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一場拍賣會上,仇英《江南春》的亮相打破了平靜。這幅起拍價8800萬的古畫,沒等來眾人對藝術價值的熱議,反倒將一段塵封六十余年的文博往事拉回公眾視野。
誰能料到,這幅國寶的背后,不僅牽扯著一位文博泰斗的含冤悲劇,更藏著特殊年代里文物流轉的諸多隱秘疑點。
這位悲劇的核心人物,便是原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他從不是尋常的行政官員,而是編撰《六朝藝術》的頂尖學者,是推動江蘇考古學會成立的先驅,其專業造詣就連國際文博界都為之認可。這樣一位視學術聲譽如生命、愛惜羽毛的文人,最終卻以自縊的方式,在辦公室里為自己的清白作了最后的吶喊,令人扼腕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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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悲劇的導火索,都藏在那些被“借走不還”的國寶里。時間回溯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數位老同志頻頻向南博開口,以“觀賞”為名借閱名貴字畫。按博物館的鐵律,館藏文物絕不可私借回家,可面對這些特殊身份的借閱者,姚遷雖無奈讓步,卻始終認死理,每一筆借閱都仔細登記在冊,一旦到期便主動上門催討,哪怕得罪人也絕不松口。這份對文物的較真,讓他成了某些人眼中礙事的“障礙”。
想扳倒姚遷,卻在生活作風、經濟問題上找不到半分把柄,有人便動了誣陷的歪念,策劃了一場“學術剽竊”的鬧劇。南博一位干部悄悄記錄下姚遷對文物的鑒定意見,私自整理成文章署上兩人的名字發表,事后反倒倒打一耙,公開聲稱是姚遷侵占了他的學術成果。
1984年,《光明日報》未做充分核實,便連續刊發批評報道,將“學術剽竊”的帽子死死扣在姚遷頭上。彼時58歲的他,本就因催討文物得罪人承受著壓力,如今又遭媒體公開批判,聲名掃地。領導和部屬們異樣的眼光、外界不分青紅皂白的指指點點,像無數根針一樣扎在這位剛烈學者的心上。精神與尊嚴的雙重崩塌,最終壓垮了他。1984年11月,姚遷在自己的辦公室里自縊身亡,用生命捍衛著文人的風骨與護寶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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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中紀委介入調查,這場鬧劇的真相才水落石出,相關報道嚴重失實,姚遷被正式平反昭雪,涉事報紙也公開致歉。可諷刺的是,那些幕后施壓、策劃誣陷的人,卻是毫發未損。更讓人揪心的是,當年龐家捐贈給南博的137件“虛齋舊藏”,其中5件被認定為“偽作”后便被悄悄劃撥處置,捐贈者家人六十多年來對此毫不知情,直到相關文物現身拍賣場,才恍然大悟。
姚遷任職南博十余年間,主持整理了數萬件館藏文物,為江蘇文博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他護寶的赤誠之心早有公論。彼時八十年代,文博系統的文物借調制度尚不完善,“無明確歸還時限”的漏洞讓珍貴文物長期脫離監管,姚遷的執著催討,實則是在以一己之力填補制度空白。可遺憾的是,不實報道的傳播速度遠快于真相的澄清,即便最終沉冤得雪,也再也換不回這位老院長的生命。
如今,隨著拍賣場上的古畫重現,這段往事再次引發熱議。有人說“當年借畫、鑒定的人都不在了,沒必要揪著不放”,可公道自在人心,人沒了,但國家文物的去向不能沒下文,老院長的冤屈不能被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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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這段歷史的更多細節,其實在馮其庸先生的口述自傳《風雨生平》中有著清晰記載。馮其庸老爺子在書中白紙黑字地寫道,八十年代江蘇確有老同志借“鑒賞”之名私占國寶,也還原了姚遷因較真催討而遭誣陷的始末。
歷史不該被塵封,那些被掩蓋的真相、被辜負的堅守,值得被更多人看見。
現在,南博藏品現身拍賣的丑聞曝光之后,南博諸多往事終于有了得見天日的機會,希望借此機會,把南博的混亂舊事好好扒一扒,唯有還有當年的真相,才能推動文物管理制度不斷完善,不讓護寶者寒心,也不讓博物館淪為某些人的“私家后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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