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言、通脹、血饅頭：英國醫生芮尼筆下1860年代的北京城

來源：澎湃新聞

一個清晨，鴿哨響在淳親王府的屋脊，鑼聲、車轍和叫賣從巷口接力而來。官報攤前已有人等著最新一期。1861年，咸豐皇帝仍駐熱河，關于皇帝病重的流言在茶碗和剃頭鋪之間越傳越真。任職于英國公使館的醫生——芮尼，如實地記錄著他在北京生活的所見所聞，只為讓遠方的同胞，知悉遙遠中國與國民的風俗習慣、日常生活和心理特征。如果我們拋離過去有關民眾的革命或啟蒙似的宏大敘事，能從他的《北京與北京人》日記（九州出版社，2025年5月）提供的歷史窗口中看到真正的民眾世界嗎？

《北京與北京人》書封

喧囂與流言

1861年3月25日，芮尼醫生隨英國公使普魯斯正式入京時，距離咸豐皇帝外逃熱河已經5個月了，北京民眾似乎已經適應了無主之民的身份。芮尼所見的北京城，有著一條條又長又闊的街道，背靠背的營業店鋪，比鄰著無數商店、攤檔、食店等。商店“門前有雕刻的裝飾，且髹著艷麗的顏色，備極輝煌”。食店里人們吃點心、聽說書，悠然自得。街道上市人如織，西藏的喇嘛、蒙古的商旅、朝鮮的使臣以及成群的乞丐穿梭其間，雜技和類似英國木偶劇的街頭表演不時可見。很難想象，這座古都剛剛經歷了英法聯軍的炮火與搶掠，卻很快復蘇并顯現出繁榮景象。

著名民眾史學者阿萊特·法爾熱在其名著《18世紀聲音歷史散論》中強調發掘被歷史淹沒的民眾聲音，她也幾乎“重奏”了啟蒙時代巴黎震耳欲聾的喧囂聲，街上的人聲、馬嘶、車響、軍鼓聲、樂聲，喊叫、咒罵、叫賣聲、歡笑聲相互交織。同樣，芮尼筆下的北京城，人聲、車馬聲、鑼聲、鴿哨聲、吆喝聲、槍炮聲互相吟唱。尤其是當芮尼走進市井生活后，發現民眾之間正散布著喧囂與流言，他們在私議著熱河的皇帝與大臣。1860年10月16日，風華正茂的咸豐皇帝北狩熱河，那時無人料想到他會身死異地，淪為苦命天子。但是1861年4月11日，芮尼聽到中國人之間的流言，“皇帝病重，熱河正派人往北京拿取給死人穿著的內衣和法衣”。7月2日晚，碩大的彗星劃破北京夜空，引發全城轟動，“人們認為這是不祥之兆，或為北京帶來災害”，民眾紛紛將彗星出現與皇帝奕詝聯系在一起，“人們越來越相信皇帝不會回來了，彗星的出現加強了皇帝留在熱河的決心”。7月31日，北京市面傳出更壞消息，瘋傳奕詝已經駕崩，即使活著，也活不過農歷第九個月份（公歷10月）。8月9日，市井傳聞更加聳人聽聞，有些人堅定相信奕詝已于10天前駕崩。8月11日，北京的流言已經奏效，干預了民眾的社會生活。芮尼觀察北京市面突然出現許多婚嫁活動，迎親隊伍要比平時多很多。民眾擔心皇帝駕崩后，國喪期間禁止嫁娶，因此紛紛提前安排成婚。甚至百天之內不得剃頭的禁令，也使得街邊剃頭師的生意提前忙碌起來。11天后，咸豐皇帝果真崩逝。從流言、彗星、婚嫁潮到皇帝駕崩，“謠言”愈演愈烈卻演繹成真。

流言是社會心態的端倪，非議是民眾怨憤的開始。法爾熱強調“每一句話都是一個事件”。她曾回顧法國大革命前的民眾輿論，正是由于巴黎治安總監抓捕街頭乞丐，包括兒童，導致謠言泛濫，民情激憤，最終引發了暴力與反叛事件。1861年在北京的現場，有關咸豐皇帝的不利言論廣為流布，其實背后掩藏著民眾對于天子外逃的不滿。但又懾于天子威勢，因此民眾不斷制造和相信皇帝病重，甚至崩逝的傳言，而非期盼康復的禱語。芮尼回顧咸豐皇帝居住熱河的一年時間，每當皇帝應允回京時，健康不佳的流言便在北京市面肆起。如果說民眾對于咸豐皇帝存在某種暗黑式的身體“詛咒”，而對于他的親信——以肅順為首的官僚中樞——則滿是直怨。7月4日，芮尼記載：“許多人對肅順不懷好感，認為他是一個大壞蛋，給國家帶來很多傷害?！?月9日的一則記文，非常值得重視，當時北京流傳的故事是說“皇太子聲稱如果他繼承帝位，他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取肅順的頭”。芮尼發現肅順作為皇帝的第一親信，官聲非常惡劣，到處不受歡迎。三個月后，殺頭的“謠言”一語成讖，慈禧太后聯合恭親王奕?發動祺祥政變，肅順梟首異處。

在時代變局中，北京民眾對于政治局勢并非閉目塞聽與愚昧無知，而是擁有著強烈興趣與多重信息網絡。當時北京流行發布一種政府允許的報道政府行政的刊物——官報。官報內容由政府官員提供給印刷商，以換取金錢報酬。定期發行的北京官報有3種版本，一是紅封皮的，隔天出版；二是白封皮的，每日出版，詳盡報道人們關心的日常新聞；三是平價的精簡本，專門面向較低下的階層出版。芮尼記載：“社會民眾（不僅限于北京，而是廣及全國）都很喜歡閱讀官報，人們都盼望新的一期出版。”（140頁）甚至芮尼醫生發現身邊的中文老師都對當時意大利的統一戰爭與美國南北戰爭非常熟悉。政府官報、外國公使館、內廷小道信息，盡是民眾竭力利用的信息渠道。

街談巷議轉化為民怨公憤，也一定與民眾的切身利益密不可分。咸豐三年（1853年），清廷為挽救國家財政危機，支持軍事行動，同時發行戶部官票與大清寶鈔，清廷立制“官票即是實銀，錢鈔即是制錢”，然而清廷所發行紙幣實為古代貨幣，而非現代貨幣，既缺少法定儲備金，又無限制超發、透支國家信用，官票與寶鈔發行之初即被民眾厭惡，實際幣值迅速大減。咸豐五年（1855年）官票一兩和寶鈔一千文都僅能兌換京錢四五百文，合制錢二三百文。芮尼對于1861年北京的貨幣流通情況非常敏感，經常記錄紙幣的價值變動。8月1日，1000紙錢僅值20個銅錢；四天后，僅剩15個銅錢，貶值率達到97%。紙幣價值已經走向崩潰，人們開始拒絕接受官方紙幣，情愿選擇笨重不方便的金屬貨幣做交易。然而民眾兌換到的少數銅錢，實際上也是戶部制造的不斷減重和混摻雜質的鐵錢，“無論在成色方面還是在重量方面都比以前的差”。（219頁）紙幣失信與貨幣紊亂，直接導致物價飛漲與社會財富縮水，北京地區糧食價格逼近饑荒災禍時期。經濟危機傳遞到上層社會，皇室貴族也開始變賣家傳古董，慶親王府甚至將皇帝的龍椅在英國公使館多日展出、賤賣處理。

肅順時任戶部尚書，一系列的財政政策正是由他主持出臺，因此他“被認為是現今北京貨幣混亂問題的始作俑者，人們把他恨得要命”。（218頁）三個月后的祺祥政變雖然很難說是因民眾的怨憤直接推動，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肅順、端華等人的身死名裂隱含著清廷平息民怨的政治意圖。政變發生后，芮尼在交往中發現“所有的階層，無論識字的或不識字的”，都發出了稱贊的聲音，“他們豎起拇指，頻頻說‘好’！”（324頁）

情感的流露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情感研究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日益重視情感在歷史進程中發揮的作用。芮尼的日記也生動描摹了那個時代商人、工人及小人物的復雜心態、情緒、思考甚至反抗精神。

1861年，李秀成的軍隊橫掃江南，太平天國局勢為之一振。5月25日，芮尼記錄了北京商人群體對太平天國的觀感，聽到他們所有人都咒罵太平天國，認為“它不過是一個戴著宗教的假面具而進行欺騙和奸淫勾當的組織”，沒有人會相信太平天國能成功，“因為中國所有有識之士都鄙視和憎厭這個運動”，“它不是一個全國性的起義，而是存在于部分地區，由一個瘋子煽動起來和領導的動亂而已”。商人們還認為太平天國宣傳的教義，本質上帶有淫猥、瀆神和嗜血色彩。受現代文學對國民性批判的影響，我們幾乎默認了帝制時代的民眾是缺乏情感、思想和理智的人物畫像。但是我們清楚地在此看到商人群體對于太平天國的性質、教義、領袖與結局皆進行了精準分析與判斷。他們的憎惡態度與排斥心理，遠比我們所熟知的曾國藩宣傳的“為名教而戰”口號，更能真實地反映歷史進程與人心導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心理上，商人們對太平天國與清政府雙重不信任。芮尼記錄：商人對于清政府也沒有什么好感，“對它是否能夠維持社會安定也沒有信心”，認為“這個皇朝曾經盛極一時，亦已經歷了200年，但它開國時高昂的氣勢和強大的軍力已經因為窮奢極欲而凋謝了……他們認為清朝大限已到。天命不可違，它現在的情況是積重難返，回天乏力……他們無意改朝換代，他們只是希冀一個好政府”。商人們已經判斷清朝失去了作為“好政府”的標準，滅亡是遲早的事情，它的道德合法性委實已經凋謝。1867年，曾國藩幕僚趙烈文依據北京方面的情報訊息，準確預言清廷喪亡不過50年，我們有理由相信北京民眾的情緒表達，影響了社會心態與歷史走向。

具體到生活之中，不同身份的民眾為了改變生活與命運，也在努力嘗試適應時代變局。英國公使進京后，租用淳親王府作為英國駐華使館，雇用了超過500名的工人從事使館裝修工程。工人起初待遇良好，工資每5人1元（墨西哥洋），大約每人每天10便士英鎊。其中工資的三分之一付給膳食供應商，換取每天三餐飯菜。不久，貨幣危機帶來的通貨膨脹影響了工人的正常收入。因此，1861年6月30日，使館泥水工人與做木工人第一次鬧罷工，要求東主用銅錢而不是紙幣付薪，以此對抗紙幣通脹損失。8月19日，英國使館的工人第二次開展集體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每天3便士，其實是要求抵充膳食費用，降低生活成本。以銅付薪與抵充膳食的兩次和平“罷工運動”，彰顯出早期工人敢于維護權益的抗爭精神。當時有位名叫“盧涌泉”的幫工，他憑借出色的溝通能力和相處之道，成為英國公使館的重要仆從，最后竟從使館“大規模裝修工程中盤剝到不少金錢”。（399頁）他還游歷歐洲，最終躍升為一個打扮非常豪貴的“上等人”。

芮尼日記中的小人物形形色色，散發著個性的色彩。法國公使布爾布隆夫人及其女仆出現在北京郊野時，無比強烈的好奇心驅使農村婦女“為了一睹西方姊妹的容顏，興奮地用她們變了形的小腳跑來跑去。這恐怕是她們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奔跑”（5頁）；失明的街頭藝人，行云流水地演奏他向占領軍學到的馬賽曲、“到敘利亞去”、The Second Figure of the lancers、第60來復槍團進行曲，以此換取路人的獎賞；成群的街邊童丐會排隊敬禮，高喊英文“chow-chow；cashee，cashee”即沒錢吃飯，請施舍金錢；有信賴西醫，進行膿瘡、白內障和腫瘤切除手術，卻一聲不吭、意志頑強的中國病人們……村婦、藝人、童丐、病患等中國民眾們，在用奔跑、音樂、語言乃至于沉默，積極回應著1861年北京與西方的相遇。

1861年1月5日，北京安貞門

身體的想象

芮尼是醫生，對于民眾的身體、疾病和生命觀念尤為關注。他在日記中多處記錄了北京城中的犯人斬首與懸掛人頭的場景，如1861年4月15日、4月26日、1862年1月13日等。暫舉1862年4月7日的例子，芮尼在刑場見到二十組的木籠，每籠有兩到三個人頭，還有幾個人頭被一堆的吊在外面。他粗略估計，刑場的頭顱總共有一百個以上。“因為皇帝逝世，首都有許多個月沒有執行死刑，積累了許多待決的囚犯”。刑犯處決后，人頭高懸在鬧市街頭，“但熙來攘往的人對此都似乎視而不見，無動于衷”。甚至芮尼發現中國仆人在向他講述“活體解剖”（凌遲）的過程時興高采烈，導致芮尼無法理解他的真實感覺，因為“中國人往往面帶微笑講述恐怖的事情”。但是若就此不假思索地相信民眾對于暴力與冷血的接納與癲狂，則意味著浮光掠影的文字背后，政府的濫用暴力與社會規訓被輕易地放縱。

民眾的身體觀念是由國家的強力塑造的。明清兩朝盛行嚴刑峻法，木枷示眾、杖刑、絞刑、斬首、凌遲及挫骨揚灰等刑罰，都是依次為不同程度折磨身體制造的恐怖發明，本質上是政權宣揚“合法”暴力，震懾民眾的殘酷手段。然而，久而久之，社會民眾以暴力為慣習，折磨罪犯的刑罰手段淪為國家強力的公演，無形中造就民眾的憎惡與畸形審美。芮尼多次親歷行刑時刻，人潮異常洶涌，“人們的興奮難以壓抑，每個人都不想失去觀看行刑的機會”，“頭斬下后，劊子手把它拿起，高聲唱出囚犯的名字”，似乎是在完成暴力的謝幕演出。之后斷下的頭顱，將會帶到繁華鬧市或犯罪現場“公開示眾，以儆效尤”。

1861年后，斬首與觀刑成為官府與民眾互動的常規方式，其實反映的是民眾日益陷入極端貧困的悲慘處境與社會矛盾。法爾熱研究法國大革命前二三十年巴黎日常發生的暴力事件后，指出：暴力是民眾對于惡劣生活條件的反映，同時也是一種與民眾社交相關的生活方式。民眾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采用的是同一種表達方式。1861年7月19日深夜，官府衙役拿著燈籠和鐵鏈押走了一名盜竊犯，他們用鐵鏈纏著脖頸，雙手綁在身后，押往順天府牢房。等待這名犯人的將是嚴厲的杖刑，而他僅僅是偷盜了廚房的幾根胡蘿卜。芮尼日記里還記述了其他斗毆、搶劫、偷盜者遭到官府嚴刑重罪，乃至于斬首的案例。帝制時代的暴力屬于壟斷特權，皇朝往往樂意運用更大的暴力懲治越軌、僭越“暴力”的民眾，但無意也無力解決暴力的根源——社會貧困。

身體是一個既能宣揚暴力和恐嚇，也能夠喚起人性與同情的場域。我們借助芮尼的眼睛可以見到，當時窮苦的小人物常?？繐p害自己身體的“表演”謀求社會生存，如有些街頭乞丐為了贏得同情，狠心鋸斷雙腿，跪地乞討，或刀鋒插肉，展示傷口與鮮血；雜技演員為了謀生，進行吞針入喉、斬斷頭顱的恐怖表演；還有窮困父親為了得到同情，在街上展露他死去兒子的尸體，不過是希望能夠賺得兒子安葬的費用。

作為生命的物質載體，身體體現著國家權力對于民眾的規訓，也蘊含著本民族歷史文化的積淀。芮尼目睹犯人斬首后，劊子手掏出5個饅頭，蘸滿了從斷頭身軀不停地涌噴出的鮮血?！笆w的心臟仍然跳動，血液仍然流動，雖然它的精元之氣很快便泄去了”。這些饅頭將會在陽光下曬干，然后小片小片地售賣。芮尼聽說這種“血饅頭”，是被視為治療肺衰竭病的最后靈藥。傳統中醫學理論認為肺癆的病機多是陰虛火旺及氣陰兩虛，如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虛勞病候》的“虛勞而咳嗽者，臟腑氣衰，邪傷于肺故也，久不已，令人胸背微痛也”，即生血不足導致臟腑氣衰，因此蘸滿精元之氣的“人血饅頭”自然化為民眾病急投醫、“以形補形”的醫藥想象。

晚清疾病流行與社會變局也在重塑著民眾的身體想象與知識經驗。1861年芮尼來華的一年多時間，非常留意京津地區天花等傳染病的流行和預防情況。芮尼發現民眾很早就意識到身體是攜帶傳染病的載體，且人群的頻繁流動會加劇天花等傳染病流行。有人已經總結出往年天花病流行與科舉考試的聯系規律——每隔數年幾萬人入京考試，北京地區天花病則會周期性暴發。由于1856年開始，京津一帶戰事頻仍，天花病流行更為猖獗。自19世紀初以來，曾被認為有效的牛痘防治方法開始被人質疑，“因為不少種了痘的人仍然感染天花”。（118頁）民眾傾向“吹氣”方法要比牛痘防治更有效果。吹氣方法即是傳統“人痘術”中的“旱苗法”，即把患過天花的病人的痘痂研成粉末，置入小兒的鼻孔，賦予抵抗天花病的免疫力。芮尼還介紹了上海地區防治天花的辦法——“痘衣法”，即預防者“和天花病人睡在一張床上、或穿著患過病的兒童的衣服，或沾染病人的疥瘡”。（311頁）長期以來，民眾的身體認知中，始終充滿了他者的想象，這構成了經驗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文學常為國民貼上“麻木”“愚昧”“奴性”等劣根性的標簽，卻很少反思這種解釋力的邊界。它捕捉歷史復雜性的感官能力正在走向枯萎，無法呈現民眾世界的多重面相。事實上，在晚清的政治巨變與社會動蕩中，民眾同樣會展現出理性的權衡、激昂的情緒、強烈的好奇心與豐盈的世俗情感。至于他們在刑場上的亢奮、疾病經驗的倒退、甚至將“人血饅頭”奉為靈藥，這些看似冷漠與愚昧的行為，也應放回到當時的歷史現場去理解——那是國家暴力、社會裂變與民眾掙扎求生的交互劇場。在那個喧囂的現場，高貴與貧賤、麻木與熱情、無知與新奇往往并存，它們共同構成了民眾世界的復雜面孔。

主要參考文獻

1、[英]芮尼：《北京與北京人》，李紹明、李國慶譯，九州出版社，2025年5月

2、[法]阿萊特·法爾熱：《謠言如何威脅政府：法國大革命前的兒童失蹤事件》，楊磊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7年

3、龐冠群：《啟蒙時代巴黎小人物的世界——阿萊特·法爾熱的民眾史研究》，《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5期

趙前（上海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