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秀英：百歲媽媽，因近親結婚生下3個“猴娃”，50年沒出過村子

1979年臘月的一場小雪，把湖北鐘祥楊梓鎮的土路蓋得嚴嚴實實。生產隊長牽著牛，停在火廟村陳家土屋前，喊了一聲：“秀英嫂子，隊里分的兩斗谷子，我替你抬進來。”他一腳踏進院門，才看見靠著門框的老二陳小狗正朝他傻樂。隊長低聲嘀咕：“這孩子都二十了，咋還像個娃？”這一幕，成了外人初識陳秀英家的第一印象，也成了后來“猴娃”傳聞的活證據。

時間往前推回1932年。那年正月，火廟村響起嗩吶，十五歲的陳秀英被抬進了表哥家的堂屋。表親聯姻在鄉下并不罕見，雙方父母一個圖省事，一個圖“肥水不流外人田”。鄉公所張貼的“禁止近親結婚”告示在墻上飄，可沒人往心里去。女方年紀小，說一句“聽父母的話”就把終身大事定了。從那天起，秀英的命運被一紙喜帖鎖死。

頭胎來得很快。1933年秋，第一聲嘹亮的嬰啼像給全家打了強心針，“猴娃”的陰影似乎被趕走。鄉鄰圍著滿月酒，七嘴八舌：“有了好開頭，就沒事了。”秀英跟著笑，可心里還是打鼓。她不懂遺傳學，只知道一句土話：近親的根苗不長高。這句話在第二胎身上應驗了。

1940年春，六歲的老二還不會喊“娘”，走路腳一跛一跛，臉卻總掛著笑。外祖母趕集回來，拎了兩塊紅糖塞進孩子手里，卻紅了眼眶。家里人這才意識到，大伙口中的“猴娃”真的來了。鄉親解釋不來基因隱患，就把一切歸罪于“上輩子造孽”。秀英不信這些，她只是整夜守著兒子，怕他半夜摸黑跑到土坡上去。

抗戰勝利那年，秀英連生兩胎，一存一夭。有人勸：“天意，別再生，遭罪。”可公婆拍桌子：家大業大，娃多才有出路。秀英沒底氣反駁，仍舊把命交給命。到1953年，她已是七個孩子的母親，其中三個確診為智力障礙，身量短小，村里人干脆叫“猴娃”。那年新中國剛推行《婚姻法》第二版，鎮干部上門宣傳“提倡婚嫁自由、反對近親”，秀英抱著最小的女“猴娃”只顧抹眼淚，話一句沒聽進去。

生活最難的時候，是三年困難時期。一家十口吃頓細米飯像過年。陳小狗常跑到場院偷啃生紅薯，被社員抓住，悄悄塞幾個碎塊給他：“娃不是故意。”秀英把孩子拉回來，哭著說：“餓著我行，別讓娃餓。”可再苦，她始終不讓任何人把“猴娃”送走——哪怕村里有人暗示“送福利院好養活”。

1966年以后，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火廟村卻像被時光按了暫停鍵。秀英沒讀過書，聽說“計劃生育”這四個字時，她已經四十五歲，“再也生不動了”。從此，她和三個“猴娃”幾乎沒出過村：一來沒人帶路，二來擔心被行人嘲笑。她說得很直白：“他們到鎮上，讓人圍著看猴子，我不忍心。”

1978年農村開始聯產承包，家里的正常孩子們成了壯勞力，日子稍見起色。政府給殘障人口發補貼，一年能拿到三四百塊。秀英手指掐得清清楚楚：糧油錢、布票錢、煤油錢，分毫不敢亂用。有人勸她牽“猴娃”去縣城看醫生，她只搖頭：“治好最好，治不好，折騰一趟，人還受罪。”醫生遠，路難走，對她來說都是不可跨越的坎。

有意思的是，到了九十年代，外地商販盯上了“奇人異事”，竟打電話進村，開價八萬元讓“猴娃”拍廣告。秀英愣了：“做啥廣告？”對方笑：“就站著笑笑，效果好得很。”一句“笑笑”刺痛了她。她掛斷電話，轉身把門閂上，對大兒子低聲說：“誰再來，別搭話。”大兒子點頭：“娘放心。”

2005年冬，百歲壽宴熱熱鬧鬧，鎮里領導送來長壽錦旗。記者問她緣何不離村半步，她只擺手：“城里熱鬧，路上車多，娃子受不了。”三句話，把所有好奇堵回去。秀英不識字，卻清楚一件事：外面的掌聲，可能帶著嘲笑；屋檐下的清苦，卻能護住孩子最后的尊嚴。

如今陳秀英坐在土屋門口，依舊數著太陽曬谷的時辰。老二老五老八先后過了五十歲，智力卻停留在幼年，對母親的依賴只增不減。有人悄悄感嘆：“她這一輩子沒享過福。”卻沒想到，她認定的福就是——哪怕孩子“笨”，也能活在自己跟前，衣衫整潔，肚子不空。天色將晚，她喊一聲：“小狗，回屋吃飯！”老二咧嘴笑著跑回來。塵土飛揚，微風吹過，一切像從1932年就沒變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