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國家功臣名字公開，一老人看到后：他是我失蹤多年的兒子

1958年3月15日，北京西郊的風透著涼。灰色小樓的會議室里，29名青年緊緊圍坐，一支粉筆在黑板上劃出兩個字——“潛艇”。誰都沒想到，短短兩個字背后，是未來三十年與家人、與姓名的徹底訣別。黃旭華就坐在第三排，他的思緒一瞬間飄回廣州老宅，想起母親早晨遞來的那碗熱湯。聶榮臻元帥推門而入，簡短宣布：“中央決定，自主研制核潛艇。”一句“核潛艇，一萬年也要搞出來”，讓所有人噤聲。沒人鼓掌，卻全都站了起來，這群二十幾歲的船舶工程師，自動在保密條款上簽下名字，從那刻起，他們叫“19所”，沒有別的身份。

只有長長的代號，145信箱。信箱不在北京，郵戳卻常換——有時是渤海港口，有時是東海島礁。母親寫來一封又一封問詢：“三兒，你在哪兒？”他只能在回信里塞幾張匯款單，除此之外空白一片。廣東老宅里，一家人圍著飯桌，最常聽見外婆嘆氣：“別家燈火通明，我家三哥燈火在哪？”老人不知，這盞燈正暗在深海。

時間倒回更早。1938年，廣州遭轟炸，13歲的黃旭華跟同學鉆山洞避難，悶熱、缺氧、哭聲此起彼伏。炮聲停歇后，他拍著滿身灰塵沖母親喊：“我以后要造飛機、造大炮！”家里世代行醫，父親語重心長：“救人最重要。”他搖頭，眼里含淚：“先挨打，再救人，有什么用？”于是改報船舶專業。1946年，21歲的他以第一名成績考入上海交通大學造船系。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他參與設計掃雷艇、獵潛艇，名氣剛起，就被“19所”一紙調令掐斷。

剛到19所，大家連真正核潛艇長什么樣都沒見過。技術封鎖嚴得嚇人，外軍影像統共幾幀，還被故意打上馬賽克。更棘手的是場地——黃海某無名荒島，地圖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個編號。島上不通電網，不通電話，唯一的“熱鬧”來自呼嘯海風。實在沒轍，有人從國外旅游區帶回兩個兒童玩具潛艇。別人圖個新奇，黃旭華卻把玩具拆得只剩骨架，一比一去對照公開資料，意外發現尺寸、外形竟吻合多項參數。看似玩具，卻成了最接近真品的教材。有人打趣：“中國核潛艇是被玩具‘逼’出來的。”玩笑背后是徹夜的數據推演與海量失眠。

1968年，船體第一塊鋼板在廠房里切割時，鏜床發出尖銳嚓響，黃旭華把手背在身后，眼睛幾乎貼到鋼板上。有人擔心安全，他只說一句：“總得摸一摸第一道溫度。”兩年后，1970年12月26日，“401”艇在江面緩緩下水。那天沒有鮮花，也沒有媒體，夜色里幾束探照燈打在艇身，光斑隨著微浪不停晃動。幾位年輕設計員激動得直抹眼淚，黃旭華卻提醒：“別哭，數據還沒驗完。”1974年，“401”艇正式交付海軍，中國躋身全球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要知道，美蘇首艇至交付之間跨了近十年，“401”從開工到列裝不過六年。

然而研制成功并非結束。1988年1月，南海深潛極限試驗迫在眉睫。會上，值班艇員遞交遺囑，空氣里充滿不安。國外曾有先進核潛艇深潛時整體解體的慘劇，百余人葬身冷海。黃旭華掃了一眼眾人，平聲說道：“我跟你們一起下去。”有人勸阻：“您62歲了，經不起壓力波動。”他沒再答，只在簽字表上重寫一遍自己的名字。試驗當日，指針迅速逼近200米，艇殼咔咔作響，焊縫傳來尖銳撕裂聲，幾名青年緊握扶手，指節發白。深度表停在300米后略有回升，所有人屏住呼吸。幾分鐘后，潛艇穩定懸停。黃旭華轉身，輕聲提醒：“記錄數據。”艇員這才發現，設計師的眼角已經滲出血絲。上浮成功那一刻，他在日記里寫下十四字：“花甲癡翁，志探龍宮；驚濤駭浪，樂在其中。”

剛完成深潛，廣東老宅卻迎來一場意外。1987年春，《文匯月刊》登出報告文學《赫赫而無名的人生》，文章沒有寫名字，只提到“核潛艇總設計師”“夫人李世英”。老人曬太陽時隨手翻到那篇稿件，手里的放大鏡還沒拿穩，淚就落下來了：“這是我三兒。”她喚來兒孫：“三哥沒忘家，只是他不能說。”一家人沉默良久，終于有人低聲回答：“我們，都明白了。”不久，145信箱寄來第一封正式信件，署名黃旭華。老人撫信而泣，反復摸著那行娟秀小字，仿佛又聽見兒子年輕時的笑聲。

家人其實誤會過他。父親病重時，黃家將他的匯款原封退回，附信寫道：“大不孝，莫此為甚。”那封信被檔案室管理員意外看見，悄悄遞給黃旭華。那晚，他坐在實驗平臺，一筆一劃回信卻始終寫不出安慰的話，只在角落寫了兩行小字：“兒無愧國家，卻欠親情。”三周后，父親離世，老人帶著疑惑離開人世。黃旭華得訊時，正處理反應堆冷卻方案，實在趕不回去，夜里獨自坐在碼頭，望向漆黑海面，一坐就是到天亮。

真正理解他的人，是妻子李世英。她同樣在19所工作，深知核潛艇有多難。婚后，她幾乎獨力拉扯三個女兒。最狼狽的一次，北方暴雪，大女兒跌進雪坑昏迷九天，她守在病房，口干舌燥卻不敢離開半步。等丈夫出差歸來，才告訴他“孩子發燒已退”。有人問李世英：“不委屈嗎？”她笑說：“我們在同一條戰線上，讓他分心才是真委屈。”黃旭華偶爾想為妻子添置衣物，一次看到繡花布料精美，買回去后興沖沖遞給她，李世英發現布料正是自己衣柜里舊款，連花色都一樣，哭笑不得，只把他推進廚房，“先給閨女沖奶粉吧”。家里氣氛輕松，卻掩不住艱辛。

母親去世后，只留下一條舊圍巾。寒冬加班，黃旭華總習慣把那條圍巾搭在脖子上，粗糙，甚至帶著舊樟腦丸味，但他摸著邊角的毛線頭，心里踏實。2019年，黃旭華獲授“共和國勛章”，他在人民大會堂向禮兵敬禮，動作依舊挺直。媒體追問三十年隱姓埋名的感受，他只回答一句：“國家需要，就值得。”

工作照仍然掛在719所走廊，照片是彩色的，背景藍得耀眼。90多歲的黃旭華，每周準時到辦公室批閱文件，給年輕人圈出修改意見，旁邊桌上擺著那條老圍巾。同事問他何時退休，他擺擺手：“核潛艇進步一寸，海防安全就多一分。”一句輕描淡寫，道出他從青年到耄耋未變的選擇。

有人統計過，145信箱往返信件近千封，卻沒有一封完整說明他在做什么。如今，代號與封存文件陸續解密，那段漫長的沉默才顯得分外清晰。1987年，廣東老宅的陽光照在報紙上，老人合上眼睛，嘴里輕聲念著孩子小名。此后，黃家再沒埋怨，老宅墻上多了一張合影，老人端坐中間，兒子穿深色西裝，肩章熠熠。那張照片，沒有任何說明文字，只有相框背面，女婿用鉛筆寫的一行字：忠者無名，孝在心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