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與命運——長篇小說《凱旋俱樂部》創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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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與命運

——長篇小說《凱旋俱樂部》創作談

□ 唐 菘

《凱旋俱樂部Ⅰ：迷霧》

唐 崧 著

作家出版社

《凱旋俱樂部Ⅱ：無間》

唐 崧 著

作家出版社

認知改變命運，抑或命運禁錮認知，取決于樂觀或悲觀視角。視角不同，態度便各異，有人積極求變，有人消極等待。無論哪種，命運或認知的轉變均需某種契機。它往往不宣而至，全無征兆，或瞬間令人震驚地顛覆一切，或埋下改變的種子，悄無聲息地長成參天大樹。我的契機，始自2004年進入出版社工作。

那時的我是個無知到淺薄的“憤青”。在出版社，身邊多是學識淵博的同仁，他們打開了我封閉的認知世界，促使我開啟求知若渴的旅程。其中，改變我最為深遠的是劉勇。無論口頭還是心底，我都把他當成導師。動機可用一句話概括：見賢思齊。我不知命運和認知究竟哪個能左右對方，但我確知，認知會改變態度，進而改變行為。我變了許多，尤其是在工作中，漸漸用心嚴謹，不妄下斷言。應該說，沒有劉勇，這部作品絕不會以現在的方式呈現。

談到作品，容我從源頭講起。小說緣于張萊老師同名劇集。劇集有大綱和幾集劇本，并在他編劇的《和平飯店》熱播后不久售出改編權，我任編劇之一。此前，我便請纓將之改為小說。劇集故事發生在1935年天津，前后48小時，燒腦，強情節，以史實為背景，演繹的卻是同史實無甚關聯的懸浮劇情。我始終認為小說和劇本有天然差別，劇本呈現的不宜僅通過文字轉化照搬到小說中。同樣，既有劇集，小說大可不必，甚至完全不該同劇集如一個模子鑄出。而在劉勇潛移默化下，我又養成略顯保守的認知：既關涉歷史，總要在史實上有些價值，且在細節上更要嚴謹。我要做的是將故事重塑，進入每個人物，體會其所思所想；進入每個場景，體味最真切的氣息光影。我期望撥開成見的迷霧，去表達這些在歷史中浮沉的角色符合真實處境的認知和行為邏輯。

這無形中給創作設置了重重障礙。我既不了解天津，對民國也所知甚少，硬寫自是不成，好在從劉勇那里學來了笨功夫，于是買書、收集資料、實地踏勘、請教方家。數年里，購買圖書、資料花費總有三五萬元了。有一兩年時間，我每天中午游蕩在天津五大道舊英租界地。更長時間中，我尋找一切機會在有民國遺跡的地方流連。關于民國天津的一切，我都盡力去體悟，熟悉歷史、時局、地圖、器物、民俗……資料、圖書太多，看不過來，只好當工具備查。有時一個小細節，要花費大量時間質疑、求證。實在考證不出，只好闕如。

其間幾番波折，劇集改編權合同終于到期終止。2021年我從出版社調到作協，不能不寫了。原計劃據劇本改小說，劇本未動，小說只好先行。

幾年里，我為每個人物找到歷史原型，將錯綜復雜的情節改造嵌入真實的詭異叵測的時局中，并據之將主要情節進行重塑；加入新角色，新主線，時間變為3天；章節采用民國電報以韻代日的格式，用時間標注……萬事俱備，落筆卻異樣艱難，每日寫不了數十字，又大多刪去。或許是準備太久、太細的緣故，將創作快感先行磨鈍；或許是不期然中抬高了心理預期；也或許是恰在此時劉勇驟然離世……那種自我懷疑的艱難和悲凄無法言喻。2022年在魯院高研班的學習生活拯救了我，讓我堅持寫下來。哪怕是垃圾，先寫下再說。寫作其實就是個跟自己妥協的過程。

小說原計劃二三十萬字，篇幅遠超預期，后在責編老師包容下，將故事分日成書。《迷霧》《無間》是為第一日、第二日，身陷其中的人物命運從起始到雛形，到終結，或漸漸走向終結，已不可逆轉，命定一般。命運如擎天巨錘，人是它揮舞過的空氣中的微塵，轉瞬湮滅。它不曾關注到你，也不因你采取任何行動而停滯。認知的努力，乃至認知導致行為的轉變，終究扭轉不了命定的結局。書中如此，書外何嘗不是。

回到2021年春天，在調離單位數月后，我跟劉勇在青島初見。那時的他，周身洋溢著近年少見的灑脫和淡然。自任副總編后，他一直在極度高壓和焦慮中度過。見他這個狀態，我竟由衷欣慰。回津不久，便意外獲知他入院，短短一兩月，竟又輾轉獲知他已離世。命運的巨錘輕易砸碎了一切。他的認知已是極為成熟，乃至卓越了，可命運何曾因之而有絲毫顧惜。這與書中人何等相似。

創作過程是艱難的，結果倒未必會因之而出色或可被原諒。最后，鄭重聲明，書中倘有讓人眼前一亮處，盡歸張萊老師；想必缺陷、無趣、錯漏乃至令人不堪容忍處甚多，則盡歸作者本人，與他人無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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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俱樂部Ⅰ：迷霧》

唐 崧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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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旋俱樂部Ⅱ：無間》

唐 崧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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