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3850元，給領導發5000元紅包求加薪，員工被開除！冤不冤？案件一審再審！結局反轉→

員工為求領導幫忙漲工資，

先后通過微信轉賬4筆紅包，

合計5000元。

不曾想，

薪資沒漲成，

反倒被公司以賄賂為由解雇！

這起糾紛從勞動仲裁、一審、二審，

一路打到高院再審，

拉鋸數年才塵埃落定…

到底是公司“小題大做”，

還是員工“踩了紅線”？

事件回顧

2015年5月18日，孫某入職安徽合肥某物業公司。雙方約定合同期至2017年6月30日 。并于2017年7月1日續簽勞動合同期至2020年6月30日。

2017年6月，孫某通過微信向領導江某轉賬2000元，留言：“這次加工資能幫我一把嗎？謝謝”。

2017年11月，孫某通過微信向2位馬姓領導各轉賬1000元。

2017年12月，孫某通過微信向領導舒某轉賬1000元，留言：“在這工作馬上就第3個年頭了，工資一直未漲過一分，請您幫個忙”。

△圖片來源于網絡，非事件圖

2018年6月1日，公司向孫某發出《解除勞動合同通知書》，稱：“經查，你在2017年6月至12月期間先后行賄4人，金額高達5000元。《員工手冊》載明：任何有貪污、受賄、行賄、侵占公司財產的情形，無論金額大小，予以解除勞動合同。因你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經研究決定，現與你解除勞動關系并于2018年6月1日生效……”。

孫某申請勞動仲裁，請求裁決公司支付違法解除勞動關系的賠償金23100元。2018年9月14日，仲裁委予以支持。

公司不服，提起訴訟。

法院審理：

一審判定公司屬于違法解除

二審、高院反轉

一審

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審理認為，本案爭議焦點為公司解除勞動合同是否符合法律規定：

首先，舊版（2017年5月之前）的《員工手冊》規定“視為嚴重違反公司管理制度”的行為包括“任何有貪污、受賄、侵占公司財物的情形，不論金額大小”等，未包括“行賄”行為。

其次，公司未能提供證據證明其新版（2017年5月之后）的《員工手冊》系經民主議定程序制定、規章制度內容已經公示、公告。

再次，雙方于2017年7月1日續簽的勞動合同中，對于嚴重違反規章制度的行為又未提及“行賄”行為。

最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行賄論處，很顯然，本案雙方當事人均不具備行賄罪的法律構成要件。

綜上分析，雖然孫某向公司部分領導送禮金的行為為法律所禁止，但尚不足以達到嚴重違反公司規章制度的程度。

2019年5月13日，一審判決：公司解除與孫某的勞動合同，不符合法律規定，屬于違法解除，依法應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23100元。（孫某勞動關系解除前十二個月的月平均工資為3850元。）

公司不服，提起上訴。

二審

安徽省合肥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2017年5月25日，孫某簽收公司更新的《員工手冊》。2017年7月1日，孫某續簽勞動合同。孫某作為在公司工作多年的員工，對單位的規章制度如何規定是明知的。

孫某謀求增加工資，本應按照公司的規章制度規定，通過正常途徑提出申請。但其卻通過私下向單位相關人員發放紅包的形式，提出增加工資的請求。其行為，顯然嚴重違反了公司的規章制度《員工手冊》的相關規定和雙方勞動合同中的相關約定，擾亂了公司的正常管理秩序。

公司在發現孫某的不當行為后，經單位工會同意，解除與孫某的勞動合同，符合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并非違法解除，無須支付賠償金。

2020年4月13日，二審改判公司無需支付違法解除勞動合同賠償金23100元。

孫某不服，向高院申請再審。

再審

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孫某向單位領導發數額較大的紅包，謀求勞動合同以外的利益，雖不構成刑法意義上的行賄，但屬于公司《員工手冊》規定的行賄行為。

公司發現孫某的不當行為后，經單位工會同意，解除與孫某的勞動合同，符合法律規定，孫某主張公司已喪失合同解除權，沒有法律依據。

綜上，2020年9月17日，高院裁定如下：駁回孫某的再審申請。

社長有話說

小小“加薪紅包”，

引發一場為期2年多的

勞動爭議拉鋸戰。

@勞動者

職場訴求理應通過正當渠道提出，

妄圖靠“走捷徑”達成目的，

最終只會得不償失。

@用人單位

需暢通薪資溝通渠道，

搭建反饋平臺，

以公平協商化解勞資矛盾，

從源頭避免爭議。

更多“勞”法師拍案

恢復員工刪除的聊天記錄當開除證據？

法院判了：違法解除！

文中均為化名

申工社綜合整理自勞動法庫、中國裁判文書網等

案號：（2020）皖民申3377號

本期編輯：狄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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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觀號作者：申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