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尷尬了。估價8800萬元的捐贈古畫準備拍賣，被捐贈人發現了

南京博物館這次尷尬了。估價8800萬元的捐贈古畫準備拍賣，被捐贈人發現了，一查才知道，自家捐贈給南京博物館的另外4件文物也不見了。諷刺的是，這一切的起點，是一張龐家人保留了60多年的捐贈票據。
那是1960年代的事了，南京博物館剛剛建館不久，社會也正處在翻天覆地的轉型期。
很多人把家藏的文物拿出來，捐給國家，交給博物館保管。龐家就是其中一個。
那時候捐贈文物，不是像現在簽個協議、上個系統，很多時候是憑一張手寫的票據，蓋個章，連張照片都沒有。
但那張票據對當年的捐贈者來說，就是信任的憑證。
龐家當年捐了一百多件文物，古畫、瓷器、佛像都有，都是傳家之物，不為名，不為利，只是想讓這些東西留在國家的博物館里，被好好保存下來。
但誰能想到，60多年后，這些東西會突然出現在拍賣市場上。
事情發生在2025年11月。
龐家后人偶然在一個藝術品拍賣預告中看到了熟悉的名字：《宋人山水圖》。
這幅畫他們記得很清楚，是祖上從清末流傳下來的，畫心上還有龐家老宅的私印。
他們第一時間聯系了南京博物館，對方開始并不承認，說“可能是復制品”“我們館藏沒有這幅”。
直到龐家拿出了那張保留了六十多年的捐贈票據，然后事情才真正開始變得“尷尬”。
南京博物館組織內部清查，結果發現，不僅《宋人山水圖》已經“被調劑”，另外還有4件文物也無法查到下落。
“調劑”，這個詞在博物館行業中并不陌生，是指館際之間為了優化藏品結構、改善展陳條件，進行的文物調撥或交換。
但在這個事件中，“調劑”幾乎成了一個遮羞布，沒有公示，沒有記錄，沒有捐贈人知情，更沒有透明的流程，這種“調劑”，和“流失”有什么區別？
南京博物館對外回應稱，相關文物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因調劑流出”，但具體流向、時間、接收機構都無法查清。
這就引出了一個關鍵問題：當年那批捐贈文物，到底有沒有被博物館當作公共財產管理？有沒有建立檔案？有沒有入庫？有沒有被人為地“處理”掉？
如果龐家沒有那張票據，這件事還會曝光嗎？如果拍賣方沒在信息中寫明“來源博物館”，龐家又怎么能知道這件畫曾經屬于自己家？
更可怕的是，像龐家這樣捐贈者的家庭，還有多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家傳文物已經“離館”？
文物不是普通資產，它承載著歷史、文化和情感，捐贈者不是賣家，當年那些人之所以把自家寶貝交出去，不是圖回報，而是相信國家，相信博物館。
可現實卻是這份信任被誰輕易“調劑”掉了。
這不是南京博物館一個館的問題，而是整個文博系統在“信任”這件事上，開始出現了裂縫。
歷史復雜，但不代表現在可以糊弄。
即便當年是“特殊時期”，但一旦文物進入博物館體系，就必須按制度管理，可當制度不能自證清白時，公眾該信誰？捐贈者該如何安心？
事實上，這種“調劑”失控并不是第一次發生。
2022年，北京一位收藏家發現自己曾捐給某地博物館的瓷器，出現在香港蘇富比拍賣目錄中；
2019年，貴州一座地方博物館被曝光私下將民間捐贈的文物“轉手”給私人收藏者，且未做備案。
在這些事件中，有一個共同點：捐贈人毫不知情，監管機制幾乎失效。
再說回南京博物館這次事故，官方回應中提到“歷史原因”“人員更替”“檔案缺失”等因素。
這些聽起來像是解釋，但其實更像是推卸責任，制度不是說給自己聽的，是為了在任何時候都能保護那些不在場的人。
解決辦法不是難事，關鍵是有沒有意愿做。
建立專屬檔案、定期公示捐贈文物狀態、限制“調劑”權限、設立捐贈人知情機制，這些都不是技術難題。
關鍵是，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誰愿意主動透明？
我們還可以引入更先進的技術，比如用區塊鏈技術為每一件館藏文物建立“不可篡改”的生命周期記錄，從入庫到調撥，從展出到修復，每一步都能在系統中留下痕跡。
這樣一來，即使幾十年后，捐贈者的孫子也能查到那幅畫現在在誰手里。
但技術不能代替倫理。制度不能掩蓋責任。
龐家的這張票據，不只是紙，是一把尺子。
它量出了博物館在制度上的短板，也量出了公眾對文化機構的信任底線。
它提醒我們，文化遺產不是博物館的私產，而是整個社會的公共財富，管理者的職責，是守護，而不是隨意處置。
這次事件之后，南京博物館可能會加強管理，其他博物館也會引以為戒。
但更重要的是，公眾要記住這件事，記住文物是怎么失蹤的，是怎么被發現的，是靠什么被追回的。
不是靠制度，也不是靠監管，是靠一張票據和一份60多年的記憶。
希望下一個龐家，不需要靠偶然，才能追回自己的家族記憶，希望博物館們，別再讓“調劑”二字，成為文化信任的墳墓。
信源：南京博物院回應“館藏估價8800萬名作現身拍賣市場”：《江南春》是否為受贈畫作待查證
2025-12-18 08:15·漢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