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最后1位狀元，考上之后大清亡了，民國之后，他的待遇如何？

1904年6月28日，午后兩點，北京城里已是悶熱得讓人透不過氣。翰林院前的小廣場卻異常安靜，十幾位內務府差役守著朱漆大門，等待一張寫滿姓名的黃榜。三天后，這張榜單交到慈禧太后案頭，隨手改動的一個小圈，決定了劉春霖此后近四十年的跌宕。

彼時科舉沿襲一千三百余年，走到盡頭已顯疲態。光緒三十年恩科雖號稱“廣攬人才”，實際上不過是為“新政”敷粉。273名新科進士里，真正切中大局者寥寥。榜首原本寫著“朱汝珍”三字，據說慈禧望見“珍”字皺眉，信口而出的“換一個”，讓劉春霖從榜眼平空被抬為第一。宮里老太監悄聲嘟囔：“久旱逢甘霖，也算討個吉利。”一句戲言，抹去了另一個青年畢生寒窗，亦讓末代狀元自此背負了一份帶著時代印記的幸運。

劉春霖生于1872年，河北肅寧小鎮。父役于縣衙，母給人家漿洗，日子緊巴。他年幼好學，八歲識《十三經》，十二歲能楷寫《蘭亭序》，鄉里稱其“小秀才”。集市寫幅扇面能換半升米，這點薄銀補貼柴米，反倒給了少年練字機會。16歲進保定蓮池書院，遇天文教育家吳汝淪。吳氏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首次讓劉春霖接觸惠斯通電報、開普勒行星定律。心界一展，他暗暗記下：讀書不止在八股。

拿到狀元頂戴的那天，他戴紅花、穿紅袍，騎驢子走過琉璃廠。街巷里呼喊“狀元郎”聲音此起彼伏，張慶沄府中的小姐隔窗偷看。這位工部員外后來成了岳父，緣起一次假冒頂替鬧劇：冒名者寫不出“趙體”，當場露餡。真狀元被請來比畫，提筆三行，龍蛇自現。幾位老官搖頭嘆息：“字里見人，這才像頭名。”婚事就此定下。

僅一年，清廷宣布“暫停”鄉試、會試；再過一年，科舉徹底廢除。劉春霖榮譽尚在，卻失去官場常規上升渠道。清政府為了推“預備立憲”，組團派進士出洋，他被選往東京法政大學。日本明治維新已走過三十余年，課堂里談地方自治、議會制度，劉春霖聽得心潮翻涌。有日本同學問：“支那與吾國，制度誰優？”他平靜答：“制度無優劣，施行在人。”一句話令對方默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槍聲震京津。劉春霖正在咨政院值班，聽報后輕聲對旁席說：“大廈將傾。”不久，宣統遜位，咨政院形同廢紙。劉春霖考量再三，回鄉守父喪。1912年春，袁世凱電邀他出任大總統府內史。其老師楊士驤親自寫信相勸：“若只作壁上觀，學問將成無用之紙。”劉春霖遂北上，領一紙四品官階，月俸不足百元。實際工作多是整理檔案、編印公報，空余便鉆研農業施肥與育種試驗。他常念及鄉村饑饉，主張以財政撥款建試驗場，可軍政要員更在乎兵工廠。提案一次次束之高閣，他笑言：“筆墨救不了饑民，只能盡人事。”

1917年6月，“辮帥”張勛率兵入京，鼓噪復辟。清室舊臣紛紛現身，劉春霖被推為“設典顧問”。這出劇目僅演十二天即收場，他也識趣地辭歸。暮色里，一句“好自為之”送給曾在翰林供職的同寅，算是最后情分。40歲出頭的狀元，從此轉身淡出政壇。

北平舊宅乃三進小院，屋后栽兩棵槐。劉春霖靠賣字糊口，因寫得端正又透著晉唐氣象，求墨寶者絡繹不絕，日子倒也過得去。可風雨越演越烈。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關東軍長驅直入，1932年改立偽滿洲國。溥儀派鄭孝胥勸說劉春霖出山，客廳里三盞清茶坐足半日。鄭氏欲言又止，他卻先開口：“昔日大清，今已成昨夢；助桀為虐，非吾所能。”鄭孝胥無話。

第二回招徠來自同窗王揖唐，身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1940年6月，一輛黑色轎車停在胡同口。王揖唐掀簾進門，寒暄幾句后直陳來意：“老同學，一起出力，不失晚節。”劉春霖抬眼：“賣國即失節，何談不失？”王揖唐尷尬，苦笑而去。三日后，日本憲兵登門抄家，字畫被毀，書柜翻得狼藉。院中槐樹也被砍斷作柴。鄰里扶他坐在門檻，他只是長嘆：“身可辱，筆不可屈。”

拒絕日偽高價求字，也拒絕為商人寫匾。有一次，日本富商加藤帶來一錠金條，開口便是“每字一錠”。劉春霖擺手，轉身進屋關門。加藤愣在當場，半晌無言。與此同時，街坊若有喜喪要聯，他從不推辭，墨寶常常免費相送，甚至付紙墨錢。有人勸他留些資財防老，他笑稱：“錢多招禍，淡飯粗茶足矣。”

1942年1月17日晚，北平氣溫零下十度，院里槐枝覆霜。劉春霖躺在炭盆旁，低聲對兒孫交代：“國不可忘，字不可賤。”次日凌晨，末代狀元無疾而終，享年七十。治喪簡單，一副挽聯用他生前手筆：

“春風未了，甘霖空灑故園土；

秋水自清，鐵骨難移異族前。”

劉春霖一生無高官厚祿，亦無顯赫功勛，留下的不過幾匣碑帖、一段佳話。可在動蕩四十年間，他守住“華夏子孫”四字底線，拒受金條、拒寫諂字、拒仕偽朝。這份不隨年代起伏的耿介，足以讓“末代狀元”四字在史冊里多一層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