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搖滾主唱的教培半場

作者 |左希

責編 |麗俊

題圖 |《樂隊的夏天2》

三里屯的白天并不喧鬧。

咖啡店的音樂比人聲更早響起，商住樓的窗戶彼此對望，白色的燈光常年不換色溫。
李巖的音樂教室在三樓。
推門進去，是幾間隔音并不算好的樂器房，一排被反復挪動過的譜架，一只靠墻放著的音箱。地上偶爾散著幾根導線，他自己也記不清是哪一次排練后忘了收。
學生來得并不固定。有時臨時請假，有時干脆失聯。每少一節課，他都會在心里默默算一遍賬。
沒有學生的時候，他一個人待著。音箱開得很低，怕吵到隔壁，也像是怕被聽見。隨手撥幾下琴弦，彈唱一首不完整的歌。

1、與民同樂

夜里十一點多，三里屯SOHO的燈還沒完全暗下來。樓下酒吧的音樂隔著窗子傳上來，被玻璃削掉了一半低頻，聽上去像是一直沒調好的背景音。

李巖坐在三層一間并不大的房間里，黑色衛衣套在身上，電暖器沒開。他把電動車的電池拎進屋，靠在墻角，又下意識地檢查了一眼門鎖。這是他每天都會重復的動作。

地上放著一桶桶裝水。他撕開一小包速溶咖啡粉，用水呲開，嘗了一口，點點頭，說這樣就行。“其實就是一杯咖啡。”他說，“別指望它解決什么。”

這間屋子白天是音樂教室，晚上是他的生活空間。地上散著幾根線纜，墻邊靠著吉他和音箱，沒有多余裝飾。唯一顯眼的是一塊白板，上面寫著學生的名字和上課時間，有的名字被劃掉了。

前一天晚上，一個學生發來消息，說發燒了，第二天的兩節課來不了。一節一個半小時，三百塊錢。那天原本排得滿滿的課表，一下子空出來。他盯著白板看了一會兒，沒說話。

“教培就是這樣。”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并不帶情緒，像是在描述天氣。

手機放在桌角，屏幕偶爾亮起，是視頻號后臺的提示。兩周前，他發了一條自拍，說自己是“北漂破產教培人”。播放量一路往上，總播放量破了百萬。留言里有人認出他。“這不是《樂隊的夏天》那個嗎？”“好家伙，在這兒看到他。”

李巖看這些留言時，有點愣神。五年前，他站在綜藝舞臺上，自我介紹時說了一句：“我們是一支傳奇的搖滾樂隊。”那兩個字——傳奇——在現場炸開了。

主持人馬東愣了一下，觀眾笑了，鏡頭切到后臺，隊友也在笑。有人覺得他不知分寸，有人覺得他天真得過分。后來他即興說唱了一段“與民同樂”，全場再次哄笑。

那一刻，他不覺得難堪。“我當時是真這么覺得的。”他說， “覺得好玩，也覺得理所當然。”

現在，“與民同樂”成了他音樂教室的名字。貼在門口，很小一行字。有時候學生進來，會多看一眼，但很少有人問這四個字是什么意思。

晚上沒課的時候，他會坐在房間里練琴。音量不敢開大。他彈得很慢，有時只是反復一個和弦。窗外的霓虹燈閃了一下，又暗下去。

有那么一瞬間，他會突然想起小時候的藁城：冬天的鐵軌，工廠的煙囪，街邊音響店里漏出來的流行歌。任賢齊的聲音在空氣里反復響起——“你總是心太軟”，尾音被拖得很長。那些旋律一出現，他就知道自己來自哪里。

現在，他更習慣用另一種方式介紹自己。“我就是個教培老師。”“老板是我，員工也是我。”

房租還有幾個月到期。網貸分了幾筆，每個月要還。錢不夠的時候，他也想過借，但開口這件事，總是要反復掂量。

有一天，他全身上下只剩一千塊錢，離交房租還差九千五。他給兩個熟悉的家長發消息，說差筆錢，可以打欠條，也可以轉成課時費。

對方都說，不用欠條。

2、第一次被勸退

那一刻，李巖忽然有一種說不清的遲疑。這種遲疑，他并不陌生。

很多年前，他學會的，就是在關系里別把事弄大，別讓自己變成需要被處理的那個人。那一年，他還在藁城上小學。

藁城的冬天帶著鐵味。那是一種混合著鐵軌、鐵屑和工廠煙囪的氣味。李巖家附近有一個火車站，火車開過時，地面會輕微震動。他站得遠遠的，看車廂一節節滑過去，像一條發出轟鳴的長蛇，往藁城之外鉆。

他偶爾跟著父母坐火車進石家莊。火車站附近有個報刊亭，二伯在那里守攤。九十年代的報刊亭像城鄉間的流行文化中轉站：雜志封面是顏色飽滿的明星，字很大，一眼就能看見更遠的生活。李巖第一次站在報刊亭前，覺得那地方時尚得像紐約。

相比之下，藁城的大街顯得灰白，灰里泛著青紅：路邊隨處可見金屬配件、廢棄零件，孩子們撿來當玩具，握在手里冰冷、堅硬、沉沉的。

父親在農機局工作，身上常混著機油和鋼鐵的清冽。母親是小學老師，教高年級語文以及數學。李巖被在母親任教的學校上學。鈴聲一響，所有人都該像同一部機器的零件那樣歸位。

偏偏三年級的那天，他在課堂上偷吃了兩口饅頭。

學校門口有一家饅頭鋪。大課間蒸屜一揭，白汽猛地沖向天頂，饅頭皮軟得發亮。學生和老師都會去買，趁鈴聲還沒徹底落下，把熱氣咽進肚子里。有些孩子上課也會偷偷咬兩口，老師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直到那一次，輪到李巖。

班主任把他和母親叫到一起，說：“李巖仗著家長是本校老師，就在班里胡作非為。再這樣下去，怕是要攪壞一鍋湯。”

“攪壞一鍋湯”，這句話像一只蓋子，把一樁鐵案坐實。很快，李巖被勸退。

多年以后，他仍記得那家饅頭鋪的熱霧。他第一次明白：你會因為一件在別人那里不算什么的小事，被推出群體。甚至來不及申辯，事情就結束了。

母親把他送到離家更近的一所學校。課桌更舊，墻更白，操場的土更硬。他在這里認識了李凡——后來在節目上寵他，和他一起把青春扔進音箱里的人。小鎮上的友誼往往靠一種無需解釋的默契維系。放學路上一起走，誰也不問為什么。

學校里有一條不成文的共識：轉學生要么成績特別好，要么特別不好管。李巖兩者都不是。他只是一個中等、活躍、經常被老師抓包的小男孩。

一次遲到，班主任當眾懲罰他。女老師掐著他胳膊外側一塊肉，順時針擰了一圈，疼得他五官扭曲。那一刻，他不敢看同學的臉，只聽見四周傳來的笑聲。

也是在那些年，藁城的聲音開始變得喧鬧。錄像廳、CD店、音響店一家家營業。任賢齊的“獨自一個人流淚到天亮”循環甜膩，像一條黏在空氣里的線。孩子們打鬧時會哼幾句黃安、成龍，模仿《醉拳》里歪來倒去的步子。李巖也跟著唱。

小學快畢業的那個暑假，他和李凡第一次摸到吉他。他們報名了城里一家琴行。老師年輕，留著長發，像港片里的古惑仔，開口卻是極重的藁城方言，土到掉渣。多年后李巖再回家鄉，琴行還在，老師也還在，仍舊教孩子吉他和架子鼓。李巖說，一個人如果在同一件事上堅持那么久，是在傳遞一個信息：他接受了自己的生活，他自洽了。

那年夏天，李巖學得很快。手指壓弦磨出硬繭，疼痛是明確的。很快他就能順暢彈出Beyond的《不再猶豫》。他反復彈，像在給自己練習一種新的呼吸方式：在課堂上，你被要求坐好、安靜、不要多余；而在琴上，多余的力氣終有去處。

3、被分流的通道

初中以后，這種“避難”的需求變得更迫切。

李巖被分進了重點班。母親為此繳了更高的學費。那是一種明確的信號：你被投進了一個需要產出結果的系統。

重點班像一只篩子，篩掉噪音，留下能為升學率服務的顆粒。所有人都朝著同一個方向用力。對那些適應規則的人來說，這是效率極高的通道；對李巖而言，更像一條逐漸收窄的走廊。

一次上課，他向同桌借了一塊橡皮。身形壯、皮膚黑、肚子圓的班主任走過來，抬手就是一巴掌。李巖踉蹌著往后倒，耳朵里只剩下尖銳的長鳴。他“打擾了課堂秩序”。

在藁城，那樣的教育方式像天氣一樣自然。為了成績，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體罰被視為清除“害群之馬”的有效手段。

更大的轉折發生在一次自習課。他講話，班主任踹了他一腳，肚子疼得厲害，老師留下一句話：“叫家長，把你領回去。”從那以后，李巖成了透明人。老師不在再點他回答問題，眼神也很少往他那里落。奇怪的是，這種透明反而帶來一種安全：只要你不被看見，就不容易被處置。

他很快學會了配合這種忽略。上課低頭，課間離開，不制造麻煩，不爭取存在感。后來，他用一句粗糲的話概括那段經驗：“一個事黑不提白不提，你不提我也不提，飯照吃，日子照過。”在一個以秩序為目標的系統里，角落往往是最安全的位置。

周末和假期，父母給他買了電腦。他會打游戲，看男孩子私下好奇的東西，但真正讓他興奮的，是在網上看搖滾樂。從Sex Pistols到Nirvana，從Johnny Thunders到David Bowie，聲音像一把鋸，鋸開了密不透風的生活。

他省下半年多的生活費，花將近四百塊，買了第一把吉他。排練在藁城老體育場旁的一間破房子里，潮、暗，墻皮脫落。他們唱英文歌時嘴瓢，發音全是“略略略”，但噪音本身足夠令人快樂。

很快，重點班完成了它的下一輪篩選。

在一次次考試之后，老師開始找他“談話”。他們對李巖說：“你這種情況，換個環境，可能更好。”潛臺詞很清楚：你不適合繼續消耗這里的資源。于是，李巖去了石家莊六中。

六中是一所藝術高中，聚集著來自河北各地的學生。有人學美術，有人學音樂，有人學舞蹈。在某種程度上，允許差異的存在。

班里女生多，男生稀少。有人很早就開始整合資源，結識老師、聯系演出、規劃出路。李巖意識到，自己和這些人不太一樣。他不擅長提前設計路線，也不愿替“將來”拆成一個個可操作的步驟。他更在意的是一種狀態，“我在這里，但我又不屬于這里。”

他上課、參加活動、排練，始終保持距離。他把這種狀態稱作“New School”——不徹底叛逆，也不完全順從，在既定秩序里，給自己留一條縫。音樂很快填滿了這條縫。

他認識了比自己高一屆的學長Ricky，一個邢臺來的男孩，彈一手好琴。Ricky的演奏接近原版，靠的是近乎嚴苛的自我要求。“他意識形態建設得比我早。”李巖后來這樣評價。和Ricky相比，李巖更像是靠直覺前行，他迷戀不同風格的音樂，搖滾、金屬、嘻哈、朋克，來者不拒。

他們在校外租房子，住進了石家莊六中附近的城中村。那里聚著不少樂手和時髦青年，牙齦出血樂隊后來也從這里走出。李巖很快滑向一種“半社會化”的狀態。白天上課，晚上練琴，周末去公園唱民謠，或者跑去Livehouse看演出。

距離高考不到三個月，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說了一句幾乎和當年重點班一模一樣的話：“你回家復習吧，對大家都好。”

教室里貼滿倒計時標語，同學們低頭刷題。“那也行吧，回去歇了。”他說。

那段時間，他跑去北京，找樂隊朋友混了幾個月，又回石家莊，提著準考證參加高考。成績出來，271分，夠上一所大專。

后來，有人在網上罵他，說他不專業、不配站在臺上。他學會了一個新詞：黑粉。他覺得那些聲音和當年勸他離開的老師，并沒有本質區別。既然彼此無法欣賞，那就各走各路。

2008年6月15日，他生日前一天，Rustic樂隊登上了“石家莊第六屆搖滾音樂節”的舞臺。票價15元。他們和“小城之春”“目擊證人”等樂隊一起，在太平洋廣場演出。

分流，在那一刻完成了它的意義。

4、短暫的高處

當一條主路不再向你敞開，剩下的選擇就無需反復權衡。李巖很快接受了一個現實：考試體系已經結束了對他的評估，但生活并沒有。

那幾年，音樂成了他唯一確定的坐標。Rustic這個名字里帶著銹——rust。銹是舊的、慢慢生成的、不體面的。有人把Rustic理解成“鄉村的”“土的”，李巖并不介意。這個名字更像他童年的自然延伸：藁城的鐵軌、工廠、銹紅色的金屬件，不自覺地被帶進音樂里。

2009年，他們花150塊錢報名參加了Global Battle of the Bands（GBOB）。這是一個老牌世界級樂隊比賽。起初，沒人指望結果。報名、海選、一路往前，他們從三千多支樂隊里突圍出來，最后站在英國的舞臺上，拿到了全球總冠軍，接受了德國最大搖滾樂雜志OX-FANZINE的專訪。

從英國回來，學校沒有公告，院里也沒有人提這件事。像一個無關緊要的人從監獄里放出來，沒人迎接，也乏人問津。后來零星的媒體報道里，獎金數字被夸大，有人說十萬美元，有人說十萬英鎊。“實際上是一萬美金。”李巖說，“分幾次給，每次都不多。”

那是一次極不真實的體驗：你在世界舞臺上被宣布為“第一”，可回到原點，世界并沒有因此改變對你的態度。

慶功宴那晚，酒喝到一半，Ricky把他叫到一邊，說了一句“掃興”的話：“咱們不該拿第一。”李巖當時很不理解。“都到這一步了，你說這話干嘛？”Ricky卻異常冷靜：“如果沒拿第一，我們還能繼續。現在這樣，反而像到頭了。”

多年以后回想，李巖承認，那是一種提前出現的清醒。Ricky并不是不高興，而是意識到：在一個并不為你準備路徑的世界里，峰頂可能意味著斷點，而不是起點。不久之后，Ricky退出了樂隊。至于他后來在《樂夏》大紅大紫，已是后話。

李巖和李凡找了新的貝斯手，去美國參加音樂節，順路去紐約——很像“國際莊”的紐約。地圖越畫越大，隊伍卻越來越松散。成員更替、方向分歧、資源斷流，這些問題消耗著樂隊的耐心。最終，Rustic解散。

“現在回頭看，我當時的格局沒打開。”李巖說，“應該花時間培養新人，而不是像安檢一樣篩人。那樣做，最后只能散。”

樂隊解散后，他短暫地進入過“社會”。上班、參加求職節目、去唱片公司試水、開過咖啡館。2018年，一個人去美國。

臨走前，他把電動車賣掉，清空了身上的資產。剛到美國不久，他認識了一個愛即興Rap的黑人兄弟，兩人一拍即合，幾乎要桃園結義。幾天后，清晨醒來，對方已經消失。錢包沒了，電腦沒了，只剩一把吉他和幾件衣服。報警沒有結果。

那一刻，他迅速跌進一種極端的清醒：當你真的一無所有，很多焦慮會自動失效。他開始在汽車旅館蹭免費早餐，用吉他在街頭換食物。在富人區的沙灘上，他混進常駐表演隊伍，給路人唱歌。

語言在這種狀態下被重新訓練。他必須用英文解釋、推薦自己、與陌生人破冰。那一年，他的口語突飛猛進。

在洛杉磯的一天夜里，他住進了一家靠近海邊的酒店。那是他用僅剩的錢換來的短暫奢侈。凌晨，他獨自走到海邊，浪突然變得異常高大，幾乎立在他面前，像一堵隨時會壓下來的墻。“有個聲音問我，你到底想要什么？”他對著海浪回答：“我想唱歌。”回答完，浪慢慢退去。

兩周后，他回到了藁城。父親聽完他的經歷，只說了一句：“這是一次洗禮。”李巖后來反復咀嚼這個詞，覺得它并不浪漫。

回國后不久，Ricky給他發信息，用邢臺話說：“我請你去動物園玩兒。”他們真的去了石家莊動物園。三個人，慢慢走。Ricky很認真地說，過一陣有個電視節目，他們參加了，可能就“起來了”。

李巖當時并沒太當回事。他還沉浸在美國街頭那種中英夾雜的自由里，對“節目”這種東西，本能地保持距離。他還沒意識到，下一次被看見，會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發生。

5、被看見的那一年

并不是所有人都會等到“被看見”的時刻。李巖等到了，在2020年。

那一年春節，他回藁城過年。年還沒過完，武漢的消息傳來，藁城很快封閉。一個多月后解封，他回到北京，又被隔離了兩周。城市的節奏被反復按下暫停鍵，演出、計劃、行程，一件件被懸置起來。也是在這段時間，他接到了《樂隊的夏天》的邀請。

他并沒有把這件事當成命運的轉折。“有這個機會，那就去。”后來他說。真正意識到變化，是節目播出后。那年夏天，他走在街上，開始有人認出他來，叫他的名字，請求合影。“哦，原來這就算是火了。”

舞臺上的李巖，狀態是打開的。松弛、外放，帶著一種并不合時宜的興奮。在自我介紹時，他說：“我們是一支傳奇的搖滾樂隊。”“傳奇”兩個字，引發了熟悉的反應——愣神、笑聲、調侃。他并沒有退縮。

他講起樂隊在英國獲獎的經歷，試圖證明“傳奇”并非空口而來。主持人馬東的玩笑繼續，隊友李凡的表情開始變得微妙，后臺的笑聲被鏡頭捕捉得一清二楚。調侃沒有停下。

幾分鐘后，他即興說唱了一段，結尾拋出那句“與民同樂”。全場再次笑翻。

節目播出后，評價迅速分裂。有人覺得他幼稚、不分場合；也有人覺得他天真、直率，像一個沒被馴服的小孩。大張偉在后采里說：“他活得特別像一個小朋友。”又補了一句，“成熟真的好無聊。”

李巖后來回看那些片段，會笑。“現在的我，可能完全做不到那樣松弛。”那一年，他第一次被如此大規模地看見。但這種被看見，本身也是一種短暫的狀態。

節目帶來的熱度，并沒有自動轉化為穩定的生活。演出邀約確實多了一些，但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取消：不可抗因素、場地調整、行程變更。三年里，這些理由反復出現。樂手們的生活半徑被壓縮得越來越小，有人轉行，有人離開北京，有人不再等待。

“我可能就是那種不太得勁的股票。”李巖說，“很多人不選擇持有。”

那幾年，他結了婚，有了孩子。兒子在電視里看到穿著藍色襯衣的他，會興奮地咿呀叫。節目里的短片掃過他當時的生活：五平米的出租屋，桶裝水沖速溶咖啡，電動車電池反復上鎖。節目組顯然明白這些畫面的反差價值。李巖并不介意。“那確實也是我。”

只是，所有光彩被剪輯進短片，現實并不會因此改變運行方式。生活需要重新安排。也是在這個階段，他第一次走進“教培”。

起初，是被推薦到一家音樂培訓機構做兼職。一周幾節課。他認真準備，反饋也不錯。沒過多久，這家機構倒閉了。“就沒了。”他說，“你會發現，連被雇傭這件事，也不一定有保障。”如果不穩定是常態，還不如自己承擔。

他注冊了一家機構，租下一間商住兩用的房子，放設備、練琴，順便接學生。一開始，他把價格定得很低，一小時兩百塊，一對一。想著先把人留住，再慢慢調整。現實并沒有給他太多緩沖。學生來得零散，消課周期很長：一次買十二節課，兩千四百塊，要用足半年。

房租、設備、生活成本很快壓了上來。他用過網貸，三四萬塊，分成幾筆，每個月都要還。“我是在樂隊不掙錢的時候玩樂隊，在教培賠錢的時候玩教培。”后來，他換了地方，搬到三里屯。房租更高，壓力也更集中，但人流多，學生逐漸穩定下來。他把價格漲到三百塊一小時，勉強覆蓋成本。

他給自己貼了個標簽：北漂破產教培人。這個說法里有自嘲，也有現實。他說自己并不是反對金錢，只是對“金錢被當作唯一標準”這件事感到不適。但他也清楚，標準不因個人態度而改變。面對這些，他常常只能哈哈大笑，笑到有點想哭。

教書這件事，卻在慢慢改變他。他開始系統地買教材，看國外課程，研究不同的教學方法。有的學生彈得很好，他就逼著自己練得更狠。技巧提升越多，他對音樂的理解反而越松弛。“以前覺得，非要站在舞臺上，才算證明自己。現在不是了。”

音樂被拆分進一節節課里。“在生活里，我變成了唐僧。”他說，“在音樂里，我還可以是孫悟空。”被看見的那一年，并沒有把他帶去更高的地方。它把他重新送回地面。

在地面上，他開始用另一種方式，與世界繼續周旋。

6、仍在場內

李巖的視頻號是在2025年11月底被推起來的。

“朋友們，教培太不好干了。”他說這句話時，語氣很輕，像在跟誰打招呼。鏡頭里燈光陰晦，背景素白。他提到一個學生請假，兩節課，一個半小時三百塊，說沒就沒了。停了一下，又補了一句：“太苦了，朋友們。”

留言區里，有人驚訝，有人調侃，也有人替他惋惜。“這不是樂夏那個嗎？”“怎么混成這樣了？”

李巖會看評論，但看得不多。他很清楚，互聯網的翻紅，意味著被放進另一個更日常的觀看框架里。“被看見”對他來說，始終是一件復雜的事。

他早就習慣在關系里降低存在感：不吵、不鬧、不制造麻煩。小時候是這樣，重點班是這樣，后來做樂隊、上綜藝、做教培，也都是這樣。

他的學生里，有些并不指望成為知名樂手或音樂家。他們只是想學會一首歌，或者在壓力之余，有一個能喘口氣的地方。李巖很少談“前途”，也不急著談“天賦”。他更關心的是，學生在彈琴的時候，身體有沒有真正放松下來。“音樂不是用來證明什么的。”他說，“它更多時候，是讓人不那么緊繃。”

這些年，他逐漸意識到：教育并不總是把人往上送，它更真實而殘酷的功能是，決定誰會被留下，誰會被分流，誰需要自己找出口。李巖就是那個自己找出口的人。

他給兩個熟悉的家長發消息，預支了一筆學費。后來，其中一位家長要離開北京，申請退費。李巖猶豫了很久，想要不要提出分期——每個月還一點，一年還清。他最終還是扛了下來。

生活沒有變好，也暫時沒有繼續惡化。“我現在不太相信‘翻身’這種說法了。”他說，“更多是怎么熬，怎么把日子過下去。”

他偶爾會回想藁城。鐵軌、煙囪、銹紅色的金屬零件。“我以前以為只有藁城是那樣，”他說，“后來發現，北京也是藁城，哪哪都是。”

如果說有什么變化，大概是他對“北漂”這個詞的重新理解。年輕時，他覺得這個詞很low。

現在他發現，它其實很有力量。“誰又不是在漂呢？”

阿爾貝·加繆在手記中反復寫到這樣一種狀態：“有幾年，我想讓所有的人都滿意。我強迫自己像眾人一樣生活。我為此說了許多不得不說的話，即便在自己感到被孤立時也是如此。可到頭來，還是一場災難。現在，我在廢墟中漫步，無拘無束，神游四方。當我在某種謊言中度過半生后，我必須重建一種真實的生活。”

2025年12月12日，李巖錄了一條視頻。那天很冷，他穿著黑色衛衣，坐在房間里，說了一段近乎自嘲的話：自己是小丑，是窮孩子，是只有一個員工的“老板”，是永遠無法和命運抗衡的人。

“至少我還能唱歌騙騙自己。”他說。

這句話并不浪漫。

作為一個被教育篩選過、被舞臺照見過、又被生活重新放回地面的人，他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一件事：教育并不會自動通向更高的地方，它更多時候，只是決定你要用什么姿態，繼續站著。

此刻，他站在教室里。那顯然不是一條成功的路。不過，在這里，他至少能決定音樂響起的方式，以及，誰可以不被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