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事件再升級!1997年藏品調撥單申請人凌波，2008年已身居要職

1997年5月8日，庫房小窗遞進一張淡綠紙，三行字干凈到有點冷，仇英《江南春圖卷》、徐悲鴻《雙馬圖》、明人山水冊頁，共五件，擬調劑給江蘇省文物總店，申請欄里兩個小字，凌波，交完單子又回身補了一筆，鉛芯輕輕蹭在備注那一欄，“贗品，可售”，A5紙很薄，風從窗縫鉆進去能打個顫，誰也沒想到這張紙有一天會被翻回來讀，讀到每一個頓筆的位置都像在問話。

龐叔令第一次撞見“贗品”的說法，是2025年10月的一條推文，她在手機上放大那張圖錄，卷尾的“南京博物院藏品”火漆印冒出來，像一盞小燈，她把父親1960年的捐贈收據翻出來，137件清清楚楚，對上《江南春》的編號，打電話給南博辦公室，三通，回聲里一句“檔案在整理，稍等”，她把收據拍照丟到微博，配一句“捐真得假，求說法”，兩小時的閱讀數字一直跳，評論里有人貼出舊年展簽，有人問拍場的來路。

凌波的名字被點亮，是一篇2008年12月18日的舊報紙，《新華日報》寫南博發現失傳千年的《金剛經》抄本，出席發布會的保管部主任正是他，履歷往前倒，1993年進南博，保管部科員，1997年這張調撥單簽了名字，2008年主持全院賬本，直播鏡頭伸過去，他只說一句“按程序辦事”，電話那頭一聲忙音，屏幕停在他的側臉。

“程序”這個詞被放在說明里，南博列得一排一排，1961年有專家意見，張珩、謝稚柳那一代，看法寫在紙上，說《江南春》是贗，1986年有管理辦法，院里又剔偽，1997年省文化廳做了一個批復，說同意調劑處理，龐叔令盯住的是空出來的那些框，歷次鑒定報告沒有“注銷”章，沒有給捐贈人出一紙書面通知，調撥單有省廳批復，卻看不到專家簽字頁，文物總店接收那一刻沒有當場拆箱復核，直接入庫，直接售賣，她問的那個點沒挪開，“既然1961年就判偽，為何收據仍寫‘明仇英’，我父親簽字時，南博為何不提”。

疑問順著拍賣場的路走開，北京保利秋拍撤下一本“明四家”山水冊，圖錄寫著“源自江蘇省文物總店”，香港佳士得那邊，一件陳洪綬《花鳥》在預展后被買家停掉，市場里的手腳收緊，國家文物局在12月5日進駐南博，封掉1990—2010年的外撥檔案，倉庫角落翻出一本1997年的手工臺賬，有一頁被撕，紙屑下面隱隱露出“江南春”，同頁寫著徐悲鴻《雙馬圖》，邊上一個數字6800元，買家欄里鉛筆輕輕寫著三個字，藝蘭齋，旁邊一個“丁”。

鏡頭第一次對準丁蔚文，地點在老門東，藝蘭齋的木牌有些掉漆，她把當年的發票拿在手里，說1997年6月確實從文物總店打包買過五件處理品，有票據，有清單，問到《江南春》為何在2025年拍賣出現，她頓了幾秒，說當年一并轉手給香港客戶，賺了兩千塊差價，記者追問卷尾的火漆，她側頭把頭發撩到耳后，反問“火漆能說明什么，說不定是套盒帶過去的”，轉身進屋，門板靠上門框的聲音砰一下，招牌兩個字在陽光下顯出裂紋。

這團事往上走，是龐鷗在12月12日貼出的長文，他把1943年的龐氏遺囑照片貼出來，《江南春》歸長孫龐增和，1959年的捐贈簽字也落在龐增和，所謂“讓渡”沒有出處，長文里還把藝蘭齋的注冊時間翻出來，1996年12月成立，1997年5月就拿到首批處理品，時間挨得太近，文物總店入賬的五件書畫，三件在2001—2014年間回到拍場，價格一路往上走，若是贗品，市場的判斷從何而來。

凌波的履歷被一頁頁攤開，1997年之后升到副主任，2003年主持新館搬遷，2008年做保管部主任，2016年去了省文旅廳文物處副處長，2020年返聘回南博擔任學術委員，另一摞表格是“處理品”的清單，統計口徑里寫著1873件，548件有拍賣記錄，成交額對著數字上去了6億元，律師發來一紙聲明，說所有行為都在職務范圍，個人沒有參股拍賣公司，也沒有在交易環節拿傭金，聲明后面蓋著“江蘇省文物局”公章的2001年個人廉政登記表。

問到具體的細節，審計組把三點單拉了出來，1997年調撥單上“贗品”用鉛筆，不合檔案規范，同一批書畫在總店賬冊里寫的是“明清”而不是“贗品”，定價比同期處理品偏高，簽字日期是5月8日，文化廳批復是4月21日，中間空了17天，權力從哪兒接過去，凌波說鉛筆是后來補記，價格是總店評估小組定的，時間差記不清，問詢筆錄里他連續說了七次“不清楚”，輿論里出現一個詞，“凌不清楚”，各方把問題又往原始憑證上挪，想把鏈條對齊。

外溢效應在12月中旬往各館擴散，蘇州博物館公布1998年曾向南博“調劑”購入一件“清王翚山水”，簽字人寫的是凌波，成交價1200元，這件作品在2024年拍到2300萬元，蘇博的聲明寫了兩個動作，“已凍結，待上級調查”，龍美術館、西泠印社相繼自查，至少六家機構在清點中標出“源自南博處理品”的藏品，國家文物局跟進一紙通知，做一次面向全國的1990年以來“調劑”書畫專項核查，涉及文物預計超過兩萬件，史料、賬冊、票據都要翻到最早的那一頁。

龐叔令把維權放進司法程序，12月18日，她向南京市中院交了行政訴訟，請求撤銷1997年的文化廳批復，并判令南博返還《江南春》真跡或賠償8800萬元，法院的受理通知書下發到她手里，同事把《國家文物法》舊版的條文拿出來，對捐贈文物的處置權寫得很籠統，捐贈人自知道權益受損起算，訴訟時效三年，龐家在2025年起訴，時間是否溢出了邊界，成了案子要解決的分歧，她對著鏡頭說了一句，“他們瞞了六十年，還要怪我知道得太晚”。

凌波最后一次出現在鏡頭里，是12月20日清晨，他從鼓樓區審計署臨時辦公點走出來，鬢角的白發比照片更明顯，手里拎著一個90年代的公文包，有記者問“是否后悔”，他停了一下，說“如果再來一次，我會在備注欄用鋼筆寫”，當晚他的信息被改成“南京博物院原保管部主任”，履歷停在2025年12月，詞條鎖定，留言區有人留下“等待官方通報”，新一輪問答開始掛在時間線上。

南博院里的銀杏落了一地，庫房鐵門貼著封條，縫隙里能看到1997年的木箱還靠著墻，側面那行墨跡“龐捐，待處理”，倉儲味道混著木頭味，風吹過，封條發出輕響，像在催一聲遲到太久的回應，當“贗品”兩個字被寫在捐贈品上，否定的是圖像的真偽，還是捐贈行為本身的信任，答案要從最早那張淡綠紙開始找，找簽名，找印章，找復核，找告知，程序要一項項對齊，事實把每一格填滿，爭議才能落地。

市場那邊還在校對圖錄，拍賣公司在源流欄補上“南博舊藏”四個字之前多一次核驗，收藏機構把庫房的卡片一張張翻出來，重新寫清來源，研究者把1950—2000年的鑒定體系做一次復盤，指標、方法、流程放在同一張黑板上，公眾看見了就多了一層理解，捐贈者的善意在制度里被妥善接住，透明是條耐心的路，公開是把燈打開，文件、實物、賬目對照能經得起多年后的回看，這樣的故事就會慢慢停下腳步，落在清楚可追溯的那一行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