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承偉：過渡期的成效及時代價值

今年是黨中央設立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5年過渡期（以下簡稱過渡期）的最后一年。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指出，鄉村振興的前提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要持續抓緊抓好，讓脫貧群眾生活更上一層樓。要持續推動同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確保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切實維護和鞏固脫貧攻堅戰的偉大成就。過渡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每年都深入脫貧地區考察指導，聽取情況匯報。反復強調要繼續壓緊壓實責任，把脫貧人口和脫貧地區的幫扶政策銜接好、措施落實到位。要更多在增強脫貧地區和脫貧群眾內生發展動力上下功夫，把增加脫貧群眾收入作為主攻方向。要健全防止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機制，對易返貧致貧人口實施常態化監測。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過渡期的重要論述，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5年來，我國牢牢守住了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脫貧群眾生產生活水平穩步提升，脫貧地區發展活力持續增強。過渡期成效顯著，呈現了多維時代價值和世界意義。

過渡期的決策部署與成功實踐，

進一步夯實了鄉村全面振興的基礎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2020年12月16日）為聚焦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全面振興確定了過渡期目標。總的看，5年過渡期設計目標如期實現、取得顯著成效。

一是建立健全防止返貧致貧監測幫扶機制，牢牢守住了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5年來，為了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國家層面出臺一系列銜接政策，幫扶政策“工具箱”不斷豐富，產業、就業幫扶持續推進。東部8省市、310家中央單位、6000多家企業、近300家社會組織各展所長，15萬支駐村工作隊、50多萬名駐村干部堅守鄉村一線……截至今年9月底，全國累計識別幫扶超過700萬監測對象穩定消除返貧致貧風險，牢牢守住了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

二是脫貧群眾收入穩定增加，內生發展動力顯著增強。過渡期以來，脫貧地區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了近40%，2024年達到17522元，年均增速連續4年高于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5年來，鄉村特色優勢產業持續發展壯大，基本上每個脫貧縣都培育了特色明顯、優勢突出、帶動能力強的產業；超過85%的脫貧戶和監測戶至少落實了一項產業幫扶措施，近3/4的脫貧人口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了利益聯結機制；脫貧人口務工就業規模每年都穩定在3000萬人以上。

三是脫貧地區整體面貌持續煥新，鄉村全面振興基礎不斷夯實。過渡期以來，中央財政累計投入銜接推進鄉村振興補助資金8505億元，加強對160個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3.5萬個易地搬遷集中安置區等重點區域傾斜支持。脫貧地區農村公路面貌日益改善，“四好農村路”發展質量和服務能力持續提升，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實現鄉鄉通5G，打通了經濟發展“大動脈”。脫貧家庭和防止返貧致貧監測對象家庭義務教育階段輟學學生保持動態清零，脫貧人口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穩定在99%以上，農村危房改造和農房抗震穩步推進，農村自來水普及率達到94%。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對“持續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作出部署，要求“統籌建立常態化防止返貧致貧機制”。進一步明確了過渡期后開展常態化幫扶，守牢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聚焦鄉村全面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著力重點及前進方向。

過渡期的成功實踐，

拓展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

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

過渡期以來，各地各部門深入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建立健全防止返貧致貧監測幫扶機制，持續強化精準幫扶政策措施，扎實推進責任落實、政策落實、工作落實，取得積極成效。守住了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產業就業幫扶成效顯著，政策機制平穩轉型，治理體系優化，區域發展動能增強，呈現出多個維度的時代價值。

充分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與黨的執政初心。其一，過渡期政策延續了脫貧攻堅中“五級書記抓扶貧”的組織優勢，通過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機制，確保政策連續性和執行力，體現了黨對“三農”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其二，通過動態監測和精準幫扶，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全國脫貧人口人均純收入增速連續高于全國農村平均水平，詮釋了“共同富裕路上一個都不能少”的莊嚴承諾，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進一步夯實了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其三，過渡期建立健全了“農戶申請+部門比對+基層核查”的防返貧機制，整合民政、醫保等多部門數據，實現風險早發現、早干預。這種制度設計既延續脫貧攻堅的治理經驗，又為鄉村振興提供長效保障，推動了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創新。

加快推動了脫貧地區的經濟轉型與城鄉融合。一是體現在產業升級與內生動力培育方面，脫貧地區通過“土特產”文章發展特色產業，推動產業鏈延伸，發展冷鏈物流、鄉村旅游等新業態，實現從“輸血”到“造血”的轉變。二是體現在城鄉要素流動與區域協調方面，東西部協作機制下，東部8省市對口幫扶西部省份，2024年帶動西部就業超200萬人；易地搬遷安置區配套建設產業園，加速了城鄉資源雙向流動，為縮小區域發展差距提供助力。三是體現在生態與經濟協同發展方面，如生態幫扶模式（光伏幫扶、退耕還林等）在改善環境的同時創造經濟價值，有力有效促進“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轉化。

拓展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脫貧攻堅的成功實踐積累了堅持科學理論指引是基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根本，堅持精準方略是路徑，堅持多部門協作機制是關鍵，堅持實踐創新是動力，堅持政府主導與社會參與結合是保障等基本經驗。在此基礎上，過渡期的成功實踐，發展形成了堅持政策銜接與機制創新，堅持產業與就業協同推進，堅持社會力量廣泛參與，堅持穩中求進的基調，堅持強化內生動力與市場導向并重，堅持區域協調發展與城鄉融合，堅持統籌推進數字賦能與治理創新等新經驗，推動了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內涵的拓展。以脫貧攻堅銜接鄉村振興，探索出一條不同于西方國家的減貧路徑，證明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高效整合資源、實現包容性發展。

豐富發展了中國特色反貧困理論。集中體現在：其一，政策有效銜接。過渡期內嚴格落實“四個不摘”（摘帽不摘責任、政策、幫扶、監管），保持原有幫扶政策的連續性，逐步建立農村低收入人口分層分類幫扶制度，實施動態監測和針對性幫扶；其二，機制有效銜接。建立健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長效機制，聚力做好脫貧地區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重點工作，健全農村低收入人口常態化幫扶機制，著力提升脫貧地區整體發展水平，加強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政策有效銜接等；其三，推進制度化建設。建立健全動態監測和精準幫扶機制，逐步將脫貧攻堅特惠性政策轉化為鄉村振興普惠性制度；優化東西部協作、定點幫扶等機制，探索縮小區域發展差距路徑；完善分層分類幫扶制度，促進治理體系優化，激發內生動力；增強脫貧地區自我發展能力，強化鞏固脫貧成果、逐步走向富裕的“造血”功能；平衡政策調整中的多方利益，保障農民權益，促進社會共識凝聚。

過渡期不僅是中國從脫貧攻堅邁向

鄉村振興的 關鍵轉折，更是全球減貧治理

的中國實踐，具有重要世界意義

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踐典范。中國通過5年過渡期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致貧底線，動態消除監測對象返貧風險，為全球減貧事業提供制度性解決的中國方案。中國還通過“國際減貧合作論壇”等平臺，向120多個國家分享防返貧監測系統，推動全球貧困治理從“授人以魚”轉向“授人以漁”。中國將脫貧攻堅與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結合，實施的農業援外項目覆蓋非洲、亞洲、拉美。例如，中非農業示范中心幫助30國提升糧食產量，東南亞“光伏+農業”項目復制中國模式，實現減貧與生態雙贏。2024年，共建“一帶一路”相關國家760萬人擺脫極端貧困，3200萬人擺脫中度貧困，積累形成了南南合作的創新范式。中國提出“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通過東西部協作、定點幫扶等機制，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以“共商共建共享”為核心的合作模式，為國際社會提供了非對抗性發展路徑的范本，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價值引領。

“四個倡議”的全球實踐深化。中國將脫貧攻堅的“開發式幫扶”經驗轉化為國際發展倡議，強調產業賦能，體現了全球發展倡議中蘊含的從“輸血”到“造血”轉型的科學理念。中國建立的防返貧動態監測機制被推廣至發展中國家，如老撾引入中國“農戶一鍵申報”系統，實現災害風險與返貧預警聯動，因災返貧率降低40%。這種將安全治理與民生保障結合的實踐，為全球安全倡議提供了基層治理、風險防控的制度創新樣本。中國通過“千萬工程”經驗的國際傳播，實際上是在推動鄉村文明現代化轉型，這種以文化振興帶動發展的路徑，豐富了全球文明倡議的內涵，體現了文化互鑒與價值重構的導向。中國建立的監測對象的防返貧動態監測系統，逐步形成“數據驅動+制度響應”的治理模式，為全球應對突發性貧困提供了可復制的工具，為全球治理倡議提供制度創新范式；過渡期構建的“四個不摘”政策延續機制，將脫貧攻堅特惠性政策轉化為鄉村振興普惠性制度，其“漸進式退出”策略避免了政策斷檔，為發展中國家應對轉型期治理風險提供了制度設計參考。

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全球啟示。中國將“生存權保障”升級為“發展權賦能”，通過“志智雙扶”激發內生動力，這種對“發展權”的重新定義，挑戰了西方福利主義發展觀，為全球人權事業注入新內涵，是發展權理論的范式突破。中國式現代化打破“西方中心論”，證明發展中國家可通過自主探索實現跨越式發展，為現代化道路多元選擇提供了示范。中國將生態文明納入鄉村振興，這種“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實踐，推動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從理論走向實踐，展示了文明形態的協同進化實踐路徑，為全球鄉村治理提供文化治理樣本。中國通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探索出“政府主導—市場驅動—社會協同”的治理模式。

中國脫貧攻堅、過渡期的成功實踐證明，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制度創新突破發展困境。中國將“共同富裕”作為現代化目標，推動國際發展議程從“經濟增長優先”轉向“公平包容”，為全球縮小貧富差距提供實踐參照。中國通過“數字鄉村”建設（行政村5G通達率超90%）與“文化下鄉”行動，推動技術文明與傳統文化融合，實施“數字—文化”協同模式，為發展中國家破解“數字鴻溝”與“文化斷層”提供新思路，為不同文明互鑒提供了新范式。

（作者系中國鄉村振興發展中心原主任、研究員）

來 源：《中國鄉村振興》雜志2025年第24期

總監制：姚卜成

監 制：韓世雄

編 輯：張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