亂的伊拉克拍攝，孤身一人帶著一臺攝影機上路。晚上他睡在別人家的屋頂，有一天醒來，他發現幾只劇毒的蝎子在自己床鋪附近徘徊。

“沒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去，那里太危險了，可我度過了美好的時光。”那段“美好的時光”里誕生出了他的首部紀錄長片《The First Movie》(第一部電影)， 這是一部關于伊拉克庫爾德小朋友們的電影，靈感來源于他自己的經歷。

Mark Cousins, 《The First Movie》（第一部電影）

“那是我第一次獨自拍攝，我喜歡這種感覺，沒有任何制作相關的事情困擾我，我需要擔心的東西都在畫幅之內，還有如何與光共舞。當維姆·文德斯說很喜歡這部影片時，我甚至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2001年，他被委托創作一本有關電影史的書《The Story of Films》（電影的故事），之后，這本書變成了一部960分鐘的紀錄片《The Story of Films: Odyssey》(電影史話：奧德賽），這部作品與《女性電影人：一部貫穿電影史的新公路影片》一并成為了Mark的代表作，他對于世界電影史絕佳的梳理與解讀讓他在“迷影文化”中獲得了至關重要的地位。

上：Mark Cousins的手稿
下：Mark Cousins, 《The Story of Film》（電影的故事）

擺脫戰爭進入和平年代后，他又開始發起新的苦旅。2009年，Mark和演員Tilda Swinton，以及他們的朋友組織了一場電影朝圣（A Pilgrimage）：他們拉著一輛37噸的卡車橫穿蘇格蘭，白天，他們拉車，晚上，卡車化身為移動電影院舉行放映——“我從小在一個天主教的家庭長大，朝圣是我們都會做的事情。對于熱愛電影的人來說，電影就是我們的宗教，我們想用這場肉身的苦旅看看自己有多愛它。”

這場苦旅最終收獲了全世界的關注。在一個濕冷的蘇格蘭陰雨天，Mark正和朋友們費勁地拉著他們的移動電影院，突然，一支麥克風遞到了他的面前，對方說著蹩腳的日式英語：“請說說你為什么要進行這場電影朝圣？”

“全世界都被這場苦旅吸引了，那時，我知道自己又離電影更近了一步。”

上：Mark Couisns 和 Tilda Swinton在拖動移動電影院
下：苦旅路上，晚間的放映

在43歲那一年，他寫了一封信給彼時八歲半的自己，如此闡述電影對他的意義：“你不必再感到恐懼，這是一個讓你放松的地方，遙遠，靜謐......你把全身的感官交給電影，它會帶你走向另一段旅程。我真羨慕你，你即將開始為電影著迷。”

“美國演員麗蓮·吉許（Lillian Gish）曾經說，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好奇心——對你身邊的人和事感興趣。我覺得現在的自己和當初那個貝爾法斯特的少年并無二致，小時候，我對電影的世界感到好奇，現在依舊如此，從未變過。”

讓Mark起床的動力之一，是看見，“每天都是新的一天，你可以又一次在這個世界探險。”

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老場坊（Old Mill Fun），Mark告訴我們，“我愛電影，但我更瘋狂地喜歡建筑，建筑就是活著的電影。” 建筑的外立面和其他外灘的外國建筑并無二致，但走進去，蜘蛛網般的空間與走廊便展現在眼前，如同一個立體迷宮。

Mark開始一言不發觀察這個地方——他時而獨自快步行走，拿出手機拍攝；時而靠在混凝土質感的圍墻上，用手觸摸那些將近100年前的裂隙。在探索時他偶爾會突然興奮起來：“粗野主義關于弧度，這是來自100年前的創造力”，“看，他把人行道和牲畜道特意分開了，粗野主義同樣關于效率！”

老場坊是1933年建成的粗野派建筑，原用途是牲畜屠宰場，由蘇格蘭設計師Andrew Balfour設計，Mark一邊查閱資料，一邊興奮地說：“我從未聽過這個人，他并不出名。很難想象一百年前，他在遙遠的東方設計了一座這么偉大的建筑，這里面一定有故事，我想為他做一支影片。”

走著走著，他已經熱淚盈眶，上一次，他感到想哭，是在看達芬奇《最后的晚餐》真作的時候。

“電影和建筑太像了，好的電影會帶你進入一個迷宮，再通過各個細節抽絲剝繭一般把迷團在你眼前展開，建筑也是同樣的道理，你從外立面進入，以為其貌不揚，接著你發現里面的空間層層疊疊，看到一處處建筑師留下的細節，當年人們趕著牲畜在里面行走的樣子，我在和建筑師隔空對話。”

離開老場坊后，他見到了此行另一個重要的目的——他的老朋友杜可風。兩人很早相識，到了2015年，Mark與杜可風一起合作拍攝了《I Am Belfast》(我是貝爾法斯特)；次年兩人又合作了《Stockholm, My Love》(斯德哥爾摩，我的愛)，在這部影片里，Mark和杜可風他們朝著偏冷色調的畫面中扔了一個橘子，希望在清冷的畫面里中注入一點鮮活。

此次相見，距離上一次已有將近十年。兩人熱烈地擁抱、耳語。后來，Mark興奮地描述這次見面時告訴我們：“你們知道人與人之間的‘火花’嗎？昨天我和Chris（杜可風）擁抱的時候，一股電流穿過了我們，我真的感受到了，現實真的有靈光一閃！”

攝像機跟隨著Mark走了三天，在拍攝的最后，我們嘗試復刻了《Stockholm, My Love》中的場景——“愛森斯坦曾經說，愉悅感（ecstasy）是某種突然的，游離在秩序之外的狂喜”——我們往畫幅之內扔了兩個橘子。

天色漸晚，晚霞變成了蜂蜜的顏色，一天就要過去。

“很好，這就是我起床的理由，做電影，一直做電影”Mark說，“現在，我腦海里又有了新的模樣——上海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