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8日的清晨,北京城依舊薄霧未散,一封寫著毛澤東收的信被送進中南海。信紙并不華貴,卻字跡蒼勁。落款“九十歲老白石”,短短數(shù)行,請求政府在土地改革中不要把自己劃為地主。送信人既非普通農(nóng)戶,也非地方士紳,而是舉世聞名的國畫大師齊白石。在那樣的年代,這封信顯得格外微妙。
彼時,土地改革進入關(guān)鍵期。縣、區(qū)、小鄉(xiāng)一層層召開群眾大會,測畝、驗倉、定成份,誰是耕者,誰是地主,誰又是富農(nóng),關(guān)系一家老小的命運。很多文化人、開明士紳對此憂心忡忡,擔(dān)心一旦被貼上“地主”標簽,幾十年積累的聲譽蕩然無存。齊白石雖以畫名傳世,可手中確實買過幾畝地,用來保值也好,用來養(yǎng)老也罷,客觀存在便須面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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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送到毛主席案頭時,他手里正握著那方“片老真空石”硯臺。那是一年前齊白石忍痛割愛的寶物,長約二十六厘米,通體青灰,硯額雕花隱起。毛主席寫字用它,喜歡用得很順手。外人未必知道,這塊硯臺早已成了領(lǐng)袖與老人友誼的見證。茶水氤氳中,毛主席拿起鉛筆在信箋上寫下批示:“請王首道同志轉(zhuǎn)交湘潭縣縣委研究處理。”字不多,卻透著審慎。
要說兩位湖南同鄉(xiāng)的交情,還得從1949年冬天那件小插曲提起。剛開國不久,齊白石托人給中南海送去兩枚陰陽文壽山石印章,外加一塊楠木硯盒包裹的青石硯。原本,毛主席收到再珍貴的饋贈,也多一律移交文物部門;這一次,他卻破例把硯和印章都留在了自己桌上。負責(zé)機要的工作人員后來打趣:“主席用那硯頻率,比用電話還高。”有意思的是,齊白石當時并沒想到,兩人因硯臺結(jié)緣,往后會衍生出一連串雅事。
1950年春末,毛主席設(shè)宴招待齊白石,請郭沫若作陪。席間茶過三巡,毛主席從秘書手里接過一幅裝裱好的李樹圖,道謝道:“老哥,這幅畫我很喜歡。”齊白石一聽,一臉茫然——他自己根本沒正式送過這幅畫。細想之下,才猜到八成是自己包印章時順手抓來的“廢畫”。畫面上,一棵李樹枝葉繁茂,樹下老牛歪頭,枝頭五只小鳥嬉鬧,色彩濃烈卻略顯隨性。在齊白石眼里不過練筆,在毛主席眼里卻靈動生趣。
老人當即想把畫收回去,承諾回家再畫一幅“正經(jīng)”的。毛主席擺手:“送出去的禮物沒有討回的道理,我偏愛這張。”場面略顯僵。郭沫若笑著抬杠:“白老,這畫分明是送給我的。你看,樹上五只鳥,上五上五,’尚武’不就是我嘛!”齊白石長須抖動,還來不及接話,毛主席又笑道:“這樹是李子樹,茂盛得很,不正是‘李得勝’?”眾人會意,席間哄然。最終,一幅意外流出的“廢畫”成了三個大人物的“私人笑柄”。
老人提出讓兩位題字,毛主席提筆寫下“丹青意造本無法”,郭沫若隨即寫“畫圣心中常有詩”。字落,墨香四溢,齊白石捋須大笑,索性把畫卷好帶回府上珍藏。有人說政治家斗不過藝術(shù)家,大抵指的就是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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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插曲只是鋪墊。真正讓齊白石忐忑的,是土地改革的嚴峻現(xiàn)實。那年冬天,他悄悄整理自家田契,掂量再三:若按規(guī)定標準,不算大地主,可也絕非貧雇農(nóng)。他自認“腦力勞動者”,唯恐被簡單歸類。于是寫信給主席,開門見山:愿把土地交給政府,教育子孫耕種守法,只求“勿劃地主”。語言恭謹,卻句句出自肺腑。
毛主席讀過信后,并未立刻答復(fù)。按常理,他完全可以直接批示“照章辦理”。然而,他還是把信轉(zhuǎn)給湖南省委書記王首道,并叮囑“實事求是”。不久,湘潭縣委成立專門小組,查閱田畝、訪問鄰里,認定齊白石屬于自耕農(nóng)兼手工業(yè)者,不列入地主范疇。處理意見報上來,毛主席在電話里對王首道說:“白石老人說真話,我們就給真結(jié)論。”短短一句話,道出他對老友的信任,也體現(xiàn)新政權(quán)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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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帶到北京,齊白石放下心中石頭。他對家人說:“共產(chǎn)黨講理,我可以安心作畫。”此后幾年,他幾乎每隔數(shù)月便讓人把新作送進中南海;而毛主席偶爾也托秘書帶去茶葉、家鄉(xiāng)臘味、水果罐頭等小禮物,“不值錢,卻暖心”。從外界看,這是一位藝術(shù)家與一位政治家的往來;從當事人內(nèi)心看,也許更像年長兄與小弟的守望。
1957年9月,坐在北京醫(yī)院病榻上的齊白石已是風(fēng)燭殘年。他把子孫叫到床前,交代后事:一切畫稿、印石、硯臺,皆敬獻毛主席,再由國家收藏。他停頓片刻,又說:“那幅李樹圖暫不提,緣分未了。”誰也不知“緣分未了”指什么,畫自此成謎。
同年9月16日深夜,老人安詳離世,享年九十七歲。噩耗傳到中南海,毛主席沉默許久,只吩咐一句:“好好整理白石先生遺物,入國家博物館。”隨后提筆寫了挽聯(lián):“詩意在民間,畫道開新境;高風(fēng)垂竹簡,丹青照古今。”字跡遒勁,卻能讀出幾分落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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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齊白石遺物清點時,人們重新見到那方“片老真空石”硯臺、兩枚壽山石印章,以及毛主席、郭沫若題詞的裝裱卷軸,卻唯獨不見李樹圖。有傳言說,畫被老人晚年某位親近弟子帶走;也有人猜測,老人臨終前把畫悄悄焚毀,意在“畫隨人走”。真假已無從考證,只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空白。
回到那封1951年的信:它看似一件小事,實則折射出新政權(quán)對知識分子的包容,也展示出領(lǐng)袖與藝術(shù)家的惺惺相惜。在波詭云譎的大時代里,這份坦誠與善意彌足珍貴。或許,這正是齊白石對毛主席敢于直言、毛主席對齊白石體恤備至的深層原因——知己難尋,更何況跨越三十年年齡差和迥異的人生軌跡。
后人評論齊白石的藝術(shù),贊其“紅花墨葉、意在筆先”;評論毛主席的書法,則稱其“蒼勁跌宕、不拘成法”。二人雖然分屬不同領(lǐng)域,卻都信奉一個原則:真率。畫要真率,字要真率,為人做事亦要真率。也正因如此,當土地改革的風(fēng)浪逼近,齊白石會坦白自家田畝;毛主席則選擇實事求是地“予以照顧”。縱觀整段往事,情理交織,不失溫度。
如今,硯臺靜臥故宮庫房,印章陳列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題詞李樹圖下落未明。但那封寫于1951年初的舊信仍存檔案,其上毛主席的鉛筆批示清晰如初。數(shù)十字之間,既有政策的尺度,也有朋友的體貼。既見大時代的章法,也見人情世故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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