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間的國運糾纏——新中國剛剛立國時期

國運這運勢，真的很玄學。

新中國從尚未誕生，似乎就和美國有著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糾纏。

1944年的國軍豫湘桂大潰敗，成為了中國共產黨與美國政府產生聯系的紐帶。

二戰中美國一直有軍方和政界人士建言與敵后的中國共產黨展開合作，將更多的日軍拖在華北，從而減輕美軍在太平洋戰場上的壓力。這一建議由于民國政府的激烈反對，因此很長時間都未能實行。

然而國軍在豫湘桂的大潰敗，使得美國政府對于民國政府的能力產生了深深的疑慮，于是和敵后的中國共產黨展開合作，以便美軍在華北展開登陸作戰成為了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定議。

隨后美國政府力壓蔣介石迫使其不得不同意，美國在華外交和軍事人員組成‘迪克西’軍事觀察團前往延安。

迪克西使團副團長美國駐昆明領事、重慶大使館二秘戴維斯（中）

雖然最后由于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計劃中的華北登陸并未實施，而美國也沒有向敵后提供什么實質性的援助。但是這次美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官方接觸，還是造就了諸如謝偉思、戴維斯等一批美國最早的主張與中國共產黨交往的知華派，這為后來新中國與美國建交埋下了種子。

抗戰勝利后美國政府跑來中國要主導國共和談，雖然中國共產黨知道國民黨不會真心和談，但是為了爭取全國民眾的支持，也是給美國人一個面子便同意了進行和談。

不出中國共產黨所料的是，國民黨后來撕毀了和談協議對解放區發動進攻，而整個和談期間美國都在背后給國民黨遞刀子，一年多時間就向國民黨提供了近20億美元的裝備和資金。

這么說20億美元大家沒啥概念，碼字的舉個例吧。

根據當時西方的評估，抗戰勝利后國民黨在接受了日占區后的控制區物資總和大概為35億美元，而中國共產黨控制的解放區物資總和才8億美元。

雖然美國人跑來組織國共和談，是為了給國民黨站臺對中國共產黨施壓，試圖幫國民黨在談判桌上拿到戰場上拿不到的東西，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戰略目的；但是被委派為和談組織特使的美國陸軍五星上將喬治·卡特利特·馬歇爾，卻是真心想要促成國共達成和平協議的。

因此蔣介石撕毀和平協議對解放區發動進攻，馬歇爾對此是非常氣憤的。由于美國政府高層支持蔣介石打內戰，馬歇爾只能是宣布調停失敗無功而返。

馬歇爾親自在中國待了近一年的時間，他親眼目睹親耳聽聞了國民黨政府的腐敗。這使得他對國民黨政府極其痛惡，尤其是對其領導者蔣介石出爾反爾更是十分地不爽。

因此1948年中華大地上局面對國民黨急轉直下時，美國議會中與國民黨關系密切的議員們聯名要求，美國政府大力援助南京民國政府并更積極地介入到中國內戰中。

華盛頓美國國會所在地——國會山國會大廈

時任國務卿的馬歇爾堅決反對介入中國內戰，面對群情激憤的議員們，他問了一個發自靈魂的問題：‘鑒于民國政府當下的情況，美國如果要伸出援手避免其崩潰的話，也需要承擔起養活其幾億人口的義務，諸位愿意承擔這個義務嗎？

馬歇爾不愧是老江湖，他就只問了這么一個問題，就讓那些叫囂美國必須力挺國民政府的美國議員老爺們統統閉上了嘴。

這一幕告訴我們，美國確實是英國的親生兒子，在實施重大國策時總是以經濟利益為第一優先考量事項的。

資本主義是以追求利潤為第一要務的，因此在此前400年間資本主義崛起成為主流的歷史進程中，英國、美國這樣注重經濟利益的國家，理所應當的成為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而西班牙、德國、日本等等過度追求擴張，忽視了自身經濟承受能力的國家必然走向失敗。

明白了美國這個特質，也能為新中國崛起的大環境形成找到解釋。

當然堵死了美國救南京民國政府之門的另一位大功臣——蔣介石也不能被忘記。他在194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撒下大筆銀子，可是他站錯了隊，支持的是后來勝選的杜魯門的對手。

然而1949年1月，馬歇爾由于身體原因辭去了國務卿，接替他位置的是極度仇視共產主義的迪安·艾奇遜。

這一次的人事變故，對以后中美兩國的關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馬歇爾辭去國務卿才三個月后，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發動渡江戰役，很快便解放了民國政府的首都南京。

就在馬歇爾辭去國務卿的同月，南京民國政府行政院長孫科（孫中山之子）秉承蔣介石的旨意，宣布民國政府機構遷往廣州。既然民國政府機構遷往廣州，那么駐在南京的各國大使館按理也應該隨之遷往廣州，于是十分怪異的一幕發生了。

開著美國大卡車拖著美國大炮從美國駐民國大使館門前經過的解放軍

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在接到民國政府遷往廣州的通知后，很快都遵照執行，主要人員都遷去了廣州，在南京的大使館只保留了少量人員；而以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為首的西方各國駐華外交人員，卻紋絲不動沒有任何要挪窩的跡象，就這么在使館中一直待到了目睹解放軍進入南京。

為什么會這樣？

蘇聯方面的原因至今不明，但是美國方面的原因倒是眾所周知了。

馬歇爾主張承認將要建立的由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新政權，由于他在美國軍政兩界的巨大聲望，所以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聽從了他的建議。但是此時的國務卿是艾奇遜，因此與中國新政權建交的具體事宜得由艾奇遜來操作。

艾奇遜都知道，這家伙對共產主義極端仇視，因此讓他操盤與新中國的建交事宜那是與虎謀皮。而且1948年時作為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才制定了一個美國承認外國新政府的標準，其中一條就是必須要愿意繼承前政府欠美國的債務。

所以艾奇遜讓約翰·福斯特·杜勒斯（艾奇遜后出任美國國務卿）起草的跟新中國建交草案中，要求新中國必須繼承之前民國政府與美國簽訂的所有借款協定。由于這是自己定下的規矩，再加上談判本身就是漫天要價坐地還錢，因此馬歇爾也就沒有反對加入這一條。

馬歇爾大概對此抱憾終身吧。

因為就在司徒雷登委托前往北京共襄新中國成立準備工作盛舉的民主人士，將這份美國政府承認新政權的草案帶過去的同時，美國政府內部的風氣大變，馬歇爾被排擠出了外交決策圈。

所以艾奇遜在獲悉中國共產黨拒絕繼承民國政府債務后，立馬就召回了司徒雷登，關閉了與中國共產黨接觸的官方渠道。并且不等司徒雷登返回美國，艾奇遜就指示美國國務院匆忙發表了臭名昭著的《對華關系白皮書》，于是遂有了教員的雄文《別了，司徒雷登》。

包瑞德與楊尚昆

1950年第一次國慶節前夕，公安部門破獲了一起轟動一時的間諜案，多名外籍間諜受美國國家安全局（CIA）指使，策劃在國慶當天用迫擊炮轟擊天安門城樓。而根據這些被捕間諜的供述，策劃這次襲擊事件的主謀正是美國駐民國武官、迪克西使團團長包瑞德。

這一事件的發生，使得新中國政府對于和美國改善關系的熱情大減。

緊接著便發生了決定新中國國運的一仗——抗美援朝，美國第七艦隊隨之駛入臺灣海峽阻撓解放軍解放臺灣島，中美正式進入了敵對狀態。

有時候國運就是這么奇妙。

如果當年不是艾奇遜從中作梗，中美在朝鮮戰爭爆發前應該已經在進行建交的相關談判，以蘇聯的脾性聞訊后肯定會對新中國存有芥蒂。那樣的話即便是抗美援朝后中美進入敵對狀態，蘇聯也不會對新中國完全敞開心扉，對于新中國開出的引進全套工業體系的清單，絕對不會那么慷慨全部應允。

對新中國極其仇視的艾奇遜、想搞暗殺的包瑞德，居然就這么成為了新中國擁有完整工業體系的助力者。

新中國立國之初，美國在特定歷史條件做出的各種反應和應對一點也不令人意外，但是卻在無意間為未來新中國的一飛沖天埋下了伏筆。

這大概只能用國運來形容了。

本篇就到這里了，下面的篇章中碼字的再繼續介紹我們的國運。

覺得碼字的文章還行，走過路過看過請贊個粉個轉個。

謝謝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