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曾希圣赴淮河救災路上睡著，醒來后生氣：我是來享受的嗎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凌晨，合肥無線電臺捕捉到淮河上游水位突漲的告急信號，值班技師連夜把電文送到省委大院。曾希圣在燈下看完不到三分鐘，合上文件袋，拎起隨身小包就往門口走，他對警衛說的第一句話是：“車子備好，今天先去蚌埠。”

雨水自春末起便沒停過，淮河兩岸的民兵堤上一層又一層加筑，仍擋不住來勢。自民國初年算起，這已是淮河第十一次大洪災，災區群眾心里清楚：要想保命，得看共產黨能不能把他們從水里撈上來。省委書記再熟悉不過這種眼神，他在戰時就見過——那是一種把活下去全部托付給組織的倔強目光。

汽車沿著省道一路向北，雨柱砸在擋風玻璃上發出沉悶的響聲。同行的水利廳干部悄悄翻筆記，低聲提醒：“書記，佛子嶺水庫前天剛泄洪，安慶已告急，蚌埠去后恐怕還得折回南線。”曾希圣沒抬頭，只是嗯了一聲，指著地圖淡淡一句：“哪里最險就往哪里去。”

車開到淮南時水深已到車門，換乘電瓶車再向前，夜色里只剩嗚咽的風。三天兩夜，曾希圣靠一壺涼茶硬撐，終于趕到蕪湖指揮部。剛落腳又傳來安慶大堤現滲漏的急報，他接過電報皺眉：“立即調船。”秘書見他雙眼布滿血絲，勸他在指揮部瞇一會兒。曾希圣叮囑：“船一到就叫醒我。”話音落下，人已靠椅入睡。

半小時后船靠碼頭。幾個工作人員見他睡得太沉，商量著不去驚動，想著先去前線勘察。船緩緩駛離岸邊，舷窗燈影里的省委書記還在打盹。可天剛蒙亮，他猛地醒來，發現人船已去，臉色立刻沉了下來。“我是來享受的嗎？我是來睡覺的嗎？”話音不高，屋里的人卻都低下了頭。他抓起雨衣，徒步趕往安慶大堤。

洪峰夜里抵達，浪高兩丈。堤上昏黃汽燈下，一位老船工向曾希圣抱拳：“書記，再遲一小時就要潰口。”曾希圣點點頭，抬手喊：“夯土、草袋，全上！”數千名民兵在雨幕里排成人鏈，靠肩膀把最后一道缺口堵住。到拂曉，水面終于緩緩回落，老船工抹把臉，沖他喊：“書記，這條堤救回兩座城。”曾希圣只是轉身，讓現場統計損失，安排下一批空投糧包。

治水的艱難他并不陌生。早在一九四一年，他就帶著新四軍七師在皖江邊立足，靠征收商船稅、與敵偽做倒換，把一個一千九百人的小部隊喂成了兩萬精兵。那幾年他摸透了長江、淮河的脾氣：洪澇相生，治水不但要筑堤，還得蓄洪、分洪、改種、改土。新中國成立后，他主持佛子嶺水庫、磨子潭水庫等工程，就是為了給淮河安一道能喘息的閥門。

有意思的是，這位“紅色密碼之父”真正決定淮河命運的，卻不是密碼，而是一條又一條汗水浸透的土袋子。一九五四年夏秋之交，淮河中下游五次洪峰疊加，流量超過一九三一年大災；但安徽境內死傷數字遠低于歷史同期。原因很簡單：堤沒決，人沒跑，糧沒斷。

災后統計，全省一千五百多萬畝農田被淹，其中九成在一個月內退水復種。曾希圣在合肥主持會議，強調“改種避災”思路——多種糯稻、紅薯、高粱，提高夏糧占比，減少單季水稻對天的依賴。同年冬，他又拍板決定把上海第一批百余家輕工企業搬到合肥、蕪湖、蚌埠，為的是給農業掙足的糧食找條工業化的出路。

一九五五年安徽糧產首次突破一千一百萬噸，比國家計劃多出兩百多萬噸。毛主席收到農業部報表后說：“希圣在安徽，把淮河這個老惡魔治得服了氣。”同年，安徽調出余糧七萬噸支援災荒中的河南，華北日報在頭版發表評論：淮河岸邊再無“乞丐之鄉”，而是“新棉區、新糧倉”。

兩年后，中央派他北上山東解決缺糧難題，他揮手蘇魯鐵路邊的干部說：“水患都能壓下去，生產問題也壓得下去。”這話不算豪言，他只是習慣在難處下手。治淮如此，治省亦如此。

至此再回看七月那聲怒斥——“我是來享受的嗎”——并非情緒，而是方法論。堤壩能不能守得住，關鍵在于指揮者是否舍得睡那一會兒。歷史把這一幕記了下來：安慶大堤上，一位衣衫盡濕的省委書記站在草袋垛頂端，雨水順著帽檐往下滴，他正瞇著眼打量遠處江面，仿佛在計算下一場洪峰什么時候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