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晚宴結束，高市敲定策略：對中國可以緩緩，先對俄羅斯下手

19日的“C5+1”晚宴已經結束，這場宴席讓人外界最驚訝的地方就是，高市早苗的策略出現變化，她拉攏中亞五國第一個要下手的并非中國，而是俄羅斯。

為什么高市要“先俄后中”？日本又準備如何實行這項計劃？

引言

2025年12月下旬，東京首相官邸周邊的夜色格外濃重，一場閉門晚宴在低調中落幕。席間匯聚了高市政府核心閣僚、外務省資深官員及經濟界代表，持續三個小時的討論未對外釋放任何細節。

直至晚宴結束，參會者陸續離場時的零星交流，才隱約透露出政策調整的方向。

最終，首相高市早苗敲定了后續一段時期的外交與安全核心策略：暫緩對華強硬姿態，轉而將戰略重心向對俄施壓傾斜。

這一策略調整并非突發，而是多重內外壓力交織下的階段性選擇，其影響已開始在東北亞及中亞地緣格局中顯現。

對華暫緩

高市政府此前的對華強硬路線，已讓日本付出了切實的政治與經濟代價。

2025年11月，高市早苗在國會答辯中公開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危機事態，暗示自衛隊可能介入，這一言論直接觸碰中國底線，導致中日關系急轉直下。

中國外交部當即召見日本大使提出嚴正交涉，明確指出相關言論嚴重違反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隨后，中方一系列反制措施陸續落地，經濟層面的影響尤為顯著。

中國暫停日本水產品進口，發布赴日旅游風險提醒，導致約50萬張赴日機票被退訂，沖繩、北海道等熱門景區入住率跌破30%，預估旅游業損失超8000億日元。

更讓日本制造業擔憂的是，作為核心資源的稀土進口通道受阻，日本經濟產業省透露，向中國提交的稀土出口申請已等待一個月未獲批準，而日本制造業一半以上的稀土依賴中國，重稀土更是幾乎完全依賴進口。

國內層面的壓力同樣不容忽視。在野黨陣營針對涉臺言論發起密集質詢，要求撤回不當發言，強調其激進言辭已嚴重威脅地區穩定。

即便是執政黨內部，質疑聲也不斷涌現，前首相石破茂公開批評該言論突破了歷任內閣維持的戰略模糊原則，行為輕率且危險；另一位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則在社交媒體發文痛批，指其言論實質是制造外部危機感以借機推動軍備擴張。

經濟界的抗議聲浪更是直接傳導至政府層面，北海道水產商組團赴首相官邸請愿，豐田、三菱重工等企業也多次就對華關系緊張影響供應鏈提出擔憂。

多重壓力之下，高市政府不得不重新評估對華政策的可行性，晚宴上的共識最終指向“暫緩”——并非放棄長期戰略訴求，而是以階段性降溫換取緩沖空間。

日本厚生勞動大臣上野賢一郎出席在韓國首爾舉辦的中日韓衛生部長會議，試圖借多邊場合尋求“走廊外交”機會，緩和氣氛。

與此同時，日中經濟協會會長進藤孝生再次與中國駐日本大使會面，提出希望在次年1月率團訪華，并提前公布了擬定的1月20日至23日的訪問時間，即便中方尚未明確回應，日方仍持續推動相關協調工作。

高市本人也在12月16日的國會答辯中改口，承認11月的涉臺表態“被認為超越了日本政府的傳統立場，值得反思”，并限定只有美國遭受攻擊等極少數情況才可能觸發“存亡危機事態”，不再提及臺灣地區。

對俄下手

在對華策略暫緩的同時，高市政府將目光投向俄羅斯，試圖在中亞地區打開突破口，以此作為外交與安全戰略的新抓手。

其核心動作是推動日本與中亞五國的合作，打造繞過俄羅斯的“中央走廊”，削弱俄羅斯在中亞的傳統影響力。

這一計劃并非臨時起意，中亞五國作為原蘇聯成員國，長期被俄羅斯視為勢力基本盤，且擁有豐富的資源儲備——哈薩克斯坦的鈾礦儲量占世界兩成多，烏茲別克斯坦的鋰礦儲量可觀，這些都是日本高科技產業和軍工領域急需的核心資源。

對資源匱乏的日本而言，若能與中亞建立穩定的資源合作關系，不僅可降低對其他地區的依賴，還能強化自身在歐亞大陸的存在感。

為推進這一計劃，高市政府積極籌備首次日本-中亞五國元首峰會，計劃在東京舉辦并簽署一系列合作協議，將日本的資金與技術優勢與中亞的資源優勢綁定。

在峰會籌備過程中，日方刻意回避臺海等敏感話題，聚焦經貿合作與基礎設施建設，試圖降低中亞國家的顧慮。

與此同時，日本在軍事層面也針對性動作頻頻，此前在琉球地區加固導彈陣地、增派電子戰部隊，構建所謂“導彈鏈條”的同時，也加強了在日本海周邊的軍事部署，對俄羅斯的遠東軍事存在形成牽制。

俄羅斯方面已敏銳察覺到日方動向，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公開批評日本加速推進“重新軍國主義化”，認為其急劇膨脹的國防預算和突破“和平憲法”框架的舉動，已成為東北亞乃至亞太地區穩定的現實威脅。

日方的對俄強硬策略，還暗藏借外部矛盾凝聚國內共識的考量。高市早苗作為自民黨保守派代表，一貫主張強化軍備，而對俄施壓可成為推動國防預算增長的合理借口。

2025年12月16日，日本國會通過2025年度補充預算，防衛費追加1.1萬億日元，總額達GDP的2%，這筆資金將用于采購護衛艦、導彈和雷達系統等裝備。

在國內經濟復蘇乏力、民眾對民生投入訴求強烈的背景下，將外部安全壓力與軍備擴張綁定，成為高市政府平衡國內矛盾的重要嘗試。

策略背后的困境

高市政府敲定的“緩華攻俄”策略，本質上是在大國博弈夾縫中的權宜之計，在對華關系上，“暫緩”不等于“轉向”。

高市政府的核心訴求并未改變，仍在推進與美國的同盟綁定，強化在東海的軍事部署，北大東島機動雷達部署的加快就是明顯例證。

中方對此保持高度警惕，外交部發言人郭嘉昆在記者會上引用日本《世界》雜志前總編岡本厚的話，直指高市“頻繁嘴上說對話，卻不尊重對方立場，完全沒辦法對話”，明確傳遞出中方需要日方拿出實質性行動的信號。

而日本國內的分歧也未消除，在野黨的監督、經濟界的訴求與保守派的強硬主張相互交織，使得對華政策的調整始終處于搖擺之中。

國際層面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了策略實施的難度。美國特朗普政府對高市的激進政策態度冷淡，未給予預期中的支持，這讓日本在對俄施壓時缺乏關鍵后盾。

韓國李在明政府則堅持“不選邊站隊”的務實外交，在中日之間尋求平衡，不愿被卷入中日或日俄的對立中，這也使得日本試圖構建的區域圍堵網絡難以成型。

種種跡象表明，高市政府的這一策略調整，更多是應對短期壓力的戰術選擇，而非長期戰略規劃，其效果將取決于中俄的反應、中亞國家的態度以及日本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

從當前的地緣格局來看，高市政府的“緩華攻俄”策略已初現端倪，但后續推進之路布滿荊棘。

在大國博弈的復雜環境中，任何投機性的策略調整都可能引發連鎖反應，東北亞及中亞的穩定與發展，終究離不開各國的平等協商與互利共贏，這也是高市政府在后續政策實施中不得不面對的核心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