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疑似拍賣藏品引質疑，律師解讀：捐贈人是否有權撤銷贈與

估價8800萬元的明代仇英畫作《江南春》驚現北京拍賣行，牽扯出五件捐贈名畫失蹤懸案。

大家好，我是周兆成。

捐贈人龐女士的舉報讓事件迅速發酵。拍品撤下了，但更令人困惑的是南京博物院的回應：此畫與另四件龐氏捐贈古畫均系“偽作”，已從館藏中“剔除”并“劃撥調劑”。捐贈人追問具體去向未果，最終將博物院訴至法院，并于近日申請強制執行，要求公開畫作流轉信息。

本案核心早已不是單純的書畫真偽之爭了。公立博物館單方將重要捐贈藏品認定為“偽作”并處置，其程序是否合法？在此過程中，捐贈人法定知情權與監督權是否被漠視？“劃撥調劑”這一內部操作，若缺乏透明記錄，如何防范公共文化資產流失？

《博物館條例》明確規定，博物館處置藏品，應遵循嚴格的程序并備案。對重要捐贈品的處置，更需審慎。博物院以“偽作”為由將藏品剔除序列，在法律上需滿足兩重前提：其一，鑒定結論需經嚴謹、透明的專家程序得出，并可復核；其二，如此重大變更，應履行告知捐贈人的義務。單方面操作且多年未告知，直至藏品流入市場才被動回應，程序正當性存疑。

從物權與合同角度看，捐贈屬于公益性質的贈與。《民法典》合同編規定，經過公證的公益贈與，若受贈人不履行義務，贈與人可要求履行，也可以撤銷贈與。盡管此案捐贈發生較早，但法理精神是一致的，捐贈目的是讓文物得到永久保存與研究。博物院單方改變文物狀態（剔除、處置），實質影響了捐贈合同目的的實現，捐贈人有權知情并提出異議。

縱觀整個事件，鑒定或許是個專業難題，程序層面的瑕疵則較為清晰。博物館的回應不能證明其履行了必要的告知與協商義務，也拿不出“劃撥調劑”的完整合法路徑。在法律實踐中，程序嚴重缺陷往往直接影響行政或管理行為的效力。龐女士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要求博物院提供畫作流轉的詳實材料，正是擊中這一要害。

當你在家中發現一只蟑螂的時候，說明暗處已經蟑螂滿地了。這次事件的發酵，猶如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給所有公共收藏機構敲響警鐘，對于任何捐贈藏品，任何降級、處置決定都必須置于法律與公眾視野的聚光燈下。內部的專業判斷權值得尊重，但它絕不能成為規避監督、簡化程序的理由。

此案不僅是個體糾紛，更是公眾對文博機構公信力的深度質疑。博物館保管的不僅是文物，更是無數捐贈者對文化的赤誠與信任。若管理方可以單方、不透明地處置捐贈品，甚至任其流入市場，必將寒了捐贈者之心，侵蝕公益事業的根基。

法律為文化遺產保護設立了框架，程序的正義則是填充這個框架的血肉。它要求權力運行公開、可追溯、受監督。唯有如此，才能確保每一件國寶不僅得到妥善保存，更在每一次命運的轉折中，經受得住法律與歷史的檢驗。

我是周兆成，做一名專業且有溫度的律師，我們下期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