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官至公安部副部長，卻被關入秦城監獄，76年立大功任上海書記

1976年10月19日的傍晚時分，剛剛復出才一年的公安部副部長嚴佑民推開了辦公室的窗戶。長安街上的梧桐樹葉簌簌地往下飄落。他接到了需要立刻前往人民大會堂的通知。在那里即將成立中央工作組，正需要有熟悉上海情況的老公安來坐鎮。八年前這位陜西的漢子因為拒絕誣陷自己的同事而被關進了秦城監獄，誰能夠想到，在這個時候他要帶頭去拆解四人幫經營了長達十年的上海堡壘。

若要講清楚這場命運反轉所具有的戲劇性，就需要先講述1967年那起檔案館的事件。在那個時候有人張貼大字報稱內務部部長曾山存在問題，嚴佑民在謝富治的批準下派遣科員孫宇亭前往中央檔案館查閱史料。但是沒有料到的是，謝富治轉眼間就改變了態度，在人民大會堂安徽廳進行三堂會審逼迫孫宇亭承認自己竊密。眼看著年輕人就要被冤枉，嚴佑民突然插話表示：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了解，責任由我來承擔！謝富治反復問他是否能夠承擔得起，他干脆地回答說：應當承擔。這種頂著雷的倔強，和他在抗戰時期于皖江開展鋤奸行動的風格是一樣的。當年抓捕漢奸需要講究證據，現在保護同志也需要遵守程序。

秦城監獄的生活并不好過。嚴佑民之后回憶，監房里的燈泡是持續24小時亮著的，顯得很刺眼。哨兵一直在監視著，甚至連翻身都需要打報告。但是相較于身體上所遭受的折磨，更為讓人難以忍受的是政治方面所遭受的冤屈。與他一同被關押的楊奇清副部長，他曾經負責毛澤東訪蘇時的安保工作，是一位老革命了，卻因為莫須有的里通外國的罪名，幾乎都快堅持不下去了。我認為嚴佑民能夠熬過七年的牢獄生活，依靠的是陜北人的堅毅品格。如同他在1935年剛剛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時候護送地下交通員，在大雪封山的夜晚，硬是走了四十里路，開辟出一條求生的道路。

1975年出現了轉機，周恩來主持落實政策，嚴佑民等老干部陸續出獄復職。但是真正的考驗還在后面，第二年四人幫垮臺之后，上海余黨馬天水等人拿著民兵武裝想要做出一些不當的舉動。當中央工作組到達的時候，虹橋機場的氣氛很沉悶，如同梅雨天的棉襖一樣。但嚴佑民卻很淡定，他建議運用政策來讓人信服而不是采用武力，今天找工人代表聊菜籃子補貼的事情，明天約基層干部談住房困難的事情，硬是把百萬民兵的那股躁動情緒給平息了。他這將矛盾化解為和平的手段，比他當年在東北剿匪時三顆子彈繳械一個連還要厲害。

歷史細節的相互關聯值得人們去仔細琢磨。嚴佑民在1977年主政上海的時候所居住的康平路寓所，之前的主人是四人幫的爪牙徐景賢。他在清理自己書房的時候發現了一本《滬上防務圖》，馬上就轉交給南京軍區進行備案。他這種對于權力界限的敬畏之心，或許就是他和很多政客不一樣的根本之處。之后他被調任到安徽，幫助農民解決油菜籽滯銷的問題，竟然打了一個電話給上海的老同事請求援助。他這種跨省協作的靈活做法，倒好像是把公安系統的協同作戰經驗運用到了民生領域當中。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嚴佑民具有特殊價值，是因為他經歷了受難者與施治者的雙重體驗。他在秦城監獄的遭遇使他知道極左的危害，而公安工作的經歷又讓他擁有了破局的智慧。在1981年他離開上海的時候，外灘海關大樓的鐘聲依舊準時敲響，但是這座城市已經懂得運用經濟規律來取代階級斗爭以校準時間了。

現在來翻看嚴佑民在2001年所立的遺囑。遺囑之中存在著遺體捐贈給醫學科研的條款。這也許就是他最后的政治隱喻：真正的革命者，連自身的身軀都能夠成為歷史進步的解剖樣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