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被“數億漢人敗于滿人”騙了！明末的真相，遠比想象中更殘酷

提起明末清初的歷史，總有一種悲壯的論調流傳：數億漢人的大明，竟敗給了不過幾十萬人口的滿清，實在是華夏之殤。可剝開這層悲壯的外殼，你會發現這根本是個經不起推敲的偽命題。清軍入關時，面對的從來不是一個完整的、眾志成城的明朝，而是一個被天災、瘟疫、內斗蛀空了的軀殼。滿洲八旗不過是臨門一腳的收割者，真正殺死大明的刀，自始至終都握在漢人自己手里。

天崩開局：小冰期下的滅頂之災，大明早已無糧無人

1618年，廣東下起了大雪。

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場景，在當時卻成了壓垮大明的第一根稻草——這不是一場普通的降雪，而是氣象學上“小冰河期”全面爆發的信號。從萬歷四十六年開始，極端天氣如同失控的猛獸，在華夏大地上肆虐了整整三十年。

崇禎六年，黃河全線封凍，冰層堅硬如磐石，往日奔騰的河水變成了死寂的冰原；崇禎九年，海南島連降三日大雪，熱帶草木盡數枯萎，當地百姓從未見過如此嚴寒；崇禎十三年，更恐怖的景象出現了——長江、淮河這兩條南方的母親河，竟然也封凍了。要知道，長江流域的冬季氣溫極少低于零度，這樣的極端低溫，意味著北方的農田早已顆粒無收。

陜西延安府的官員馬懋才，在給崇禎皇帝的奏折里，寫下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景象：“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樹皮盡矣，則掘山中石塊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從崇禎三年到十三年，河南連續五年遭遇大旱，《明史》中留下了“人相食”的殘酷記載；即便是富庶的江南，也未能幸免，上海縣志里清晰記錄著“餓殍遍野，父子相食”的慘狀。饑荒像一張無形的網，把百姓逼到了絕境，而緊隨其后的瘟疫，更是給了大明致命一擊。

崇禎十六年，被稱為“疙瘩瘟”的鼠疫，如同鬼魅般攻入了北京。這種疫病發病極快，感染者脖子、腋下會迅速長出腫塊，高燒不退，往往當天發病當天死亡，根本無藥可治。當時的北京，每天都有上萬人死去，棺材鋪的木料供不應求，大量尸體來不及掩埋，堆積在街道上，甚至把城門都堵住了。沿街的小販、商鋪老板幾乎死絕，就連守衛京城的士兵，也成片成片地倒下。

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北京的駐軍早已從十萬銳減到五萬。這五萬士兵，哪里還有半點軍人的模樣？史書用“鳩形鵠面，充數而已”來形容他們——一個個面黃肌瘦，形同枯槁，連拿起武器的力氣都沒有。守城官員跪在地上求人上城，求了五六天，連湊齊一支像樣的守城隊伍都做不到，最后只能把太監、宮女都拉上城墻充數。

所以，李自成打進北京，從來不是因為他的農民軍有多驍勇善戰，而是因為這座都城早已被天災和瘟疫掏空，成了一座無人防守的“空城”。清軍入關時，面對的正是這樣一片殘破的中原：華北三省因鼠疫死亡的人口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整個中國的人口從明末的一億多人，驟降到清初的六千萬左右。大明不是“無兵可用”，而是人都快死完了，清軍不過是撿了個現成的便宜。

漢人之刃：那些“帶路黨”，才是滿清的真正主力

清軍入關時，總兵力到底有多少？說出來你可能不信：滿洲八旗五六萬人，蒙古八旗不到三萬人，加上漢軍八旗，滿打滿算也只有十二萬人。就這點兵力，怎么可能橫掃幅員遼闊的中原？答案很簡單：用漢打漢。

清軍南下時兵分兩路，阿濟格一路，多鐸一路，而這兩路大軍的前鋒，清一色都是漢人降將。阿濟格的前鋒是手握重兵的吳三桂，多鐸的前鋒則是孔有德、耿仲明這些早早就投降滿清的明朝將領。那些被載入史冊的慘烈屠城——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屠城，執行者往往不是滿洲兵，而是李成棟、吳三桂這些漢人降將。他們比滿人更熟悉中原的地形，更了解漢人的抵抗方式，也更狠辣無情。

在這些降將中，洪承疇的作用尤為關鍵。這位原本是明朝薊遼總督的重臣，在松錦之戰中被俘后選擇投降。他沒有只做一個簡單的“降臣”，而是給清軍提供了一整套入關作戰的完整方案：從進軍路線的選擇、行軍過程中的注意事項，到抵達北京后如何防備農民軍的援軍，事無巨細，全部規劃得明明白白。他還特意提醒多爾袞，李自成的農民軍打了十幾年仗，戰斗力不容小覷，絕對不能輕敵。

山海關大戰中，多爾袞正是采納了洪承疇“此兵不可輕擊”的建議，一直按兵不動，等到李自成和吳三桂打得筋疲力盡、兩敗俱傷時，才下令清軍全線出擊，一舉擊潰了農民軍。可以說，沒有洪承疇的出謀劃策，清軍能不能順利入關、站穩腳跟，都是個未知數。

更重要的是，清軍的“制勝法寶”紅衣大炮，也是漢人教他們造、教他們用的。滿洲人擅長騎射，但對火炮這種新式武器一竅不通，既不會造，也不會用。皇太極深知火炮的重要性，專門組建了一支漢人炮兵部隊，取名“烏真超哈”，而這支部隊的核心成員，正是孔有德投降時帶來的明朝炮兵。這些漢人炮手成了清軍攻城拔寨的“利器”，無論是攻打明朝的城池，還是鎮壓農民軍，紅衣大炮都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根據史料記載，康熙以前，八旗漢軍里有四十五名世襲官員，明確記載是“以督放紅衣大炮立功”，而這種靠火炮立功的官員，在滿洲八旗和蒙古八旗里寥寥無幾。換句話說，滿人是騎著漢人的肩膀，踩著漢人的尸骨，才進了山海關，坐穩了江山。

為什么會有這么多漢人愿意投降滿清？范文程早就看透了明朝官僚的軟肋，他跟多爾袞說：“這幫人效忠的從來不是明朝，也不是什么華夏正統，而是自己的利益。只要給他們高官厚祿，他們就會為你沖鋒陷陣。”事實也確實如此：吳三桂被封為平西王，孔有德被封為定南王，耿仲明被封為靖南王，尚可喜被封為平南王。滿清從來不是靠武力征服了漢人，而是靠利益收買了漢人精英階層，讓他們心甘情愿地充當“帶路黨”和“劊子手”。

自毀長城：南明的自殺式內斗，把半壁江山拱手讓人

北方丟了，可南方還有半壁江山。南京作為明朝的留都，保留著一整套完整的中央機構，還有百萬大軍和充足的糧草。按理說，只要南方團結起來，效仿南宋偏安一隅，再圖恢復，未必沒有翻盤的機會。可南明政權只存在了十八年，就匆匆覆滅了。它不是被清軍打死的，而是被自己人活活斗死的。

崇禎皇帝自縊煤山的消息傳到南京后，南京群臣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商議如何抗清，而是為了“立誰當皇帝”吵得不可開交。按宗法制度，福王朱由崧是最有資格繼位的，但東林黨人堅決反對。原因很荒唐：幾十年前的“國本之爭”中，東林黨和福王的父親結了仇，這筆舊賬，他們到死都記著。

于是東林黨人拋出“立賢不立長”的口號，力挺潞王朱常淓。雙方爭執不下，最后福王靠江北四鎮軍閥的武力支持，強行登上了皇帝寶座，建立了弘光政權。而東林黨人從此與弘光政權勢同水火，一門心思要搞垮這個“不符合他們心意”的朝廷。

接下來的一年里，弘光朝廷幾乎沒做過一件正經事，所有精力都耗在了黨爭上。馬士英、阮大鋮與東林黨人互相彈劾、互相傾軋，“三大疑案”鬧得滿城風雨，今天你罷免我，明天我誣告你，朝堂之上烏煙瘴氣。清軍都已經打到淮河邊上了，他們還在為幾十年前的舊賬吵得面紅耳赤，仿佛亡國之危與他們無關。

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清軍南下時，武昌的軍閥左良玉不僅不去抵抗清軍，反而率領大軍順長江東下，打著“清君側”的旗號攻打南京。他不愿意和李自成的農民軍打仗，卻有十足的力氣打自己人。而馬士英的應對方式更是愚蠢至極：他竟然下令把江北四鎮的守軍調回來攻打左良玉，導致江淮防線瞬間空虛，清軍不費吹灰之力就渡過了淮河。

當史可法在揚州浴血奮戰時，那些手握重兵的軍閥們卻在一旁袖手旁觀。史可法雖有“督師”之名，卻根本指揮不動任何一支部隊，只能率領幾千殘兵死守揚州。最終揚州城破，史可法殉國，而南京城的東林黨魁錢謙益，卻帶頭打開城門投降，還寫下了歌頌清軍“圣德”的文章，毫無文人風骨可言。

弘光政權覆滅后，南明的內斗非但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魯王朱以海在紹興稱監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這兩個政權明明都面臨著清軍的威脅，卻不想著聯合抗清，反而互相攻打，爭奪“正統”之名。清軍就坐在一旁看戲，等他們打得兩敗俱傷，再出兵逐個擊破，輕松收割了勝利果實。

永歷政權本來有過翻盤的希望。李定國率領農民軍余部，在桂林斬殺了定南王孔有德，在衡陽擊斃了敬謹親王尼堪，“兩蹶名王”的戰績震動天下，連清軍都一度陷入恐慌。可就在這大好形勢下，孫可望卻因為妒忌李定國的戰功，密謀誘捕李定國。李定國得知后憤而出走，永歷政權從此分裂，戰斗力大減。清軍趁機反撲，湖南、廣西相繼失守，永歷政權的翻盤希望徹底破滅。最后，走投無路的孫可望干脆投降了清軍，把永歷政權的虛實和盤托出，親手葬送了南明最后的希望。

一盤散沙：數億漢人，從來就不是一個整體

“數億漢人輸給了幾十萬滿人”，這句話最大的問題，在于它默認了“數億漢人”是一個團結一心的整體。可事實上，明末的漢人，從來就沒有真正聯合過。

崇禎皇帝在北京城破前夕，曾號召滿朝文武捐錢守城，可這些平日里身居高位、錦衣玉食的大臣們，卻一個個哭窮，有的說家里只有幾兩銀子，有的說只能捐幾件衣服。可李自成進城后，對這些大臣抄家時才發現，他們個個富得流油，光是從內閣首輔魏藻德家里，就抄出了十幾萬兩白銀。為什么他們不愿意捐錢？有個大臣的話道出了真相：“天下是朱家的，錢是我自己的。朱家的天下亡了，跟我有什么關系？”

對普通百姓來說，換誰當皇帝，似乎也沒什么區別。明末的皇族、官僚、地主瘋狂兼并土地，苛捐雜稅層層加碼，農民們被壓榨得走投無路，只能賣兒賣女，甚至易子而食。李自成起義時，只喊出了“均田免賦”四個字，就贏得了百姓的一呼百應。不是百姓不愛國，而是明朝的統治，比滿清的威脅更讓他們絕望。在生存都成問題的時候，“華夏正統”的口號，實在太過空洞。

還有一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漢人真正激烈反抗清軍，并不是在清軍入關之初，而是在清廷頒布“剃發令”之后。嘉定三屠、江陰八十一日，那些百姓拿起武器，以血肉之軀對抗清軍，不是為了“保衛大明”，而是因為清廷動了他們的文化底線——“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頭可斷，發不可剃”，他們是在為自己的尊嚴而戰，而不是為了那個早已拋棄他們的明朝政權。

階級的鴻溝，從來都比民族矛盾更深。滿清恰恰看透了這一點，他們的八旗制度看似封閉，實則充滿了開放性：只要肯為滿清效力，不問出身，不管你是漢人、蒙古人，都能獲得晉升的機會。漢人降將可以封王，漢人文官可以入閣，范文程、洪承疇這些人，在明朝未必能得到如此高的地位和權力，可在滿清，他們卻成了權傾朝野的重臣。

所以，與其說“數億漢人輸給了幾十萬滿人”，不如說那個時代的漢人，敗給了自己。天災掏空了大明的根基，瘟疫奪走了無數人的生命，內斗撕裂了漢人的力量，精英階層的集體叛變，更是給了大明最后一擊。滿洲八旗不過是在廢墟上撿拾勝利果實的收割者，他們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為他們有多強大，而是因為他們的對手，早已腐朽到了骨子里。

歷史的悲劇，往往不是外敵太強，而是內部早已分崩離析。明末的故事，至今讀來仍讓人唏噓不已，它也在時刻提醒著我們：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唯有團結一心，方能抵御一切風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