駝鈴渡遠，玉帛通衢：絲路胡商與漢唐社會的文化交流

在“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多年的歷史節點上，絲綢之路作為連接東西方文明的千年紐帶，其承載的商貿精神與文化基因被賦予了新的時代意義。2025年12月16日，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主辦的“汲古論壇”第四十場在北院區103會議室舉行。本次論壇以“駝鈴渡遠，玉帛通衢：絲路胡商與漢唐社會的文化交流”為主題，匯聚了考古學、藝術史、文化研究等領域的資深學者與愛好者，圍繞絲綢之路胡商群體的歷史角色、物質交流實證及文化互鑒影響展開深度研討，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喻靜研究員出席并作總結講話。此次論壇由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焦天然主持，邀請四川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齊東方教授擔任主談人，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策展人學術部負責人談晟廣、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蘇浩作為與談人，共同為現場觀眾呈現了一場兼具學術深度與思想啟發的文化盛宴。

齊東方教授長期深耕漢唐考古研究，聚焦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領域，論壇中他以豐富的考古文物為切入點，系統梳理了絲路胡商在漢唐社會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諸多富有創見的學術觀點。齊東方開篇打破了絲綢之路“歌舞升平”的固有想象，指出其開通初期并非溫情脈脈，而是伴隨著戰爭與掠奪，張騫通西域的背后亦有獲取良馬的現實訴求。但從歷史長河來看，絲綢之路存續的核心動力并非戰爭，而是商業往來。商人作為絲綢之路上最活躍、影響最深遠的群體，其作用長期被忽視。相較于文獻記載的匱乏，考古文物為還原胡商活動提供了直接證據——漢唐墓葬中大量出土的駱駝陶俑、胡人俑，并非孤立的藝術創作，而是胡商貿易活動的生動寫照。

齊東方認為“考古發現時常起到揭秘的作用。文物真實又可靠，是無聲的語言，講述著歷史的真實”。他在講座中主要借助三類核心文物，還原絲路貿易的規模化與常態化，揭示文物背后承載的貿易信息與文化密碼。首先，齊教授以駱駝與胡人俑為例展開分析。從西魏侯義墓、北周李賢墓的載貨駱駝，到茹茹公主墓中“后腿站立、前腿跪地”的駱駝，再到深目高鼻、頭戴尖帽、身著翻領長袍的胡人俑，這些文物不僅展現了時人對駱駝習性與胡人形象的精準捕捉，更揭示了絲綢原料（而并非僅成品）是絲路西傳的重要商品之一，西魏墓葬出土的駱駝陶俑上裝載著生絲，便有力印證了這一點。

茹茹公主墓駱駝

他指出，中國漢唐文物中駱駝形象的大量出現具有特殊意義，這些駱駝或滿載貨物，或與胡人俑組合出土，構成了“胡人——載貨駱駝”的固定組合，而博物館常見的拆分展示方式則割裂了其歷史信息。其次，齊教授認為在物質交流方面，西方玻璃器的傳入軌跡尤為清晰。中國出土的羅馬玻璃、薩珊玻璃、伊斯蘭玻璃，不僅種類齊全、保存完好（如法門寺地宮中的伊斯蘭磨花玻璃），且依托墓志紀年形成了準確的年代序列，成為世界玻璃器研究的標準器物。西晉潘尼《玻璃椀賦》、杜環《經行記》等文獻，亦印證了這些外來器物“越流沙、渡蔥嶺”的傳播路徑。最后，貨幣與商隊的遺跡和文物更蘊含著絲路貿易的密碼。新疆烏恰深山發現的947枚薩珊銀幣與金條、敦煌吐魯番文獻中的貨幣兌換記錄，以及史君墓、安伽墓石刻中描繪的商隊場景，證明絲路貿易已形成規模化網絡，粟特商隊更是構建了覆蓋武威、鄴城、洛陽、敦煌等地的商業布局。

薩珊玻璃

除此之外，齊東方還通過闡釋貨物的去向、商人和胡商的相關文物和史實，分析了商人、商業和商品間的影響。齊教授認為商品貿易，如果僅僅歸結于互通有無，大大低估了其社會意義。駝馬、胡人和外來器物，暗示著社會面貌的改變。這一改變涉及了物質、生活、觀念等方面。他指出，胡商帶來的不僅是商品方面的物質革新，更是技術、藝術與思想的全方位交流。在手工業領域，外來金銀器、玻璃器的傳入直接推動了唐代金銀制造業的突飛猛進：胡瓶、帶把杯等外來器物的形制被中國工匠模仿并改造，最終融入日常器物體系；在生活方式上，胡服、胡帳、胡床、胡飯等“胡風”元素自漢代起逐漸流行，至唐代達到頂峰，李白“笑入胡姬酒肆中”的詩句便是長安國際化風貌的縮影；在思想觀念層面，盡管中國古代長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商人地位低下（如唐代規定商人穿黑袍、不得乘馬等等），但絲路貿易的巨大利益仍促使部分人突破觀念束縛，器物上“男兒大丈夫，何用本鄉居”的銘文，便反映了這種思想轉變。同時，齊東方教授也指出了文化交流的雙向性：中國的絲織品、鐵器、陶瓷等商品通過胡商西傳，而長期居華的胡商則逐漸接受華夏文化，其墓葬墓志遵循中原文體，強調忠孝觀念，體現了深刻的文化認同轉向。

隨后的對談環節，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的談晟廣作為與談人之一，著重圍繞“物質載體視角下的文明交流網絡與歷史縱深”“文明交流的多元性與古老性”等問題展開對談。他以文物細節為切入點，主要從三個方面拓展絲綢之路的研究視野。首先，他認為文物細節的歷史價值在于還原交流的廣度。談晟廣高度認可齊東方教授對單峰駱駝陶俑的統計，指出單峰駱駝原產于阿拉伯半島，其在中國的出現，為阿拉伯商人早期來華提供了關鍵實物證據，證明絲路交流的范圍遠超文獻記載。他以廣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乳香為例，說明該香料唯一原產地為阿拉伯半島，而墓葬年代為西漢早中期，早于文獻記載的中阿官方交往，印證了民間貿易網絡的早期存在。

契苾明墓單峰駱駝

其次，談晟廣認為對物質載體的分類研究能夠追溯交流的深度。他認為絲綢之路并非單線通道，而是復雜的文明交流網絡。他以“火與文明”系列展覽為例，提出金屬、玻璃、陶瓷三種與火相關的物質載體，是追溯東西方交流的重要線索。新疆青銅時代的費昂斯珠子、寶雞出土的人工燒制釉珠，證明東西方物質交流可追溯至張騫通西域之前；而中亞早于中國千年出現的金銀器、從西亞傳入的小麥與羊，亦揭示了文明交流的古老性與多元性。他認為，考古實證的價值在于彌補文獻局限，通過多重互證可更接近歷史真相。不同于易腐爛的絲綢，這些物質載體的耐久性，為還原絲路交流提供了持久證據，彌補了文獻記載的局限。

最后，談晟廣認為齊教授的講座帶來的最大啟示之一就是考古實證與文獻記載的互證。古人認知有限導致文獻記載存在偏差，而考古實證能更接近歷史真相。絲綢之路并非單線通道，而是復雜的文明交流網絡，通過金屬、玻璃、陶瓷等物質載體的跨地域比對，結合文獻記載，可構建多重互證的研究體系，還原東西方交流的真實圖景。

中國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蘇浩從先秦史研究視角出發，聚焦于胡商群體的身份特質與文化傳播功能展開對談和分享。他提出，胡商的多元身份是文化傳播的復合型載體。胡商群體具有“使者、僧侶、工匠、軍人”等多元身份，這種身份多樣性決定了其傳播的不僅是物質商品，更是技術、信仰與藝術風格。絲綢之路的諸多別稱，如玉石之路、玻璃之路、玉帛之路等，本質上都是以商品為載體的文化交流通道，而胡商正是這些通道的核心構建者。此外，蘇浩還指出，胡商的文化傳播主要體現在物質與精神雙重維度。物質與生活層面較為突出的表現有，漢靈帝時期“胡服、胡帳、胡床”風行京都，唐代胡旋舞、龜茲樂融入樂舞體系，西安何家村出土的薩珊、拜占庭錢幣與銀盤，反映了上層社會對胡器的推崇，這些物質元素逐漸融入中原日常生活。精神與信仰層面則主要體現在胡商是佛教、襖教、摩尼教、景教等世界性宗教東傳的重要媒介，而儒家思想也通過日常熏陶影響居華胡商，使其在墓志中采用中原士大夫修辭、強調忠孝觀念，實現了精神層面的文化融合。同時，他關注到胡商的文化認同轉變，如安伽墓、史君墓墓志中體現的中原士大夫修辭與忠孝觀念，展現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與同化力。蘇浩認為，絲綢之路的交流并非始于張騫通西域，此前就已進行著較為縱深的交流。公元前一世紀古羅馬詩人維吉爾對“東方羊毛”（絲綢）的記載、古希臘地理學家對“亞麻皮制品”（絲綢）的描述，證明張騫之前已有絲綢等商品通過胡商傳入西方。這一觀點與談晟廣老師的物質載體研究相互印證，共同揭示了絲路交流的歷史縱深。

莫高窟第220窟的胡旋舞

三位學者的發言形成了有效互補：齊東方教授構建了“文物實證——貿易圖景——文化影響”的完整邏輯鏈，談晟廣老師拓展了物質載體的分類研究與歷史縱深，蘇浩老師聚焦胡商的身份特質與精神文化傳播，三者結合，全面呈現了絲路胡商與漢唐社會文化交流的豐富內涵與深層邏輯，為后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學術啟示。

之后，齊東方教授回應了現場相關的提問，并分享了尼雅遺址發掘的親身經歷，還原了“五星出東方利中國”織錦的發現過程。這一1995年出土的國寶級文物，實際與“討南羌”文字同屬一塊織錦，反映了東漢后期中原與西域的軍事文化關聯。齊東方強調，尼雅遺址的價值不僅在于此，其出土的漆器、銅鏡、羅馬玻璃、蜻蜓眼玻璃珠等文物，全面展現了中原文化與西方文化在西域的交融，而遺址中大量未發掘的區域，仍蘊藏著豐富的歷史密碼。

最后，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兼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喻靜研究員做總結講話。她指出，本次論壇不僅呈現了豐富的考古實證與學術觀點，更觸及了“何為中國”的核心命題——中華文明并非從來如此，而是在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逐漸建構的過程。她強調，絲綢之路的底層邏輯是農耕文明與商業文明的碰撞，“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與胡商代表的流動商業文明形成了鮮明對比，這種碰撞推動了文化的演進與革新。喻院長還談到“汲古論壇”舉辦四十期以來，始終以“文明互鑒”為核心關切，通過不同視角的探討，挖掘中華文化深層的演進邏輯。她以“慈悲”一詞的佛教淵源為例，指出諸多日常觀念與器物都承載著絲路交流的印記，而“日用而不知”的狀態更需要學術研究去揭示。未來，論壇將繼續聚焦絲綢之路與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深入探索文化交流的深層動力，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構提供歷史借鑒。

本次論壇以“胡商”為核心切入點，突破了絲綢之路研究中重路線、輕群體的傳統范式，通過考古文物與文獻記載的雙重印證，立體呈現了胡商在漢唐社會文化交流中的核心作用。齊東方教授的主談兼具實證性與思想性，從文物組合、物質傳播、觀念轉變等多個層面展開論述，輔以親身考古經歷的生動分享，增強了學術表達的感染力；談晟廣老師、蘇浩老師兩位與談人的補充則從文明網絡、身份多元性等角度拓展了研究視野，形成了多學科交叉的研討氛圍。論壇不僅梳理了絲路胡商與漢唐文化交流的歷史脈絡，更在于提出了值得深入探索的學術命題：如何通過考古實證還原古代商業群體的真實面貌；物質交流如何推動文化觀念的深層變革；中華文明在吸收外來文化過程中如何保持主體性等等。這些問題的探討，為絲綢之路研究與中華文明起源闡釋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向。

作為汲古論壇2025年的收官之作，本次論壇延續了“文明互鑒”的核心主題，既展現了中國考古學與文化研究的豐碩成果，也彰顯了學術研究服務于當代文明建構的現實意義。絲路駝鈴雖已遠去，但其中蘊含的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的交流精神，仍為當今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著寶貴的歷史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