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被日軍注射了致命的細菌制劑，并記錄她的反應(yīng)，看著她痛苦死去

1948年，那時候很多人以為戰(zhàn)爭早就結(jié)束了，但在東京的一個幽暗房間里，一筆骯臟到極點的交易正在簽字畫押。

一邊是想保命的日軍細菌戰(zhàn)頭目石井四郎，一邊是急著要搞“黑科技”的美國人。

美國人扔出了區(qū)區(qū)25萬日元，買走了幾萬頁沾著血的醫(yī)學(xué)數(shù)據(jù)。

為了這點資料，那個本來該上絞刑架的惡魔，不僅沒死，搖身一變成了美軍德特里克堡的座上賓。

這事兒聽著是不是特像三流編劇瞎編的？

但現(xiàn)實往往比劇本更荒誕。

這25萬日元買來的不是紙，是無數(shù)中國人被拆解、被折磨的血淚賬單。

旁邊那個日本軍醫(yī)呢？

穿得人五人六的，拿著個本子在記錄。

他在記啥？

他在記這個姑娘被注射細菌后，器官是怎么一點點衰竭的。

在他眼里，這根本不是殺人，這就是在填實驗表格。

那種冷靜勁兒，比猙獰更讓人發(fā)毛。

在這個所謂的“醫(yī)生”看來，床上躺著的不是人，是一根用來燒火的“木頭”，也就是他們口中的“馬路大”。

這種把活人當柴火燒的變態(tài)邏輯，其實早就埋下雷了。

當年的日本就像個急著吃增肌粉的矮個子，窮，資源少，但野心大得沒邊。

怎么用最少的錢弄死最多的人？

這成了他們的“核心KPI”。

1918年，有個叫長谷部照信的少佐聽說“細菌戰(zhàn)”這玩意兒又便宜又狠，簡直樂壞了，覺得這簡直是給日本量身定制的。

后來石井四郎這號人物就冒出來了，打著“防疫給水”的幌子滿世界跑，回國后就跟高層吹風：這東西不僅是武器，是咱們翻盤的本錢。

九一八事變之后，這幫惡魔算是找到了“風水寶地”。

在日本國內(nèi)做實驗，頂多用猴子，石井四郎嫌數(shù)據(jù)不準，畢竟猴子跟人還是有區(qū)別的。

他當時那話說的，現(xiàn)在聽了都想罵娘，他說要把實驗室搬到中國東北去，因為那里有數(shù)不清的“材料”。

這就是731部隊建在哈爾濱的真實原因——不僅是為了藏著掖著，更是為了這就是古代版的“就地取材”，把活生生的人當小白鼠用。

1933年，那個占地500畝的魔窟就這么立起來了，外頭掛著“防疫”的牌子，里頭全是屠宰場。

在那堵高墻里頭發(fā)生的事，說它是地獄都算是夸它了。

有個叫吉村久里的生理學(xué)家，為了測人體到底能扛多冷，搞了個“凍傷實驗”。

哈爾濱的大冬天，零下三四十度，這幫人把中國老百姓綁外頭柱子上澆涼水，直到胳膊腿凍得跟冰棍一樣硬。

然后這吉村久里就拿根小木棍敲，據(jù)當時在那干活的勞工回憶，那聲音聽著就是“梆梆”的，跟敲干木頭一模一樣。

敲完還不算完，他們再用各種溫度的水解凍，看著皮肉潰爛脫落，受害者疼得死去活來，他們在旁邊一邊記錄一邊討論：這招要是用到跟蘇聯(lián)打仗上，效果肯定不錯。

要是說凍傷是折磨肉體，那“母愛實驗”就是把人性扔地上踩。

這幫畜生把一對母女關(guān)進鐵皮房子里，然后在地板下頭燒火。

他們不是想測溫度，就是想打個賭玩玩：看看熱到極限的時候，那當媽的是會把孩子護懷里，還是把孩子踩腳底下墊著？

他們一遍遍重復(fù)這種沒人性的把戲，就在旁邊看笑話。

還有在野外靶場上，隔幾米就綁個活人，細菌炸彈從天上往下扔，等毒氣散了，穿著防護服的日軍就過去檢查，跟農(nóng)民檢查莊稼長勢似的，看看這些人爛到什么程度了。

在他們腦子里，這叫“科研成果”。

最讓人憋屈的是結(jié)局。

1945年日本投降前，石井四郎這老狐貍把基地炸了，把剩下的“馬路大”全殺了，甚至還放了一堆帶病毒的老鼠，想毀尸滅跡。

但他手里攥著那幾萬頁用命換來的數(shù)據(jù)，那就是他的免死金牌。

美國人來的時候，根本不是來主持公道的，是來“撿漏”的。

為了跟蘇聯(lián)搞冷戰(zhàn)，美國太需要這些一手資料了。

于是雙方一拍即合：美國不追究石井四郎的罪，石井四郎交出所有數(shù)據(jù)。

殺了幾十萬人的劊子手，最后用受害者的血給自己買了個平安晚年。

那個十六七歲的姑娘，連個名字都沒留下，最后就成了美軍絕密檔案袋里的一張圖表。

那個石井四郎，一直活到1959年，最后是得了喉癌死的。

有人說是因果報應(yīng)，早年做實驗吸入毒氣反噬了，但這報應(yīng)來得太晚，也太輕了。

現(xiàn)在再去哈爾濱那個陳列館，看著那棟黑漆漆的建筑，真覺得那是大地上一道好不了的疤。

石井四郎死的那年，東京的櫻花開得挺好，他在病床上大概沒怎么受罪，比那些凍成冰棍的中國人走得安詳多了。

參考資料：

謝爾頓·H·哈里斯，《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zhàn)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