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云南到爪哇：一場跨越赤道的減貧對話與實踐

印尼要聞

圖：中印尼學者在發布會上激烈討論

2025年12月，《貧困的終結（印尼語版）》由印尼國家研究與創新署、火炬出版社和中信出版社共同舉行發布活動。該書以中國減貧實踐為研究對象，為中印尼兩國在減貧與發展領域的學術交流提供了新內容，也為雙方加強相關合作搭建了新平臺。該書由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國際發展與全球農業學院名譽院長李小云撰寫，以其在云南省西雙版納州勐臘縣河邊村持續十年的扶貧實驗為基礎，系統梳理了中國脫貧攻堅的實踐邏輯與治理經驗。該書英語版、韓語版、哈薩克語版、印尼語版和葡萄牙語版先后獲得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和絲路書香工程項目等國家級外譯項目立項，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

當中印尼學者圍繞中國精準扶貧經驗展開討論時，一場更接地氣的實踐正在茂物縣的塞圖村悄然推進。李小云教授團隊與印尼茂物農業大學人類生態學院師生走進村莊，共同探討減貧智慧如何落地。從云南河邊村到印尼塞圖村，兩個相距數千公里的村莊因減貧這一共同使命聯系在一起。河邊村通過“瑤族媽媽的客房”項目，從人均年收入僅4000元、家家負債的深度貧困村，蛻變為人均可支配收入2.6萬元的鄉村振興示范村。這一經驗在印尼能否奏效？

中國經驗對印尼具有參考價值

塞圖村位于茂物縣賈新加鎮，是典型的爪哇農業村。村里有混合種植園、稻田、養雞場和幾家民宿，但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當地政府開發的“村域數據可視化系統”展現了精準識別的潛力，為精準扶貧奠定了基礎。然而，數據如何轉化為實際行動仍是難題。民宿經營者反映游客稀少、收入不穩；養雞場利潤多用于擴大規模；大米品質優良卻缺乏品牌和渠道，只能低價銷售。這些問題與十年前的河邊村如出一轍。2015年，李小云團隊初到河邊村時，村民住在陰暗的茅草屋內，基礎設施落后，雖有雨林資源和瑤族文化，卻無法轉化為經濟價值。

李小云團隊為塞圖村分享了河邊村的系統性經驗。第一，將現代設施“嵌入”傳統空間。“瑤族媽媽的客房”模式不在村外建標準化酒店，而是在村民家中嵌入符合現代旅游標準的客房。此舉降低了投資門檻，每戶只需建設一間客房；保留了村莊原貌；客房收入70%歸農戶，30%歸集體，極大調動了積極性。李小云在考察塞圖村民宿時指出：“鄉村民宿不應模仿城市酒店，而應突出本土特色。游客追求的是真實體驗，而非標準化服務。”第二，將文化資源轉化為經濟資產。河邊村的茅草屋、泥濘道路、方言老人曾被視為貧困象征，但李小云團隊將其重新定義為文化資源。瑤族的建筑、服飾、飲食和歌舞成為都市游客的“稀缺體驗”。團隊幫助村民將文化元素融入客房設計、餐飲和表演，打造“瑤族媽媽”品牌。這一思路對塞圖村同樣適用。印尼有300多個部族，巽他族擁有獨特的語言、音樂和飲食文化，但當地民宿的文化展示較為薄弱。李小云建議：“文化應重在體驗，而非展示。讓游客參與制作食物、學習舞蹈、參加儀式，既能提升滿意度，也能增強村民的文化自信。”第三，從“輸血”到“造血”。河邊村項目通過“陪伴式工作”培養村民自主發展能力。團隊與村民共同討論、試錯、總結，成立“西雙版納雨林瑤家專業合作社”，由村民自主運營。經過四年培訓，村民已能獨立管理客房、財務和營銷，團隊逐步退出日常管理。這一經驗對印尼尤為重要。塞圖村雖有政府支持，但資源有限，無法長期駐村。如何在短期內提升村民自我發展能力，是項目可持續的關鍵。印尼學者索菲安教授指出：“外部力量的作用是賦能而非替代，鄉村才是發展的主體。”經過近十年努力，河邊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15年的4303元增至2022年的2.6萬元；2024年，“瑤族媽媽的客房”訂單超1000單，創收80余萬元。

11月30日至12月9日，中國農業大學與騰訊公司聯合發起的“全球南方青年興鄉計劃”2025年項目實訓順利完成，其中17名來自印尼的青年學員訪問北京和云南，進行了為期10天的系統學習與實踐考察，反響良好。茂物農業大學人類生態學院的講師盧克曼?哈基姆表示，系統的理論課程讓他更加清晰地理解了中國發展背后的政策連續性與長期主義思維，“鄉村發展的中國經驗提供了有益借鑒，例如基礎設施先行、科技賦能農業等。”伯納德·蘇里安托·朗戈代則表示：“這次我學到了很多中國農業發展的經驗，這里不僅有技術的革新，還有對土地的敬畏以及智慧的傳承……我要將我看到的、學到的帶回我的國家。”

圖：觀眾在會后請李小云教授簽名

為全球南方提供減貧新思路

印尼語版主譯者、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副研究員、印度尼西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潘玥表示，印尼作為東南亞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中國在發展階段、人口規模以及地理和文化條件等方面具有諸多相似性，同樣面臨區域發展不平衡、農村貧困和少數族群邊緣化等挑戰。潘玥指出，中國通過精準識別、分類施策、動員全社會力量參與等方式實現大規模減貧的經驗，對印尼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特別是書中呈現的社區參與式發展模式、產業扶貧與文化傳承相結合的路徑，以及政府與社會組織協同合作的機制，均可為印尼的減貧實踐提供啟發。

數據顯示，盡管印尼貧困率已從2010年的13.33%下降至2023年的9.36%，但仍有約2600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農村貧困發生率明顯高于城市，東努沙登加拉、巴布亞、馬魯古等偏遠地區問題尤為突出。這些地區在基礎設施、教育條件和產業發展等方面，與中國西南邊陲少數民族地區具有高度相似性，也使中國經驗在印尼語境下更具討論價值。

潘玥認為，將該書翻譯并引入印尼，不僅有助于促進中印尼發展經驗的交流互鑒，也為豐富全球南方國家的減貧理論與實踐提供了重要案例。長期以來，國際減貧理論多由西方主導，而該書從社會學和政治社會學視角系統闡釋中國減貧實踐，為構建更加多元、包容的國際減貧知識體系提供了來自全球南方的聲音。“歸根結底，這一譯著是一份面向行動的宣言。”潘玥說，“它強調，消除貧困是全人類的共同責任，需要政府、社區與學術界共同參與，形成一場'社會協奏'。我衷心希望，該書能夠成為促進中印尼乃至全球南方國家相互學習的橋梁，為構建更加包容的全球減貧知識體系作出積極貢獻。”

印尼學者：減貧是對人的尊嚴的追求

印度尼西亞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學院人類學教授兼前院長塞米亞托·阿吉·普爾萬托認為，這部著作的意義不僅在于展示中國的減貧成就，更在于呈現一種以人民為中心、敢于直面現實的國家治理意志。

“中國的減貧經驗表明，真正的成功不僅需要'可計算'，更需要‘可感知’和‘可理解’。”普爾萬托說，“精準扶貧理念使公共政策得以深入家庭與個體層面，體現了同理心與系統性思維。”他表示，中國經驗未必可以簡單復制，但其所展現的精神、勇氣和整體治理邏輯，對印尼具有重要啟發意義。減貧不僅是技術問題，更是一種集體承諾，是對人的尊嚴和社會正義的持續追求。

印尼茂物農業大學人類生態學院院長、鄉村發展社會學教授索菲安·謝弗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中指出，在經濟增長不斷被強調的同時，貧困仍是印尼社會尚未愈合的集體創傷，尤其在廣大農村地區。宏觀數據或許顯示改善，但鄉村的現實卻常常涉及邊緣化和制度性不足。他認為，李小云教授在中國的實踐，為印尼提供了一條具有現實啟示意義的路徑，包括構建基于社區的精準貧困數據體系，將經濟干預與社會能力建設相結合，并整合政府、大學、社區和私營部門等多方力量。這一路徑與印尼《鄉村法》的理念高度契合，即將鄉村視為發展的主體，而非被動接受項目的對象。

圖：李小云教授喂塞圖村民宿的小鹿

中國實踐證明發展中國家有能力消除貧困

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參贊甄旺達在發布活動上表示，該書以云南河邊村脫貧實踐為案例，生動闡釋了貧困形成原因及有效治理邏輯，展現了中國減貧實踐的鮮活現實，為理解中國減貧理念、路徑和經驗提供了重要參考。甄旺達指出，消除貧困是中國共產黨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肩負的核心使命。到2020年底，中國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提前10年完成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減貧目標。中國的實踐充分證明，發展中國家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道路和制度安排消除貧困。中國做到了，印度尼西亞也一定可以做到。他介紹，自2019年以來，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已組織5期培訓項目，邀請100多名印尼村長赴華考察農村發展和減貧經驗，并在農業、職業技能培訓等領域與印尼開展務實合作，為印尼減貧事業提供支持。李小云團隊的塞圖村之行，正是這一合作的深化。

李小云提出的“三階段”合作設想，即聯合調研、試點實施、總結推廣，得到印尼學界積極響應。茂物農業大學愿與中國農業大學建立長期合作，共同開展減貧實踐。印尼火炬出版基金會主席卡爾蒂尼表示：“本書應成為行動平臺，連接中國與印尼、知識與實踐、政府與社會。”

從云南到爪哇，這場跨越赤道的對話表明，消除貧困并非西方專利，發展中國家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智慧實現減貧目標。《貧困的終結》打破了西方主導的國際減貧話語體系，發出了“全球南方”的強音。西方的減貧方案往往強調市場化、私有化和外部援助，卻忽視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優勢、文化資源和社會動員能力。中國的經驗證明，強有力的政府主導、全社會參與、本土文化賦能是減貧成功的關鍵。中印尼減貧合作是雙向學習與共同探索的過程。全球南方國家需要的不是“標準答案”，而是“學習共同體”，在平等尊重的基礎上，分享經驗、攜手前行。這正是減貧智慧的力量，也是人類共同未來的希望所在。

作者：潘玥

（本文將發表于12月18日國際日報B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