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觀眾集體抵制的4位春晚 “混子”：演啥啥不行，占坑第一名！

這兩年每到春晚名單一曝光，評論區就會出現一種很微妙的情緒。不是罵，也不是夸，而是一種近乎疲憊的嘆氣“怎么又是他們？”

奇怪的是，春晚并沒有“沒人看”。舞美、科技、節目形式，甚至吉祥物，都在頻頻出圈；可偏偏到了語言類節目這兒，觀眾的耐心像是被反復消耗。

問題真的是演員老了嗎？還是說，觀眾終于意識到：有些節目，并不是不好笑，而是太不用心了。

岳云鵬

岳云鵬最早被觀眾記住，其實并不是因為相聲結構多精巧，而是他身上那股天然的“人味兒”。

有點笨拙、有點膽怯、又總是努力討好觀眾，這種狀態放在春晚這樣一個全民舞臺上，很容易讓人放下防備。很多觀眾第一次在春晚真正笑出聲，就是從他這里開始的。但問題恰恰出在“太成功”之后。

當一種表演方式被驗證有效，就很容易被反復使用，直到被榨干。岳云鵬后來的春晚作品，逐漸從“角色驅動”變成了“狀態驅動”。

換句話說，不管說什么內容，觀眾看到的始終是同一個情緒模型：賣萌、撒嬌、裝委屈，再配合幾個已經被反復使用的口頭禪。

更重要的是，觀眾開始察覺到一種微妙變化，準備度下降了。

相聲本身是一門極其依賴節奏、文本和現場掌控的藝術，一旦臺詞不熟、包袱不到位，舞臺效果會被無限放大。

當忘詞、笑場被頻繁當成“臨場發揮”時，觀眾會本能地意識到：你不是在即興，而是沒準備好。

真正引發反感的，并不是某一次失誤，而是這種狀態逐漸常態化。春晚對于觀眾而言，并不是一檔普通綜藝，而是一年一次的儀式感。

當觀眾發現演員對這個舞臺的重視程度在下降，情緒自然會從包容轉向失望。岳云鵬的問題，本質上不是“不再好笑”，而是讓人感覺他已經不再把春晚當成需要全力以赴的作品。

孫濤

孫濤身上，其實集中體現了春晚語言類節目長期存在的一個矛盾：安全與新意的對沖。

他塑造的角色非常典型，也非常“春晚化”普通人、小人物、善良、操心、最終講和。這類角色在春晚歷史上屢試不爽，也確實曾經帶來過不少溫暖和共鳴。

可問題在于，這種成功模式被無限復制之后，逐漸失去了應有的彈性。觀眾對他的不滿，并不是因為內容“價值觀不對”，而是因為內容過于可預測。

劇情從一開始就暴露走向，情緒在固定時間點被推高，結尾永遠是團圓和升華。

當觀眾在觀看過程中不再期待“接下來會發生什么”，而是變成“果然又是這樣”，喜劇效果幾乎就已經被消解了。

笑點需要驚喜，而情緒共鳴同樣需要新鮮感。長期處在同一敘事框架中，哪怕演員再認真，也很難避免審美疲勞。

更讓觀眾感到別扭的，是他后期作品中對年輕化表達的生硬模仿。

流行語本身并沒有錯，但當它只是被當成裝飾物嵌入劇情，而不是自然生長在人物語境里時，就會顯得格外突兀。觀眾并不反感年齡差距，真正反感的是不真誠的“貼近”。

對孫濤來說，最大的風險并不是被否定過去，而是被困在過去。他的問題不是演技退化，而是創作視角長期停留在原地，沒有更新。

賈冰

賈冰剛登上春晚時，確實讓不少觀眾產生過期待。賈冰并非傳統春晚體系里成長起來的演員，表演方式帶著明顯的個人風格，也曾被認為是“喜劇的新面孔”。那種外冷內熱的反差感，在最初階段是有效的。

但隨著登臺次數增加，這種風格逐漸被固化為模板。角色身份高度集中，人物關系變化有限，劇情推進方式也開始高度重復。

更關鍵的是，他的作品越來越依賴外在手段來制造效果：更大的音量、更強的情緒、更明顯的煽情節點。

問題在于，情緒并不是越用力越有效；當觀眾能夠清晰感知到“現在該感動了”“現在該上價值了”，情緒就會從被帶動變成被要求。喜劇的魅力，本來就在于不經意的觸動，而不是被推著往某個方向走。

長期下來，觀眾對賈冰作品的記憶點，逐漸從人物和故事，變成了固定節奏本身。

這種變化非常危險，因為它意味著觀眾已經不再關心你演什么，只是在等待你完成某個既定流程。當喜劇被簡化為“前半段沖突、后半段升華”，它本身就失去了活力。

郭冬臨

郭冬臨的爭議，更多帶著一種惋惜意味。

郭冬臨早年的作品，之所以能在春晚歷史中留下位置，是因為那些角色確實來自生活本身。細節真實，情緒克制，笑點往往藏在人物選擇里，而不是靠夸張表達硬推出來。

后來郭冬臨的春晚作品，逐漸被鎖定在同一類型敘事中。

家庭瑣事、小誤會、說教式推進、和解式結尾，這種結構本身并沒有問題，問題在于長期缺乏新的觀察角度。創作一旦停止更新，就會慢慢變成自我重復。

觀眾能清楚地感受到一種“沒再往前走”的狀態。不是演員老了，而是作品沒有繼續生長。春晚觀眾對郭冬臨的態度，更多是一種失望而非厭惡，因為大家知道，他本可以不用這樣。

結語

觀眾真正反感的，從來不是熟面孔，而是敷衍。春晚可以重復主題，可以延續情懷，但不能只剩流程和慣性。

當演員愿意重新觀察生活、認真對待舞臺，觀眾自然愿意給時間和耐心。被淘汰的從來不是年齡，而是不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