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敘利亞才一年，阿薩德干起了老本行，在莫斯科富人區當醫生

阿薩德下臺一年了，現在的他，已經不再出現在任何政治場合，而是重新做回了眼科醫生，在莫斯科過著非常低調的生活。

不是故意制造的形象，而是逼出來的選擇，從一國總統到專業醫生，跨度很大。

大概是在2024年12月3日，在反對派的迅猛攻勢下大馬士革失守，戰線變化很快，政權結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瓦解了。

阿薩德一家幾乎是在同一時間離境的，他們的出行路線也被保密了，最后他們去了俄羅斯，之后克里姆林宮對外宣布，俄羅斯決定給阿薩德及其家人提供庇護。

這本身就是政治生涯結束的標志，俄羅斯給的是一個空間而不是一個舞臺；不是支持而是管理。

人身安全能夠得到保證，生活條件也能夠得到滿足，但是所有的公開活動、政治接觸、輿論表達都受到嚴格的限制，這樣安排更接近于托管而非接受。

過去一年中，有關阿薩德是否“東山再起”的猜測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是現實中的道路幾乎不存在。俄方沒有給他提供任何政治資源，也沒有釋放出積極的信號，但是克里姆林宮在處理阿薩德問題上一直保持低調和距離。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阿薩德重新規劃了自己個人的生活，反而只能選擇收縮，他并不是沒有其他的辦法，而是其它的方法風險更大。

回歸醫生的身份是為數不多的確定性之一，阿薩德在做總統之前就接受了系統的醫學教育，眼科是他的專業，學習俄語、補修課程、適應執業規則等等并不是象征性的行為，而都是實際的準備。

但是關于他在俄羅斯開設私人眼科診所的說法，曾經被事實核查機構質疑過，認為沒有直接證據，這就說明了阿薩德的行動空間仍然受到限制，并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來發展自己的職業生涯。

值得關注的是，他個人的風險并沒有因為下臺而消除，反而發生了變化，把風險從權力之爭中解脫出來，變成一種持久的、無影無形的、無法預測的狀態。

第一種是安全風險，阿薩德作為中東一位剛剛失權的政治人物，在很多人心中并不認為他是“歷史人物”，而只是“未被清算完畢的符號”。

他的存在本身就可以被看作是未結清的賬目，所以他即便在俄羅斯，也依然要受到嚴密的保護。

安保本身也是風險的一種表現，活動范圍受到限制，出行計劃要提前安排，接觸的人要篩選，這不是普通的保護，而是經過長時間的風險評估之后采取的管理措施。

第二部分是與健康有關的風險，外界有關投毒、慢性傷害、健康異常的傳聞不斷出現，雖然不能一一證實，但是并不無道理，歷史經驗表明，流亡政要的風險并不主要存在于公共場所，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潛藏。

另外還有心理風險，權力的突然終止、身份的迅速改變以及持續的安全警戒，很難不對個人的狀態造成影響，由決策者變成管理者，這就產生了一種壓力。

阿薩德幾乎沒有退路了，這是一個更現實的問題，不能隨意選擇居住地，也不能隨意改變自己的生活軌跡，流亡就是被動地接受被安排，與滯留在俄羅斯的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并無本質的區別。

因此，回到醫生的身份，既是職業的選擇，也是風險控制的一種方式，行醫屬于技術性行為，曝光率小，和政治關聯不大，可控性好，這比任何公開露面的方式都要符合他安全需要。

阿薩德一家現在的生活狀況也證明了這一點，妻子阿斯瑪完成治療之后身體恢復良好，孩子們也漸漸融入了莫斯科以及部分中東國家的上流社會，但是整個家庭都非常低調，并且很少參與公共事務。

低調并不是因為性格的原因，而是為了生存所采取的一種策略，對他們來說，最大的安全就是不被提及、不被議論、不被關注。

敘利亞已經進入“后阿薩德時代”，反對派陣營推動過渡安排，新的權力結構逐漸出現，憲法以及選舉問題時常被提及，前方的道路仍然很艱難，但是方向已經改變了。

這一切都與阿薩德本人沒有直接的關系，不再做參與者，而成了背景中的一員，敘利亞的未來，已經不以他為中心了。

一年之后，阿薩德已經沒有了回頭路，也沒有了回頭的條件，政治已經落幕，但是風險并沒有消散，而是以另外一種方式存在，相比于權力中心的刀光劍影，手術刀應該是比較安全的。

而敘利亞仍然會繼續在新的軌道上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