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古畫疑賣謎云：8800萬拍賣畫背后，我們還要等多少個姚遷

一場古畫拍賣，讓南京博物院站在了輿論的風暴眼。

當明代仇英《江南春畫卷》以8800萬的估價亮相拍賣行時，沒人能想到，這幅標注著“流傳有序”的珍品，竟牽扯出一段跨越半個多世紀的捐贈疑云。更令人錯愕的是，面對公眾質疑，南京博物院的回應輕描淡寫：這是幾十年前就鑒定為“偽作”、九十年代已“依規處置”的藏品。

話聽著程序合規，可細究之下，滿是難以自圓其說的毛刺。這場看似簡單的“偽作處置”風波，剝開的卻是文物管理領域最隱秘的傷口——當權力失去約束，當程序淪為借口，我們守護文明的初心，究竟還剩下多少？

真偽迷局：從“流傳有序”到“偽作”的魔幻轉身

時間是最公正的裁判，卻也成了這場爭議中最荒誕的注腳。

1959年，收藏大家龐萊臣的后人龐增和，懷著對國家的赤誠，將137件“虛齋舊藏”無償捐贈給南京博物院。這份厚重的文化饋贈，被南博視作瑰寶——2014年，該院舉辦“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時，還對這批藏品贊不絕口，盛贊其“流傳有序、鑒定嚴謹”，是中華古代文明的藝術精粹。

可這份“嚴謹”在十幾年后突然崩塌。按照南博的說法，包括《江南春畫卷》在內的5幅畫作，早在1961年和1964年就經專家組鑒定為“偽作”，1997年依規調劑給省文物總店，2001年更以6800元的價格被“顧客”買走。

一邊是展覽上的百般推崇，一邊是處置時的棄如敝履；一邊是8800萬的市場估值，一邊是6800元的“白菜價”甩賣。文物的真偽標準，難道成了可隨需切換的燈開關？

更讓人心寒的是“靜音式”處置。作為捐贈人的直系后代，龐叔令直到2025年發現畫作現身拍賣市場，才知曉祖輩捐贈的藏品早已“易主”。從鑒定為偽作到劃撥出售，長達數十年的過程中，南博始終未向捐贈人家屬告知半句。根據《博物館條例》，博物館對捐贈品處置需“通知捐贈人并優先返還”，可這份法定的尊重，龐家等了六十多年也沒等到。

當捐贈者的善意遭遇機構的漠視，當公益信托的契約被悄悄撕毀，受損的何止是一個家族的情感？更是整個民間文物捐贈生態的信任根基。正如業內人士所言，事件曝光后，多地博物館已收到捐贈者“撤回意向”，有人直言“怕捐贈即失控”——這份寒心，比文物流失更令人痛心。

歷史鏡鑒：姚遷的鮮血不該被遺忘

爭議發酵中，一個名字被反復提及——姚遷。

這位南京博物院的老院長，用生命為文物保護寫下了沉重的注腳。當年，面對個別領導“借走”名畫的要求，姚遷堅守底線、堅決拒絕，最終因此遭遇迫害，含冤而死。他用風骨證明，文物守護者的職責，就是為文明筑牢防線，哪怕付出生命代價。

如今四十年過去，我們以為姚遷的鮮血早已照亮文物管理的前路，卻沒想到，文物的命運依然能在一團迷霧中被輕易決定。當年姚遷拼盡全力守護的，不正是文物處置的程序正義與公開透明嗎？可現在，南博的“依規處置”，卻成了“暗箱操作”的遮羞布——關鍵知情人已去世，4件爭議藏品去向成謎，面對記者問詢，院方只會以“不宜回復”搪塞。

有人說，要是當年姚遷也學會“靈活變通”，對權力睜只眼閉只眼，或許就不會落得如此下場。可如果文物守護者都選擇妥協，文明的火種又能靠誰守護？姚遷之死從來不是一個人的悲劇，而是一面照見權力邊界的鏡子，一聲警示制度漏洞的警鐘。

遺憾的是，這聲警鐘似乎并未被真正聽見。從當年的“領導借畫”到如今的“偽作處置”，變的是手段，不變的是權力對文物的隨意支配，是制度約束的形同虛設。正如俗語所言，“燈下黑”最可怕——越是權力集中的地方，越容易藏污納垢，越需要透明的陽光穿透陰霾。

制度之問：文物保護的底線何在？

說到底，南博風波絕非孤立事件，而是文物管理與權力運行深層問題的冰山一角。

有人質疑鑒定的專業性——現代科技早已能通過拉曼光譜檢測顏料成分、紅外光譜分析紙張老化程度，可南博始終未公開當年的鑒定細節，也未對前后矛盾的評價作出合理解釋。有人追問程序的合法性——館藏文物處置需履行嚴格審批手續，可5幅畫作的流轉記錄模糊不清，核心環節語焉不詳。更有人擔憂國有資產流失——若《江南春畫卷》確為南博流出，8800萬與6800元的巨大價差背后，是否藏著不可告人的貓膩？

目前，江蘇省文旅廳已成立工作專班開展聯合調查，承諾將依法依規處置并公開結果。但公眾期待的，何止是這5幅畫作的去向？更是一套能真正管住權力、守護文物的制度體系。

文物從來不是機構的私產，而是民族的共同記憶；博物館也不是權力的后花園，而是文明的守護者。新修訂的《文物保護法》早已強化了館藏文物全過程留痕要求，可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如果審批流程可以簡化，處置過程可以隱瞞，鑒定結論可以隨意切換，再多的法律條文也只是紙上談兵。

“磨刀不誤砍柴工”，文物保護從來都是制度先行。我們需要的，是每一件捐贈品都有清晰的流轉檔案，每一次鑒定都有公開的專業依據，每一次處置都有嚴格的監督程序；是讓捐贈者的善意得到尊重，讓守護者的風骨得到支撐，讓權力在規則的框架內運行。

當龐叔令年過七旬仍在為祖輩的捐贈奔走追責，當姚遷的故事仍在反復提醒我們堅守的意義，我們不得不追問：公開透明的文物管理制度，到底還要等多少個姚遷？還要讓多少捐贈者寒心？

文物無言，卻見證著文明的興衰；制度有形，更決定著文明的傳承。希望這場風波能真正推動改變，讓每一份文化善意都被鄭重安放，讓每一件文物都能在陽光下被妥善守護——這，才是對姚遷們最好的告慰，也是對文明最基本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