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宋時輪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結束后直言：這追悼方式不好

1950年初冬，朝鮮戰場剛剛平靜一個夜晚，前線炊事班燒水用的是改裝油桶。宋時輪巡視陣地，看見一截被割下的白布墊在鐵桶底下，順手撿起塞進挎包。他隨口一句：“能用就別扔。”身旁警衛員愣住了：連白布邊角都舍不得，怎么像一位軍區司令？這種惜物作風后來在北京八寶山再次出現，只不過對象從布料變成追悼儀式。

宋時輪1915年出生，紅軍時期就帶兵上陣，抗戰、解放戰爭、抗美援朝一路沖鋒。論戰功，他從無保留；論生活，卻一向節省，越到晚年越明顯。離休后，老人把主要精力投向黨史、軍史的搶救與編纂：白天翻文件、夜里校文稿，困了在椅子上打個盹便繼續。手稿密密麻麻，連頁邊空白都寫滿批注。秘書勸他用錄音機，他搖頭，說耳朵不如筆尖靠譜。

有意思的是，他對公共政策同樣上心。1986年，中央發文規范領導干部喪事活動，提倡簡樸。宋時輪看后圈出幾段，批注“還可再減”。他在圈子里常說，人活著時多干事，走了就別麻煩別人。聽者大都笑一笑，以為只是將軍一貫的節儉觀念。

1989年3月上旬，中央通知：某位離休老同志病逝，請宋時輪參加追悼會。那天北京起冷風，八寶山送別大廳花圈、挽聯、花籃排滿兩側，哀樂聲循環播放。排隊的干部、戰友、晚輩，從院門口一直到靈堂門口，足足站了近一小時。宋時輪神情肅穆，行禮、鞠躬、默哀，程序一步不落。

儀式結束后，他和幾位老首長結伴離場。臨上車前，宋時輪忽然停住腳步，低聲卻堅決地冒出一句：“這追悼方式不好！”同行者吃驚，有人輕聲反問：“老宋，這怎么就不好呢？”宋時輪略帶無奈：“排這么長隊，耽誤多少工作？汽油、鮮花、布、紙，都要錢。對逝者的敬重，未必只能靠排場。”

車廂里短暫沉默。隨后他接著分析：告別逝者是情分，可讓組織、群眾都折騰，總覺得不妥。老人還算了筆賬：一場追悼會少則數萬元，多則上十萬，“不如把錢拿去補貼困難戰士家屬，這樣更對得起走的人。”

回到家后，宋時輪寫了封建議信，核心句子很直白：取消大規模遺體告別，領導干部喪事應以家屬自愿為主，儀式縮短到一小時以內即可。信件通過總政轉到中央辦公廳。有干部回訪，請他補充細節，他只提出一點：制定細化標準，最好用“可操作、易監督”的語言寫進文件，別留空子。

1991年9月17日凌晨，宋時輪病情惡化。家屬按醫生囑咐搶救至清晨，終未挽回。依照遺囑，家人立刻通知組織：不設靈堂，不開追悼會，只進行家屬、醫護、幾位老友簡單送別。當天下午遺體火化，骨灰隨后交由北京市公墓管理處安放。前后不到四十八小時。

事后，有人統計，宋時輪喪事總支出不足三千元，連花圈都是借用舊竹架重新插花。北京某日報在內部簡報中提到：簡辦喪事并未降低對逝者的敬意，反而引發部隊干部熱議“為群眾減負”這一命題。此后幾年，軍隊系統陸續出臺更為嚴格的《軍隊干部喪事暫行規定》，簡化程序成為硬杠杠，其中多條直接借鑒宋時輪當年意見。

值得一提的是，宋時輪走后，他主抓的《華東野戰軍戰史資料選編》仍在持續增補；編輯團隊依照他生前節約、嚴謹的要求，廢棄了兩次已經排印的半成品版本，只為核準幾位老戰士的口述。十年后，該書公開出版，被史學界評價為“華東戰區研究分水嶺式成果”。編委會通訊中寫下這樣一句話：提倡儉樸不等于拒絕認真，史料工作更要精細到每一個標點。

宋時輪一生征戰，最終留給后人兩個“有用”的東西：一部扎實可考的戰史成果，一套切實可行的喪事簡辦方案。前者豐富史料庫，后者影響社會風氣，兩者都離不開當年那句突如其來的“這追悼方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