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齊白石給毛主席寫一封信，提一個要求，毛主席批示予以照顧

1951年1月8日的清晨，北京城依舊薄霧未散，一封寫著毛澤東收的信被送進中南海。信紙并不華貴，卻字跡蒼勁。落款“九十歲老白石”，短短數(shù)行，請求政府在土地改革中不要把自己劃為地主。送信人既非普通農(nóng)戶，也非地方士紳，而是舉世聞名的國畫大師齊白石。在那樣的年代，這封信顯得格外微妙。

彼時，土地改革進入關(guān)鍵期。縣、區(qū)、小鄉(xiāng)一層層召開群眾大會，測畝、驗倉、定成份，誰是耕者，誰是地主，誰又是富農(nóng)，關(guān)系一家老小的命運。很多文化人、開明士紳對此憂心忡忡，擔(dān)心一旦被貼上“地主”標簽，幾十年積累的聲譽蕩然無存。齊白石雖以畫名傳世，可手中確實買過幾畝地，用來保值也好，用來養(yǎng)老也罷，客觀存在便須面對政策。

信送到毛主席案頭時，他手里正握著那方“片老真空石”硯臺。那是一年前齊白石忍痛割愛的寶物，長約二十六厘米，通體青灰，硯額雕花隱起。毛主席寫字用它，喜歡用得很順手。外人未必知道，這塊硯臺早已成了領(lǐng)袖與老人友誼的見證。茶水氤氳中，毛主席拿起鉛筆在信箋上寫下批示：“請王首道同志轉(zhuǎn)交湘潭縣縣委研究處理。”字不多，卻透著審慎。

要說兩位湖南同鄉(xiāng)的交情，還得從1949年冬天那件小插曲提起。剛開國不久，齊白石托人給中南海送去兩枚陰陽文壽山石印章，外加一塊楠木硯盒包裹的青石硯。原本，毛主席收到再珍貴的饋贈，也多一律移交文物部門；這一次，他卻破例把硯和印章都留在了自己桌上。負責(zé)機要的工作人員后來打趣：“主席用那硯頻率，比用電話還高。”有意思的是，齊白石當時并沒想到，兩人因硯臺結(jié)緣，往后會衍生出一連串雅事。

1950年春末，毛主席設(shè)宴招待齊白石，請郭沫若作陪。席間茶過三巡，毛主席從秘書手里接過一幅裝裱好的李樹圖，道謝道：“老哥，這幅畫我很喜歡。”齊白石一聽，一臉茫然——他自己根本沒正式送過這幅畫。細想之下，才猜到八成是自己包印章時順手抓來的“廢畫”。畫面上，一棵李樹枝葉繁茂，樹下老牛歪頭，枝頭五只小鳥嬉鬧，色彩濃烈卻略顯隨性。在齊白石眼里不過練筆，在毛主席眼里卻靈動生趣。

老人當即想把畫收回去，承諾回家再畫一幅“正經(jīng)”的。毛主席擺手：“送出去的禮物沒有討回的道理，我偏愛這張。”場面略顯僵。郭沫若笑著抬杠：“白老，這畫分明是送給我的。你看，樹上五只鳥，上五上五，’尚武’不就是我嘛！”齊白石長須抖動，還來不及接話，毛主席又笑道：“這樹是李子樹，茂盛得很，不正是‘李得勝’？”眾人會意，席間哄然。最終，一幅意外流出的“廢畫”成了三個大人物的“私人笑柄”。

老人提出讓兩位題字，毛主席提筆寫下“丹青意造本無法”，郭沫若隨即寫“畫圣心中常有詩”。字落，墨香四溢，齊白石捋須大笑，索性把畫卷好帶回府上珍藏。有人說政治家斗不過藝術(shù)家，大抵指的就是這一幕。

這些插曲只是鋪墊。真正讓齊白石忐忑的，是土地改革的嚴峻現(xiàn)實。那年冬天，他悄悄整理自家田契，掂量再三：若按規(guī)定標準，不算大地主，可也絕非貧雇農(nóng)。他自認“腦力勞動者”，唯恐被簡單歸類。于是寫信給主席，開門見山：愿把土地交給政府，教育子孫耕種守法，只求“勿劃地主”。語言恭謹，卻句句出自肺腑。

毛主席讀過信后，并未立刻答復(fù)。按常理，他完全可以直接批示“照章辦理”。然而，他還是把信轉(zhuǎn)給湖南省委書記王首道，并叮囑“實事求是”。不久，湘潭縣委成立專門小組，查閱田畝、訪問鄰里，認定齊白石屬于自耕農(nóng)兼手工業(yè)者，不列入地主范疇。處理意見報上來，毛主席在電話里對王首道說：“白石老人說真話，我們就給真結(jié)論。”短短一句話，道出他對老友的信任，也體現(xiàn)新政權(quán)對知識分子的尊重。

消息帶到北京，齊白石放下心中石頭。他對家人說：“共產(chǎn)黨講理，我可以安心作畫。”此后幾年，他幾乎每隔數(shù)月便讓人把新作送進中南海；而毛主席偶爾也托秘書帶去茶葉、家鄉(xiāng)臘味、水果罐頭等小禮物，“不值錢，卻暖心”。從外界看，這是一位藝術(shù)家與一位政治家的往來；從當事人內(nèi)心看，也許更像年長兄與小弟的守望。

1957年9月，坐在北京醫(yī)院病榻上的齊白石已是風(fēng)燭殘年。他把子孫叫到床前，交代后事：一切畫稿、印石、硯臺，皆敬獻毛主席，再由國家收藏。他停頓片刻，又說：“那幅李樹圖暫不提，緣分未了。”誰也不知“緣分未了”指什么，畫自此成謎。

同年9月16日深夜，老人安詳離世，享年九十七歲。噩耗傳到中南海，毛主席沉默許久，只吩咐一句：“好好整理白石先生遺物，入國家博物館。”隨后提筆寫了挽聯(lián)：“詩意在民間，畫道開新境；高風(fēng)垂竹簡，丹青照古今。”字跡遒勁，卻能讀出幾分落寞。

值得一提的是，齊白石遺物清點時，人們重新見到那方“片老真空石”硯臺、兩枚壽山石印章，以及毛主席、郭沫若題詞的裝裱卷軸，卻唯獨不見李樹圖。有傳言說，畫被老人晚年某位親近弟子帶走；也有人猜測，老人臨終前把畫悄悄焚毀，意在“畫隨人走”。真假已無從考證，只留下一個耐人尋味的空白。

回到那封1951年的信：它看似一件小事，實則折射出新政權(quán)對知識分子的包容，也展示出領(lǐng)袖與藝術(shù)家的惺惺相惜。在波詭云譎的大時代里，這份坦誠與善意彌足珍貴。或許，這正是齊白石對毛主席敢于直言、毛主席對齊白石體恤備至的深層原因——知己難尋，更何況跨越三十年年齡差和迥異的人生軌跡。

后人評論齊白石的藝術(shù)，贊其“紅花墨葉、意在筆先”；評論毛主席的書法，則稱其“蒼勁跌宕、不拘成法”。二人雖然分屬不同領(lǐng)域，卻都信奉一個原則：真率。畫要真率，字要真率，為人做事亦要真率。也正因如此，當土地改革的風(fēng)浪逼近，齊白石會坦白自家田畝；毛主席則選擇實事求是地“予以照顧”。縱觀整段往事，情理交織，不失溫度。

如今，硯臺靜臥故宮庫房，印章陳列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題詞李樹圖下落未明。但那封寫于1951年初的舊信仍存檔案，其上毛主席的鉛筆批示清晰如初。數(shù)十字之間，既有政策的尺度，也有朋友的體貼。既見大時代的章法，也見人情世故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