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老蔣退守臺灣，是誰出的主意？在此之前又是誰在掌控臺灣？

1948年秋，淮海戰役尚未打響，南京國防部地圖室的燈徹夜明亮。墻上貼著一幅最新繪制的“國土態勢圖”，從錦州到廣州用紅筆標注了數十處告急符號，蔣介石盯了很久，突然扭頭對身邊幕僚說：“再留一條船，總得有個能停靠的港口吧？”那時他還沒想好這條船駛向哪兒，也正是從這間燈火通明的地圖室，關于國民黨最后歸宿的爭論拉開了帷幕。

外界常以為三大戰役一結束，退守臺灣才進入議程，其實在1946年春，第一批國防部師級軍官就悄悄分成兩派：西南派和海島派。前者舉著“黔桂滇川連成一片”的旗號，理由聽上去很硬核——地形復雜、交通閉塞、易守難攻。海島派卻句句打在痛處：“西南不是世外桃源，共軍山地作戰如魚得水；真守進去，補給線全是命門。”雙方吵了大半年，蔣介石依舊躊躇。

時針走到1949年1月，國民黨登陸錦州的最后希望化為泡影，蔣介石不得已請來了寧波老鄉張其昀。張其昀外表溫文爾雅，骨子里卻勁道十足。“委員長，西南是迷宮，共產黨會抓迷宮里的老鼠，但臺灣是一條孤懸海峽外的船。”他把手指在地圖上輕輕一點，又補了一句，“登船前，得先驗證兩樁事：一是共軍能不能過海，二是美國會不會護航。”蔣介石沉默良久，只留下兩個字：“細講。”

隨后一連三天，張其昀用數據和地形圖拆解所謂“西南壁壘”。他追溯了紅軍長征穿越夾金山的經歷，強調共產黨的山地滲透能力；又把情報部門搜集的中共西南地下黨名單擺在桌上，直言“內部已開門”。最致命的是后勤：當時國軍儲油量在川滇地區不足三個月，一旦鐵路和公路被切斷，“空投”二字不過是空想。至于臺灣，他列出五條：海峽天塹、美國庇護、糧產自給、工業底子、共黨組織薄弱。聽完這番陳詞，蔣介石終于點頭。會議記錄里留下一句話：“臺島為余脊梁之最后支點。”

然而，蔣介石不是當天才做出海島打算。早在1945年10月，陸軍上將陳儀奉命接收臺灣，組建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春，警備司令部擴編，國民黨心照不宣地把更多心腹調往臺北。管理班底幾度更替，卻始終圍著“一個核心，兩重保險”運作：行政交陳儀掌舵，軍務歸臺灣警備總部；等到1947年“二二八”爆發，陳儀自顧不暇，被調離。蔣介石轉而啟用陳誠坐鎮軍政兩要津，再讓蔣經國負責黨務，把島內權力徹底捏緊。

西南派并未服輸。白崇禧在桂林上書十萬言，理由仍是西南易守；同一時期，云南的盧漢也向南京遞交防守計劃書。蔣介石讓張其昀拿去“逐條批復”，表面尊重，多數條目最后都被劃上濕墨的“難”字。4月上旬，蔣介石簽署命令：海、空力量與黃金物資分批東運，執筆人是時任國防部次長俞大維。半年內，近三百萬兩黃金與數百箱稀世文物裝船離滬，目的地全是基隆或高雄。

“委員長，船到了，岸也選好了。”1949年5月一個悶熱的黃昏，張其昀在杭州行轅見蔣介石。對話不到兩句，卻宣告國民黨大陸統治的尾聲。不久，南京總統府降下青天白日旗，蔣介石搭乘“長泰”號登陸艦離開上海口，7月復又空中往返廣州與臺北之間，一邊督促華南收尾，一邊指揮臺灣布防。對外，新聞稿寫得云淡風輕；對內，電報密碼不斷提示：“速撤、速封、速轉”。

國民黨在臺灣的防務短板其實非常明顯：海軍僅剩數艘老舊驅逐艦，空軍機型參差，但張其昀估算共軍兩年內無力形成跨海集群，所以提出“時間換空間”戰術。國統局開始大規模清查地下黨，設“保密局臺灣站”，僅1950年春一季就抓捕潛伏人員上萬人，島內赤色網絡幾近癱瘓。不得不說，這部分判斷與執行配合緊密，為之后的保島奠定基礎。

大陸這邊，并非沒人洞察海峽另一端的布局。1949年6月，前參謀總長楊杰通過香港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遞交備忘錄，核心意思是：“先封鎖臺灣，再揮師西南，方可速決。”毛澤東看完備忘錄，只在頁角寫了四個字——“條件未具”。解放軍當時海軍總排水量不足兩萬噸，而且缺乏制空；若貿然渡海，損失極可能超預期。換句話說，人有膽，船和飛機卻暫不跟。

不久后的杜魯門政府聲明“對臺灣采取中立立場”，但海上第七艦隊已悄然南下，軍事中立很快變成事實上的屏障。等到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美艦正式封鎖臺灣海峽，解放軍原本裝載登陸艇的沿海造船廠一夜陷入尷尬境地。海峽兩岸的時鐘自此轉向另一條軌道。

回頭看，老蔣能在臺灣站穩腳跟，首先得益于張其昀的決策說服力，也離不開陳誠、蔣經國對島內政軍體系的緊箍咒。西南派雖有山河之險，卻抵不住后勤掣肘；海島方案靠天塹、靠美國、更靠提前深耕。種種合力，讓1949年12月那架載著蔣介石的專機在松山機場落地時，臺北已變成一座準備多時的堡壘。對他而言，這一步不是退，而是“不得已的長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