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歲男生應邀住女友家被控強奸，獲刑2年9個月！“性同意”泛化持續加劇婚戀信任危機

話不多說，來看案件——

女生邀請男生到家中居住后報警稱被強奸，法院認為邀請同住不等于性同意，男生獲刑2年9個月。 2024年7月，17歲的小董與17歲的麗麗（化名）相識，隨后很快確定戀愛關系。8月初兩人約定從許昌去鄭州玩。期間，麗麗邀請小董前往鄭州的家中居住。據判決書顯示，麗麗稱她跟小董商量好分房睡，但小董卻留在了自己房間，并對她進行性侵。

事發后麗麗報警，小董也被警方控制。小董母親說，女方邀請兒子去家住，兒子沒有采取暴力手段，不認可“強奸”行為。此外女方還曾在兒子被拘留后發微信留言稱“好想你”。2025年9月28日，鄭州市高新區人民法院認定，小董雖然應邀去麗麗家居住，但這并不代表同意性行為。法院一審判決，小董構成強奸罪，判決有期徒刑2年9個月。@紅星新聞 記者獲悉，小董已經提出上訴。#邀請同住不等于性同意# 紅星新聞

關于這樣的案子，今年以來我已經寫過不少了，《》《》《》《》《》。

這么說吧，法律實踐和社會輿論已然導向一種無限擴大化的“性同意”認定，甚至演變為只要“單方面宣稱”即可定罪的趨勢，如此一來，男性在親密關系中便如履薄冰，其帶來的社會后果恐怕難以想象。

當前的性同意標準，尤其是強調“肯定性同意”的理論，在法理上追求對個體權利更極致的保護。但在現實的司法實踐和兩性互動中，這已經演變為了一種難以捉摸的“自由心證”。當“邀請同住不等于性同意”、“訂婚不等于性同意”乃至“結婚不等于性同意”成為絕對的政治正確后，親密關系中許多基于默契和情境的互動，在事后都極大可能被重新解讀為“違背意志”。

這對于男性而言，自然是意味著陷入了一種近乎“有罪推定”的困境。也就是說，一旦女方事后反悔并提出指控，男方幾乎無法提供證據來證明“當時她確實是同意的”。因為同意的標志可以隨時被事后單方面撤銷或否認。

哪怕像，一旦被指控，即便最終沉冤得雪，當事人也早已身心俱疲、社會性死亡。這種巨大的風險，必然會讓男性對進入嚴肅的戀愛、同居乃至婚姻關系產生強烈的避險心理。

婚姻和長期親密關系畢竟是建立在深厚的信任和情感紐帶之上的。如果法律環境讓雙方，尤其是男方，感覺每一次親密接觸都像在走鋼絲，那么關系的本質就會發生異化。

如此一來，雙方關系便不再側重于共同生活和情感滋養，而是充滿了對法律風險的算計。男性可能會傾向于避免任何可能產生誤會的獨處或親密機會，哪怕真要獨處，也必然會想方設法留下音視頻證據，比如《》。

還有就是，在發生關系前要求對方簽署“同意書”或進行錄音錄像。這無疑徹底摧毀了親密關系的私密性和自發性，使人際關系變得冰冷、機械和高度防御，本質上是將人性中最柔軟的部分，置于法律的顯微鏡下進行苛刻的審視。

此外，現在結婚率和生育率仍在持續走低，這固然是復雜的社會問題，但像本案這樣的司法案例無疑會加劇這一趨勢。

一方面它會提高婚姻的預期成本。對于男性而言，婚姻除了傳統的經濟成本（彩禮、房車）外，又增加了一項難以估量的隱性法律風險成本——即可能因關系破裂而面臨刑事指控的風險。當預期的風險遠超可能的收益時，理性的選擇自然是“敬而遠之”。

另一方面就是打擊生育意愿：穩定的婚姻關系是大多數人生育子女的基礎。如果連婚姻本身都被視為一個高風險陷阱，那么在此基礎之上生育后代的意愿自然會受到嚴重壓制。誰愿意讓自己的孩子在一個父親可能因“婚內強奸”指控而身陷囹圄的不穩定環境中成長呢？

總之，我所擔憂的，并非是法律傾向于保護女性權益的初衷本身，而是這種保護在實踐中所可能帶來的“寒蟬效應”和“系統性誤傷”。當法律的邊界過于模糊，且維權成本尤其是對被告方來說極其高昂時，它非但不能促進兩性平等與和諧，反而會毒化兩性關系的土壤，讓真誠的交往變得步步為營。

這樣的案例越多，越會向全社會傳遞一個信號——親密關系不再是溫暖的港灣，而是潛在的法庭預演。這無疑會對本就脆弱的社會信任和婚姻家庭制度造成沉重打擊。我想，法律的進步不應以犧牲社會最基本的互信和人情溫度為代價，否則便是舍本逐末。我話講完，誰贊成，誰反對？

（全文完）

關注小號防失聯

為了保持正常接收推文

還望大家能夠將“少爺寫春秋”設為星標

并多多點亮右下角“在看”

拜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