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田野｜我35歲，確診ADHD三年，仍在與之對抗

*ADHD全稱為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翻譯為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或注意力缺陷過動癥，中文語境下常叫多動癥。ADHD是一種神經發育障礙，在美國《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將ADHD劃分為注意力不集中型ADHD-PI（難以維持注意力、分心、健忘）和多動-沖動型ADHD-HI（過度的、不適宜的活動和行為沖動）以及混合型ADHD-C)同時滿足注意力不集中和多動-沖動的癥狀標準)。

*根據《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早期識別、規范診斷和治療的兒科專家共識（2020年版）》統計顯示，我國兒童多動癥患病率高達6.26%，患者人數約為2300萬人，但臨床就診率卻僅約10%。部分患者在兒童期出現的病癥可能會持續至成年，中國成人多動癥患病率約為3%。

紀錄片 ADHD: Not Just For Kids劇照

1、“左右互搏”

今年九月，我在小紅書上發起了一個招募，希望能找到幾位和我一樣30歲以上、未婚、成年后確診ADHD的女性患者，成立一個互助小組，來交流各自面對ADHD的經驗和問題。一時間收到了很多回應，很多人希望能放寬條件，但我還是堅持了這些近乎苛刻的條件，在多次溝通后，我最終成功獲得了4位志趣相投的“病友”，她們來自三個時區，有在紐約做數據分析的，有正在英國讀博士的，還有兩位是在國內執業的心理咨詢師（且她們的來訪也有不少是ADHD患者）。就這樣，我不僅在三天之內成立了一個畫像相同的互助小組，還意外擁有了來自專業的力量和指導。

其實我設置這些門檻的原因很簡單，我想找到了一些和自己有相似經歷、同時飽受ADHD困擾的人互相支持。從很多方面來說，我似乎是一個社會意義上的“高成就者”，我畢業于名校，寫過很多爆款科普作品，一直在健康/醫療領域創業，擁有不錯的事業和收入。但隨著年紀的增長，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ADHD對我生活工作的困擾，我的確診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發生的。

三年前，我剛剛開始在一家骨科醫療器械公司擔任合伙人和產品總監，面對完全陌生的行業和挑戰，我感到興奮又充滿壓力，但同時我意識到某些我一以貫之的方法無法應付當下快節奏的工作局面，雖然過去的三十多年我都是這樣過來的。狀態好的時候，我一天可以在開三四個會的同時協調好手上七八件工作并且超高效率地完成它們，狀態差的時候，我可能連一件很小的事情都拖著無法啟動，并且維持這樣的“癱瘓”狀態數周。

拖延，幾乎是我人生的主線。我在反復拖延和趕deadline中度過了前面十幾年的學習和工作生涯。雖說這樣的工作方式也讓我擁有了不錯的學業和事業，畢竟在大多數情況下我都能在deadline前完成那些任務（偶爾翻車過幾次），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拖延和等待deadline到來的時間里我有多么的焦慮和無助，那件未完成的任務像個大石頭壓在我的心上，讓我吃不香玩不歡。但我就是無法開始那項任務，我只能一邊焦慮地拖延，一邊難受地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轉移我的注意力。

面對不想做的工作進行拖延是幾乎人人都會有的行為。因此在確診ADHD之前，我也會從意志力、自控力等層面去審判自己不夠努力，不夠自律。我學習了很多關于拖延的心理學理論，也無數次下定決心洗心革面想要重新做人。但每一次都會歷史重演。我在拖延和自我否定中度過了從高中到工作后的這十幾年。我常常想，如果我不那么拖延，更加游刃有余地做事，也許我可以在各方面做得更好。

現在我知道了，ADHD患者的拖延和啟動困難與一般人不太一樣，因為他們的神經回路出現了問題。并不是“不想做”，而是做不了。大量研究提示，ADHD與前額葉相關神經網絡的功能異常有關，尤其涉及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在執行功能中的調節效率。這種調節失衡，使得“啟動”、“維持注意力”和“任務切換”變得異常困難。ADHD患者在負責專注做一件事的TPN模式和負責神游的DMN模式之間的切換很難，造成的結果就是意識想要啟動TPN，但大腦卻被DMN和低迷的動力水平牢牢困住，進而出現一種類似左右腦互搏的情形——也就是我說的那種一邊提心吊膽地拖延一邊痛苦的焦慮。

即便不借助腦神經科學知識，也不難理解“不想”和“不能”是兩個層面的事。因此從主觀能動性和意志層面對ADHD患者進行譴責是無效的。基于此，一些ADHD治療藥物會通過提高患者多巴胺和去甲腎上腺素水平來達到治療的效果。這類藥物其實就是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這也是ADHD治療中的首選藥物。這里所說的“中樞神經系統興奮劑”，并非讓人亢奮，而是通過提高特定腦區神經遞質的有效性，幫助大腦進入更穩定、有序的工作狀態。比如哌甲酯類的利他林、專注達等，以及安非他明類的阿得拉、Vyvanse等。但由于個體差異或當興奮劑無效、副作用不耐受時，以托莫西汀為代表的非興奮劑藥物（如擇思達）也占據著重要的市場。托莫西汀主要通過調節去甲腎上腺素通路發揮作用，其對前額葉多巴胺的影響更偏間接。和其他的精神類藥物一樣，ADHD的治療藥物可能伴隨一定的不良反應，常見的包括食欲下降、失眠、頭痛、情緒波動，以及心率和血壓升高等，具體表現因人而異。并且不是所有的藥物都能立刻起效，像托莫西汀就需要患者連續服用2-6周才能起效。但即使如此，ADHD藥物依然以每年5%的增速發展，這是一個年銷售超過百億美元的市場。很多人需要靠服藥才能維持基本的日常生活和學習工作。而我至今沒有服藥的原因，是我已經無師自通地幫自己構建起了一個系統去對抗這個疾病產生的影響，雖然這個系統常常失靈，但勉強夠用。

2、“不像女孩”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因為好動性格被家里人評價“不像女孩”。我一直留著短發，喜歡瘋玩，是我們那條街的孩子王，經常帶著一群小朋友到處探險，玩得不著家。小學時我媽為了讓我陶冶情操做一個淑女，安排了老師來家里教我學鋼琴，一兩個小時的學習讓我如坐針氈，每次老師來我都要哭鬧一場，后面索性不學了。在家寫作業也是，我不僅寫作業磨蹭，還根本坐不住，一個沒注意我就在凳子上爬高上低的，我媽甚至置辦了一個非常窄的凳子讓我坐著學習，沒想到即使在那么小的一塊地方我依然可以一會兒蹲著一會兒盤著，把她氣得夠嗆，跟別人說我在家耍雜技。平常考試我也是匆匆寫完了就交卷，有時候連后面的大題都沒看到，因為粗心馬虎，我媽一直說我是“多動癥”。那時候可能是受電視、報刊的影響，這個詞在我印象中出現的頻率很高。那時的我以為多動癥只是坐不住罷了，我媽也只當我是性格如此，加上我雖然淘氣愛玩，但是成績不上不下，而且遇到大考還時不時爆個冷門，沒有讓她特別在學習上為我操心，于是她也就沒有把我的“多動癥”真的當回事。

在確診ADHD之前的33年里，我沒有懷疑過自己是ADHD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在閱讀這件事上沒有任何障礙，而且閱讀速度驚人。高中上自習時和同桌一起看她買的《萌芽》期刊，經常是我兩頁都看完了，她還在閱讀左上角那部分。現在一部30萬字的小說，我一個晚上就能看完。但這其實也是一種任務切換困難。ADHD不僅很難切換進任務里，從某個已經進入的任務里切換出來也同樣困難。意識告訴自己要停下，但是大腦卻不聽使喚，因此熬夜看小說是常有的事。即使我現在已經很嚴格地執行早睡，也不允許自己看太容易上癮的書，但還是會偶爾翻車，比如上周我就因為某本小說太好看而一口氣看到凌晨三點鐘。

啟動困難，這意味著在真正的任務開始前，我需要很長時間的“前搖”。高中時期，每天回到家寫作業前，我都要磨蹭上一兩個小時才開始學習，大考復習前更是如此。在真正的任務開始前，我并不能閑著（restlessness），我得做一些什么放置我的注意力。在高中時，我通過看雜志和紙質書來放置我的注意力。到了大學，我開始看網絡小說，上微博和豆瓣。工作后，我開始刷知乎。這幾年由于短視頻的興起，則是抖音和小紅書。短視頻對于ADHD人群來說是災難般的存在，我第一次用抖音，就從中午一直看到了太陽落山，七八個小時過去我渾然不覺。所以我盡量避免在手機上安裝這些社交軟件，但是由于獲取信息以及發布視頻的需要，我還是會階段性地在手機上安裝這些軟件，反反復復地卸載、安裝。

這種任務開始前注意力的“放置”可能是長達幾小時甚至幾天、幾周的，因為在焦慮和無法啟動的狀態下，其他一切需要啟動TPN的事情都無法進行，只能做一些類似碎片化的閱讀的事情來消耗自己的精力和注意力。當我有一件我覺得很重要的待辦事項沒做時，我也無法進行其他對我有益的行為，比如看一部劇或者好看的小說，因為我的意識不允許我這么做，但同時我的大腦也無法開始做那件需要做的任務。從行為上來說，我好像從來不知道“害怕”，比如周五下午2點開會，普通人可能會在周四做好報告材料，但是我可能會在周五下午1點才開始做PPT，并在1點59分踩著線完成。

大學和研究生的學習都非常輕松，我沒有在學習上花太多的精力，很多的時間都用來看展、玩音樂和各種玩樂，唯一讓我感到痛苦的是研究生階段的畢業論文，當時我寫得很艱難，甚至想放棄學位證，后來在一位好友的鼓勵下才勉強寫完。順利畢業后，我進入了一家國企工作，絕大多數的工作都很簡單，工作也不是很忙，但是有些我覺得“困難”的工作，我總會一拖再拖，需要不斷地給自己做心理建設才能完成。我被一個又一個工作任務的deadline推著在國企工作了六年，其實那個狀態是很痛苦的。因為完成一項任務后短暫的輕松時刻之后，我的大腦很快又會被新的任務占據。

因為長時間的上網沖浪，我也有了一些創作性的輸出。多年來我一直在網上寫一些健康類型的科普文章，也順利開始了我的第一次創業，并一直在從事大健康相關的項目，從康復到骨科醫療器械再到現在的創新藥，我一直都在迎接新的挑戰。可能拜ADHD所賜，我對陌生的新行業沒有任何畏懼，每次都能很快上手。直到2023年初，我第一次覺得我的模式無法在嚴肅醫療這個領域運轉下去了，我開始認真思考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問題。正好那時候在小紅書頻繁刷到了ADHD的內容，我第一次開始懷疑自己是否患有ADHD。我在公眾號“青衫Aspie”進行了首次“賽博確診”，18道題的問卷結果顯示我確實有很大程度的注意力障礙傾向。在這個階段，我向家人和朋友們表達了自己可能是ADHD的猜想，得到的反饋都是“你想多了”“別把自己往里面套”，我媽更是毫不客氣地說“你又在給自己找借口了”。這句話點燃了我，從小到大，我因為“聰明但不踏實用功”背負了很多批評，家里人總以我不夠努力為由對我進行審判，“你那么聰明如果再多用三分力成績會更好”，他們總覺得是我“不想”，而不是我“不能”。

3、“現在一切都說得通了”

我在30歲之前接受過6年的心理咨詢，因此我對通過咨詢解決問題駕輕就熟。很快我在小紅書上找到了ADHD方向的教練，“life coach”這種形式的咨詢我在之前也嘗試過幾次，而對方同為已確診的ADHD的身份和國際教練的專業認證提供給了我很好的咨詢方向。做了幾次咨詢后，我在教練的鼓勵下決定去確診。這不僅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也是對自我身份的探索和重構。

去哪里確診，是我面臨的第二個問題。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ADHD的確診和治療都是以兒童為主，成人ADHD是在近幾年才開始受到關注。實際上我們這批成人ADHD患者不過是曾經作為兒童的ADHD患者被漏診了。而近年來，隨著中小學學業的加重，兒童的注意力問題越來越凸顯，也有越來越多的家長在網絡科普、學校宣導的影響下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ADHD的治療藥物專注達、擇思達的主要受眾還是以面臨學業挑戰的兒童和青少年。而我們這批長到二三十歲才意識到自己可能是ADHD的患者，則早就各自磨了一身功夫去應對自身的“缺陷”，等想到要確診的時候，才發現并沒有那么容易。

縱覽全國，能夠確診成人ADHD的醫院并不多。公眾號“青衫Aspie”整理了一份《成人ADHD就診地圖》 ，旨在幫助患者找到可以診斷成人ADHD的醫院和醫生，這些信息由患者社群成員自愿分享的就診經驗匯集而成，并非官方醫療名錄。就拿上海來說，地圖上顯示只有同濟大學附屬同濟醫院和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設有成年ADHD門診，并且每周只有半天或一天的時間，號源非常緊張，需要提前幾周在公眾號上預約搶號。

原本在教練鼓勵下想要快速確診的我被網上那套預約攻略流程搞得偃旗息鼓差點放棄，好在我靈機一動，發現平常看診的外資私立醫院有一位ADHD背景的精神科醫生，便詢問客服是否可以確診成人ADHD，得到醫生確認的消息后，我預約了那位女醫生。經過長達兩三小時的臨床訪談，醫生系統了解了我的癥狀、生長發育史、家族史，并且讓我做了一堆抑郁焦慮和ADHD量表后，醫生在處方單上簽下了她的名字，這張處方箋用中文和英語兩種語言說明患者：女，33歲，確診為注意力缺陷與多動障礙。

我終于確診為ADHD，這次確診花了三千多元，比公立醫院要貴幾倍。也有些公立醫院會結合抽血和腦電圖的結果綜合確診，但我的精神科醫生說我的癥狀非常典型，且有家族遺傳傾向（我的父親也有類似癥狀），可以100%確定我就是ADHD。因為是在預約制的私立醫院，這位醫生非常耐心地聽我絮絮叨叨地說了很多自己的懷疑，也一一回應了我提出的問題。看診即將結束時，醫生說如果需要可以幫我開專注達，我思考了片刻，說自己暫時不需要，帶上那張處方箋就離開了。我有些高興，甚至有些興奮，纏繞在我身上多年的癥結仿佛在一瞬間找到了謎底。正如女性作家梅雷迪斯·卡德（Meredith Carder）的ADHD書籍《現在一切都說得通了》，我身上那些困擾我的、讓我自我否定的、厭惡的一切都說得通了，原來我不是不行，原來只是因為我有病啊！

從一開始懷疑自己是ADHD到最終確診，我只花了一個半月，雖然我當時已經33歲，但這已經很幸運了。世界上有很多人可能花了更久，或一輩子都因為各種條件限制而無法確診，因而始終深陷在自我懷疑和困擾的折磨中。尤其是女性ADHD患者，在她們的兒童階段，因為大多數表現為注意力不集中型（ADHD-PI），而非常發于男童的多動沖動型(ADHD-HI)，而更容易被漏診，這也和性別刻板印象有關。她們具備女性的乖巧和安靜，但是做事迷糊、拖拉、組織能力差。這種安靜的表象容易被老師、家長忽略，被貼上懶散、不努力，以及像我一樣的“聰明但粗心”的標簽。

而成年女性的確診率更是遠低于男性，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癥狀表現更具內隱性、更容易被其他問題（如焦慮、抑郁）所掩蓋。并且可能由于自身的強大的補償與掩蓋機制，比如像我這類的所謂“高功能”女性患者會發展出極強的補償策略來應對挑戰，或者用較高的智商代償。以我為例，我雖然學習的時間比別人少，但是在大學之前，我幾乎沒有死記硬背過任何課文，我靠理解的背誦效率要遠高于逐字逐句的背誦。在面對復雜任務時，我也能直接找到問題本質，且通過系統性的發散思維去拆分任務。這也是為什么每次我拖延到臨近deadline，最后只需要花一點點時間就可以做到別人看來是八九十分的水平（但我的自我評價可能只有六七十分）。高功能讓我們取得了不錯的學業和事業，這也從某些方面掩蓋了核心功能障礙，代價是長期的慢性壓力、焦慮和身心疲憊。很多女性都是到了三十多歲在面臨新的人生挑戰后，陷入失控和崩潰，才會像我一樣去嘗試確診。也有研究表明，確實有很多女性在確診后，人生才真正開始走向有序和自我接納。

這也是我的ADHD教練鼓勵我去確診的原因，確診不是為了貼標簽，而是為了理解自己、獲得正確的幫助，并最終與自己和解。而我也在這個過程中，通過ADHD打開了全新的了解和探索自己的視角。至今為止，我在小紅書寫了80多篇關于ADHD的帖子，收錄在一個名為“把ADHD當做一種方法”的合集之下。這些帖子累計曝光一千多萬，獲得了幾萬贊和收藏，以及無數A人（ADHD患者對自己的自稱）的評論和交流，也讓我在這個過程中對自己、對這個障礙、對這個群體有了更多更全面的認識。這個“視角”的轉變是我從人類學里借鑒來的，作為播客《人類學家的下午茶》的主播之一和制作人，我通過人類學獲得了一個全新的看世界的視角，也舉一反三地把ADHD當作一種方法去解釋和理解自己身上那些“不合理”的地方，并且獲得了來自病友的認同和交流，這對于曾經身處孤島、常年處于自我懷疑狀態的我來說仿佛一針強心劑。

4、崩坍與重建，如此往復

在確診ADHD之前，我也曾短暫地找到過讓自己頭腦安靜下來的辦法，那就是高強度的運動。我的興趣愛好十分廣泛，一周里我可以打兩次網球，練一次巴西柔術、兩次阿斯湯加，再抽空打一兩場高爾夫。從二十歲開始，我接觸和學習過的運動有十幾種。這可能也是出于ADHD無法長期在一件事上投入熱情、對事情只有三分鐘熱度的緣故。一方面運動會產生很多即時的多巴胺和內啡肽，帶給大腦愉悅的感受，長期飽受抑郁和焦慮情緒折磨的癥狀也會得到緩解(ADHD通常會有一些其他的精神共患病，其中以抑郁和焦慮最為高發）。另一方面經過高強度的運動后，我那種飄忽不定的腦電波似乎真的慢慢穩定下來，雖然身上肌肉疼個半死，但是我的大腦卻可以真的安靜下來做一些事了，運動的過程仿佛在給大腦降溫，像往一盆正在沸騰的水里扔進了一塊干冰，水溫立馬降了下來。這個方法非常有效，但缺點是無法持續。就拿我堅持最久的運動阿斯湯加來說，需要早上六點到達館里練習，路上的通勤、時間安排、月經休息等原因都可能造成中斷。而一旦中斷，就很難再撿起來，因此我只能斷斷續續地維持著高強度的運動頻率。

過去一兩年，我沒有全職的項目，搬到了浙江農村，在家里辦公。我找到一種可以順利讓大腦馬上進入工作的方法，就是睡前不帶手機進臥室，起床后也不看手機，而是練瑜伽清空自己的大腦，并且獲得一些內啡肽。通過有意識地讓大腦維持在一種低多巴胺的水平下，能夠比較快速地進入復雜的工作，我也因此在過去一兩年寫了十多萬字的鄉村生活隨筆，并完成了一本婦科科普書籍的創作。但這需要前提條件，即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才能做到，一旦出現比較緊急的deadline，我的大腦又會進入一種“癱瘓”狀態，除了維持日常的基本生理活動，其他的一概做不到。

和很多ADHD相比，我的生活習慣可以說非常健康。我盡可能地早睡早起，雷打不動地按時吃三餐，有規律地運動，自己做飯，不怎么吃外賣，身體上我把自己照顧得很好。僅按時吃飯一項，就打敗了很多ADHD患者。但是還有一些A人卻連洗澡、收拾房間都很難做到。網上也有不少ADHD的邪修，比如把洗發水放在客廳，一進門就把洗發水擠在頭頂逼自己馬上去洗澡。但即使這樣，還是有很多人可以頂著洗發水一晚上打著游戲。在我接觸到這個群體之前，有點潔癖的我可能會覺得是他們太懶，但是現在我只能說太理解了，畢竟我也會一邊站著淋浴一邊玩手機。

今年，我還終于嘗試了冥想這種據說對ADHD特別有效的方式。冥想可以激活松果體，某種程度上也能起到讓大腦降溫的作用。我花700塊訂閱神經科學家Sam Harris創辦的英文冥想APP，以前無法安靜坐下來的我，借由這個APP居然冥想了幾百分鐘，也在那個階段取得了特別好的工作進展。

我所創造的這些高頻運動療法、每日冥想大法、早起routine大法等都很有效果，但也都并不持續。近十幾年來我最習以為常的事情就是生活的崩塌與重建，以前熬個通宵可能第二天就能復原，但現在可能需要好幾周才能恢復。生活失序，身體垮掉，精神崩潰，大腦掉線。身體一點點出現炎癥，眼睜睜看著自己的生活一點點崩塌，把所有的時間和注意力都放在了那些即時的方便獲得的多巴胺上面，無法沉浸無法創作無法冥想無法瑜伽，每一天在混沌中虛度。我反復經歷著這種來自大腦的毆打，而這僅僅是因為我那三十五歲還沒有發育好的前額葉。

當我在今年經歷又一次崩塌后，我決定組建了ADHD小組開啟互助療法，這是除了藥物以外我唯一沒有試過的療法。很多關于ADHD的書籍里都提到了團體互助小組對治療的顯著幫助，而我成立小組的最初動機是因為覺得自己太孤立無援了。身為一個三十五歲的人，很多時候我表現出來的狀態并不像身邊同齡的正常人。近十年里，我的自我感知一直停留在“二十多歲”的感覺，并沒有什么變化，這可能是因為人生角色一直沒有得到升級所導致的。

三十歲后，我明顯覺得我需要處理的人生議題變得和之前不一樣了。已婚和未婚的人在生活中所需要處理的親密關系、人際網絡也是完全不同的，研究生以上的學歷能夠讓我們在看待問題時能夠有一些辯證的、求知的視角，而加入小組的動力則是需要著重考量的因素，這也是我成立小組的初衷——我希望其他幾位成員也想主動積極地探索小組這種形式的實踐。其中兩位咨詢師的表現最為突出，因為職業原因她們更最了解團體治療的優勢，但她們無法和自己的來訪者成立這樣的小組，因此我的號召可以讓她們脫離咨詢師的身份，以患者的身份進入這個小組。目前為止，這個小組已經進行過5次線上的視頻組會，除了第一次所有人同時上線，其他的時候根據大家的時間來，其余時間我們也會在群里進行交流和溝通。不得不說，有四個差不多年紀、未婚、受過良好教育和長期花時間自我探索、仍被ADHD弄得焦頭爛額的病友交流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被人理解和回應，這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支持。

第三次組會的時候，我們回顧了一下十月份，發現好像每個人的生活都在變好。我在焦頭爛額的情況下成立了這個小組，現在體感確實好多了，當然有多方面原因，我也在積極地調整自己的生活，去運動，盡量早睡，完成一些拖延很久的工作。小組支持有一部分作用，但是并不明顯，有人說，小組的存在好像喝中藥，效果不明顯但是好像身體是被調理得比之前好一些了，我深表同意。

除我以外的其他四個人都接受過藥物治療，有兩位長期在服藥。因為大家的交流，讓我第一次生出了吃藥的念頭，一方面是我現在的生活工作狀態較之前又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又重新搬回上海做一個新的項目，雖然可以處理工作，但是卻無法寫作，后來我才意識到是因為自己的大腦沒有“開機”。組員大羚子這樣描述她的一天：早上吃一片開機藥（托莫西汀），可以順利開始一天的工作；晚上吃一片關機藥（安眠藥，ADHD也通常會伴隨睡眠障礙），十點鐘就有了困意可以順利去睡覺，醒來頭也不痛。相比較前幾年失序混亂的生活相比，她很滿意現在的狀態，她可以穩定地產出、按時睡覺和吃飯，她覺得藥物改變了她的人生。這樣真誠的分享是無法在互聯網獲得的，只可能出現在面對面的溝通中。在此之前，我對藥物的觀念是比較悲觀的，可能是因為我在讀《精神病學》時對藥物作用于神經中樞的原理過于忌憚，一直覺得精神類藥物如洪水猛獸，吃了就會改變我的大腦形態。經過大家的分享，我覺得吃藥似乎沒那么可怖了。

然而怎么開藥、吃什么藥成了難事。由于我初次確診是在私立醫院，公立醫院應該是不認私立醫院的診斷書，而我也根本掛不上公立醫院的號。如果去私立醫院開藥，則需要至少一千元的掛號費，且每次只能開到一瓶藥。拋開費用來說，ADHD的兩款主流原研藥物擇思達和專注達在中國市場都出現了供應端的問題。美國禮來公司生產的擇思達（鹽酸托莫西汀膠囊）已經于2024年1月底正式停止在中國市場的供應，市場上的存量也幾乎見底。目前在市場銷售的只有擇思達的口服溶液劑，溶液劑和緩釋膠囊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勢，是出于迫于無奈的選擇。而專注達這邊，多年來一直有西安楊森進口分裝銷售美國強生的藥品，屬于國家管控的第一類精神藥品，但是由于因管制藥品性質及全球需求增長，這款藥物頻繁斷貨，常常是一藥難求。今年9月，中國立方制藥的國產首仿藥“立優加”在國內獲批上市，定價比原研藥低約20%，并納入了醫保，這一方面來說是好事，但是由于投入市場時間短，市場反饋一般。因此仍有不少家長和ADHD患者通過代購、海淘等方式在購買原研藥。

我的藥物治療計劃也被這一藥難求的局面所暫時擱置。這個冬天對我來說并不好過 ，因為冬季ADHD患者更容易受到季節的影響產生抑郁情緒，但是目前為止我通過規律運動、早睡早起、互助小組等方式積極地自我調整，目前來說控制得還不錯。也許未來有一天，我可能會嘗試藥物治療，體驗一下病友所說的那種“一切都變得很清晰”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