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25年，周總理見到初戀女友張若名時詢問：是否愿意回北京工作

1955年4月8日凌晨五點，昆明剛剛亮起零星路燈。張若名披了件舊呢大衣站在窗前，她聽見遠處的軍機滑行聲，這意味著中央代表團已抵達。七點整，省委統戰部陳方敲門，簡單一句：“總理點名想見你們，八點出發。”沒寒暄，語氣比春城的清晨還干脆。

八點前后，張若名和丈夫楊堃步行穿過圓通山后的小道。陳方叮囑：“談話不作記錄。”短短幾百米，張若名回憶翻涌：十七歲那年在天津女師舉起反日橫幅、二十一歲只身逃婚奔滬登船去法國、三十歲攻讀里昂大學碩士又遇舊友……腳步卻一直穩，沒有外人看出她心里那點波瀾。

院門半掩，一位著灰色中山裝的高個子迎上來，正是周恩來。握手時他輕聲道：“小超托我向若名姐問好。”四周很靜，連樹上的烏鴉都像被這句話定在枝頭。寒暄不過數句，周恩來突然切入：“北京正在組建一支外語與文學并重的高校師資隊伍，若名，你愿意回來嗎？”語氣平和，卻擲地有聲。

張若名沒有立刻回答。她看見會客室里的一張小茶幾，上面壓著一份亞非會議資料。她意識到，這趟見面并非私人敘舊，更像一次工作邀約與歷史交叉點的碰撞。沉默半分鐘后，她說：“我在云南已習慣教書，也想留些精力整理西南少數民族口頭文學。”短短一句，婉拒意味清晰。周恩來點頭，沒有再勸，只補一句：“資源不足可函告北京，能幫的一定幫。”

會見持續五小時，話題從昔日留法勤工儉學聊到亞非新局。散場時周恩來說：“革命路上分工不同，目標一致。”他握著張若名的手，輕輕一握，又一次放開。

從院子出來，云南午后的陽光很烈。張若名忽然想起1919年9月2日那趟從北京回天津的慢車。那天車廂里悶熱，周恩來邊扇折扇邊提議：“把學聯與女界同志會合并，建一個更緊密的核心團體。”張若名順勢補充決策程序，讓提案落地。覺悟社由此誕生，二十個號碼成了地下聯絡暗號——周恩來“伍豪”，鄧穎超“逸豪”，張若名“衫陸”。十來天里，他們擬口號、印傳單、繪示威路線圖，忙得徹夜不歸。那段時間，她才發現這位四歲長兄擁有驚人定力：同學被捕，他能在一盞茶工夫里安排營救、募款、輿論三條線并行。

1920年1月29日，直隸省公署前的請愿隊伍被軍警阻截。張若名與周恩來、郭隆真、于方舟四人作為代表被拖進營務處。囚室沒爐火，夜溫零下，她們用軍大衣當被子。張若名第一次感到骨頭都在發冷，卻聽見隔壁周恩來低聲說：“堅持住，外面已經有聲援。”那句話像一股熱流，撐過漫長冬夜。半年后獲釋，胸前掛著“為國犧牲”的銀章，她把章珍藏至今。

1920年11月7日，“波爾多斯”號汽輪離開吳淞口駛向馬賽。甲板上風大，張若名撐著船舷看海。周恩來遞過一雙手套，說是留法旅歐中國學生會臨時經費結余買的。手套舊，卻暖和。抵達里昂后，兩人常在河畔討論文學與政治：安那其主義、布爾什維克、法國象征派詩歌……思想火花四濺，獨身主義也變得搖搖欲墜。1921年秋天，他們互贈書信，關系由“戰友”轉向“情侶”。

分岔發生在1924年。列寧追悼大會后，法警跟蹤張若名數月。精神壓力讓她萌生退意，她申請脫離少共，轉向文學研究。周恩來三次勸說未果，只寫信道：“道路不同，情分尚在。”雙方寫下最后一封私人長信，約定彼此安全第一。1925年春，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廣州登記結婚；同年夏，張若名考入里昂大學研究院，專攻比較文學。

1930年3月初，周恩來途經里昂與張若名短暫會面。那天他們談了兩件事：一是鄧穎超托話“保重”；二是覺悟社成員分散現狀。離別時，周恩來在臺階上停一下，說：“愿學術有成。”張若名答：“盼革命順利。”兩句話像截然不同的航線，卻在空中互道平安。

時間推到1955年4月8日下午三點，周恩來結束全部行程離開駐地。臨上車，他朝陳方低聲囑咐：“若名若需資料，直接抬頭寫我。”車子啟動，灰塵被風卷到半空。窗外杜鵑正紅，張若名遠遠看著車尾燈消失，轉身回校園給學生上《歐洲中世紀文學》最后一課。

云南的教學樓里，舊木黑板還留著粉筆字。學生散去后，張若名拿出那雙早已磨薄的棕色手套——當年波爾多斯號上的禮物——又收進抽屜。她知道，那段早已落幕的青春，與這一雙線頭外露的手套，都將沉在時光深處，無需再提，卻永不會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