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藏品流入拍賣市場？冠甲東南的龐萊臣藏品

龐萊臣于1949年去世前，曾將家藏書畫作為遺產分成三份，由其后代繼藏。上海博物館初建時，曾購得其中一房的藏品。龐萊臣育有獨子，31歲時病故，留下兩個幼小的孫子增和、增祥，由龐萊臣夫婦撫養。龐增和于1997年年底在蘇州去世，時年八十多歲。“文革”前他家仍存有不少祖父遺藏，先后捐獻給南京博物院，余下的書畫在“文革”中全部被造反派抄走，“文革”結束后落實政策時發還，他又捐給了蘇州博物館。由此可知，冠甲東南的龐虛齋藏品，目前主要落戶在了三個地方，即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及蘇州博物館，更多的藏品則先后流向境外，現藏于歐美的一些博物館和美術館。

*文章節選自《海上收藏世家》（ 三聯書店2022-5）

龐萊臣后人捐給南京博物院的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局部），2025年出現在拍賣公司預展中。

龐萊臣：虛齋名畫甲東南

古今書畫收藏家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公開自己的收藏，歡迎朋友到家中鑒賞，為研究者提供資料，或者將自己的藏品著錄成書，將藏品編成圖冊印行；二是“秘藏”類，除了自我欣賞，絕不輕易給他人觀看，更不予以著錄出版。民國海上收藏大家龐萊臣屬于第一類藏家，在鑒藏界德高望重。因此龐家收藏了哪些古畫名跡，此道中人大都知道得八九不離十。

從絲綢大王到書畫收藏大家

龐萊臣（ 1864 — 1949 ），名元濟，字萊臣，號虛齋，是浙江南潯 “ 四象 ” 之一的龐家開創者龐云 鏳的次子。龐云 鏳 （1833—1889），字蕓皋，是龐夷簡之孫，原籍紹興。父龐聽泉，在湖南任幕僚，龐云 鏳 在南潯讀書侍奉母親。1843年上海開埠后，洋商大購南潯輯里絲，絲價暴漲，業絲成為發家捷徑。龐云 鏳 15歲即去鎮上“八牛”之一陳熙元開設的陳裕昌絲行當學徒，滿師后已通曉蠶絲經營之道，以及品評絲質優劣的技術，他遂以小本販運而獲利，逐漸積累原始資本。

龐云鏳在經營蠶絲中，結識了杭州胡慶余堂國藥店老板胡雪巖，與其成為莫逆之交。胡氏的后臺是左宗棠，他是左氏麾下籌措軍費的得力助手，時人稱之為“紅頂商人”。他有雄心囤積蠶絲，與洋商競爭，約定與龐云鏳合作，大量收購湖絲。但龐只是代為其收購，并不想介入合資經營。

胡雪巖結交左宗棠后，曾受托向上海的洋商購買軍火。龐云鏳因熟識一些洋商，受胡雪巖之托與洋商接洽，從事軍火生意，從中獲得暴利，進一步擴大了龐家財富，成為南潯巨富的“四象”之一。

龐云鏳為了光耀門庭，即以他兒子龐元濟的名義捐獻十萬兩紋銀，所謂“賑捐豫、直災情報效”，由李鴻章向朝廷奏獎。光緒十七年（1891）得慈禧太后恩旨，特賞龐元濟一品封典，候補四品京堂。龐云鏳于光緒十五年病逝，終年57歲，清廷恩賜光祿大夫和刑部江西司郎中。

龐元濟繼承父業，在南潯經營龐滋德國藥號和龐怡泰醬園。光緒年間，他曾去日本考察實業，獲悉法國里昂絲綢市場暢銷日本勻細廠絲，價格也高，南潯輯里絲雖色白質韌，但粗細不均，已降為雜用絲。他認為如能設廠改繅細絲，輯里絲定可勝過日本絲，故回國后他不遵父親的遺訓“莫再經營蠶絲”，于光緒二十一年與丁丙（1832—1899）合資三十萬兩白銀，在杭州創辦世經繅絲廠，為浙江民族資本產生初期的著名企業之一。次年他又與丁丙合資八萬兩白銀在塘棲創辦大綸制絲廠，1928年擴資改為崇裕絲廠，由其堂弟龐贊臣為總經理。此外，龐元濟也涉足棉紡業，于1896年與丁丙等集資四十萬兩白銀，在杭州創辦通益公紗廠，這是當時杭州最大的企業之一，1902年轉讓給李鴻章之子李經方接辦。1918年龐元濟等人發起創辦潯震電燈有限公司。龐元濟是浙江民族實業的開創者之一。

龐元濟于1906年又創辦上海龍章造紙廠，這是當時上海唯一的一家造紙廠。他還在上海收購外商正廣和汽水公司大量股票，投資參股中國銀行和浙江興業銀行，并在蘇州辦紗廠和印染廠，在杭州、蘇州開辦典當。他還在蘇州、上海擁有大量房地產。

龐萊臣自幼嗜畫，未及成年，就喜歡購買清乾隆、嘉慶時名人手跡，又刻意臨摹，頗得形似。他畢生從事實業和收藏兩項事業，又以實業的成功，支持和實現了收藏上的成功，是我國近代最大的收藏家和鑒賞家，尤以收藏書畫之富冠于東南，盡其畢生精力和財力收藏和保護了我國許多繪畫藝術珍品。

龐萊臣像

董源《夏山圖》

在共和國成立初期，像龐萊臣這樣的大收藏家，上海或北京的文物部門都把他列為重點的征集對象。龐萊臣去世后，其收藏的一部分為兒子龐秉禮（維謹）掌管。這樣，上海文管會征集龐萊臣遺藏的任務就落在謝稚柳的身上。當時文管會的工作人員除了徐森玉和龐萊臣有過交往外，也只有謝稚柳曾到龐家看過董元的《夏山圖》卷和其他名跡。此事是在20世紀40年代抗戰勝利后，謝稚柳由蜀返滬，由張大千購得董源《瀟湘圖》卷而引起的。

張大千通過朋友的介紹，以重金購得董其昌、安岐、清宮內府遞藏之董源《瀟湘圖》卷，為之欣喜若狂，馬上通知謝稚柳來鑒賞。謝稚柳打開這四尺多長的卷子，是一卷著色山水，山水以花青運墨，沒有奇峰峭壁，皆長山復嶺，遠樹茂林，一派平淡幽深，有著蒼茫渾厚之氣，遠處煙波浩渺，無窮無盡。這和他經常看到的北方畫派完全是不同的景致，他感嘆地說：“千載以來，董源的才情和他那高深的觀察與體驗，不得不使人佩服。”

張大千告訴謝稚柳，上海的大收藏家龐萊臣家中也藏著一卷董源的《夏山圖》，他和吳湖帆一起去看過。謝稚柳一聽，當然大為動心，他要張大千和他一起再去看一次。但是，張大千不想再去了，要謝稚柳自己去看。

謝稚柳想：我是一個小人物，龐萊臣會不會讓我看呢？這時，他認識一位姓王的朋友，和龐萊臣特別熟，要這位朋友引薦到龐家去看畫。“好，我給你寫封信。”姓王的朋友熱情答應了。

對自己的收藏，龐萊臣雖然是較為“開放”，但由于觀賞者的水平不同，他還是有區別對待的。一般人到他家看畫，他總是給看清代“四王”的畫。名氣大一些的去看畫，可以看到明四家沈、文、仇、唐的作品。除了張大千、吳湖帆等人，在上海能看到董源《夏山圖》者極少。謝稚柳心想，到龐府如看明清畫沒有多少意思，此類畫看到的機會較多，要看就看《夏山圖》。但龐萊臣會不會讓他看呢？

“你先把信寄去，說我點名看《夏山圖》。”謝稚柳對姓王的朋友說。他想如果龐家不同意，他也就不去了，免得到那里碰釘子。過了兩天，龐萊臣回信了，欣然同意給他看《夏山圖》。

到了約定的那天，謝稚柳到龐家去了。到了那里，龐萊臣已經把《夏山圖》拿了出來。謝稚柳打開，迅速地把這個一丈長的卷子從卷首看到卷尾，有了初步印象，然后又一段一段地向后看，看到卷尾，又回過來從卷首看起……

龐萊臣所藏董源《夏山圖》卷，無署款。明代曾為黃琳、董其昌、袁樞遞藏，著錄于張丑《清河書畫舫》、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等，清末為上海徐渭仁、沈樹鏞遞藏。圖前隔水綾上有楷書題“董北苑夏山圖神□”，卷后有董其昌、方士庶、徐渭仁、戴熙、潘遵祁等人題跋與觀款。

龐萊臣問謝稚柳是否已看過張大千收藏的《瀟湘圖》卷，并問真偽如何。謝謹慎反問龐的意見。龐直言《瀟湘圖》卷太“新”，是假畫，而自己所藏的《夏山圖》卷才是真跡。謝當時心里想說這兩卷都應是真跡，但嘴上卻沒有說出來。龐萊臣身上那種特別鮮明的大收藏家性格，謝稚柳感到頗為可親可敬。

中午，龐萊臣請謝稚柳吃了西餐。午餐之后，龐因要午睡，不再陪謝。由龐的兒子龐秉禮陪著，在客廳里繼續看《夏山圖》。謝一直看到黃昏，才離開龐家。他晚上躺在床上，腦海中像背書一樣，憑記憶又將《夏山圖》重新溫習了一遍。

在謝稚柳看來，一個畫家被人承認和理解是很不容易的。史傳明代董其昌家里，曾經懸掛了董源和黃公望、倪云林的畫，而他的朋友們卻只欣賞黃公望及倪云林，不向董源看一眼。雖然倪、黃正是從董源演變而來，而贊頌者卻不歸董而歸倪、黃了。對此，謝稚柳感慨系之，遂作了一幅江南畫派的《青綠山水》，題詩并跋云：“何事人間有白頭，相看長此故林丘，翻愁地老天荒日，減盡風懷是舊游。老董風流殊未陳，倪黃蹤跡得前身，思翁已嘆迷來處，絕意當時一輩人。思翁記云，金吾鄭君與予博古，懸北苑（董元）于堂中，兼以倪、黃諸跡，無復與北苑著眼者，正是不知元人來處耳。”

從《虛齋名畫錄》看收藏

1949年之后，徐森玉任上海市古代文物保管委員會副主任，欲對龐萊臣的藏畫進行收購。謝稚柳接受徐森玉之命，怕日久有變，遂決定迅速行動，連續從龐秉禮手中征購兩批書畫。

1951年1月13日收購有：董其昌《山水》冊、《西湖圖》卷、《依松圖》卷，元任仁發《秋水鳧鷺圖》卷，周臣《長夏山林圖》卷，倪瓚《溪山圖》軸。1951年3月14日收購有：元錢選《浮玉山居圖》，王冕《墨梅圖》，柯九思《雙竹圖》，倪瓚《漁莊秋霽圖》《吳淞春水圖》，明戴進《仿燕文貴山水》，文徵明《石湖清勝圖》，仇英《柳下眠琴圖》，唐寅《古槎鸚鵡圖》。1952年，龐秉禮又將北宋朱克柔緙絲《蓮塘乳鴨圖》捐獻給上海博物館。

元 錢選 浮玉山居圖

龐萊臣舊藏 上海博物館征集

上述這些古畫大多曾經龐萊臣著錄，龐氏曾刊印過多部藏品目錄，即《虛齋名畫錄》十六卷（1909）、《歷代名畫共賞集》三冊（1909）、《虛齋名畫續錄》四卷（1924）、中英文《中華歷代名畫記》（1915）、《名筆記勝》五冊（1940）。

龐氏在《虛齋名畫錄》中云：“余自幼嗜畫，年未弱冠，即喜購乾嘉時人手跡，刻意臨摹，頗得形似。先君子顧而樂之，曰：‘此子不愁無飯啖矣。’迨后搜羅漸及國初，由國初而至前明，由明而元而宋，上至五代李唐，循序而進，未嘗躐等。每遇名跡，不惜重資購求，南北收藏，如吳門汪氏、顧氏、錫山秦氏、中州李氏、萊陽孫氏、川沙沈氏、利津李氏、歸安吳氏、同里顧氏諸舊家，爭出所蓄，聞風而至，云煙過眼，幾無虛日。其間凡畫法之精粗，設色之明暗，紙絹之新舊，題跋之真贗，時移代易，面目各自不同，靡不惟日孜孜潛心考索，稍有疑竇，寧慎毋濫，往往于數十百幅中選擇不過二三幅，積儲二十余年而所得僅僅若此。歐陽子曰：‘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余不敢以有力自居，唯好之既篤，積之既久，則凡歷代有名大家，蓋于是略備焉。”這段話說明他的藏品的來源、收藏的時間、選擇的精審及考辨真贗的用心。當時的吳門畫家及文人陸恢、張唯庭、張硯孫、張大壯、吳琴木、邱林南等都曾客居龐家，雅資同好，賞奇析疑，并幫助他編撰《虛齋名畫錄》。

鄭孝胥在為《虛齋名畫錄》所作的題語中，評價“虛齋主人收藏甲于東南”，而書所錄以虛齋家藏為限，而且積書十六卷，所以鄭氏認為“雖江村（高士奇）、荷屋（吳榮光）以親見入記者，猶未能與之抗。噫！亦誠足以豪矣”。有書畫著錄的鑒賞家，正如現在的某些人一樣，以寫作為生，將他所藏弆著錄其中，以表現自己的博覽。而龐萊臣“以收藏為主，惟錄的都是秘玩所蓄，以廣流傳，旦夕摩挲，與煙云過眼者，孰為真鑒，此豈可相提并論哉”。

龐氏《虛齋名畫錄》所著錄的就有歷代名畫538件，其中傳世名跡有：五代董源《夏山圖》、宋徽宗《雪江歸棹圖》、宋夏圭《溪山無盡圖》、金李山《風雪松杉圖》、元錢選《浮玉山居圖》卷等，其他元明清各代如倪瓚、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董其昌、“四王”、吳、惲、石濤等人的真跡精品尤多。

《虛齋名畫錄》刊于宣統元年（1909）。中經十六載寒暑之后，龐氏又刊行《虛齋名畫續錄》。此時龐氏已六十有一，和刊行《虛齋名畫錄》時，又是一番別樣心情，他在《虛齋名畫續錄》的序中寫道：“生不逢辰，適更國變，從此杜門謝客，日以古人名跡為伴侶，品藻山水，平章真贗，亦聊以消磨歲月遣送余生而已。”看來，他是把自己放在遺老的位置上了。

《虛齋名畫續錄》的編次別開生面，打破前錄中的卷子、立軸、冊頁的分類，而是合三類而為一，按朝代以件數編錄，共四卷，收錄畫跡96件。其中宋元32件，如宋李嵩《西湖圖》卷、郭熙《秋山行旅圖》、宋徽宗《鴝鵒圖》、宋鄭思肖《蘭花》卷、趙孟堅《水仙》卷、趙孟、黃公望、王蒙、吳鎮、倪瓚、柯九思、方從義、王淵等30件均見于前人著錄。

清朝末代皇帝溥儀被趕出紫禁城之前，內府的收藏曾因盜賣、皇帝賞賜而流出宮外；清代官員、世家望族也隨著社會變革與動亂，紛紛避戰來上海，往往出售其藏，“或作題襟之助，或為易米之思”，使上海的文物市場貨源豐富。像虛齋這樣“粗知畫理，兼嗜收藏”的遺老富戶，上門求售的也就接踵而至了。面對前人名跡，像龐氏這樣的收藏家怎能無動于衷呢。恰如他在《虛齋名畫續錄》的序中所言：“比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喪亂，避地來滬，往往出其所藏，……以余粗知畫理，兼嗜收藏，就舍求售者踵相接。余遂擇其真而且精者，稍稍羅致，然披沙揀金，不過十之一二，因思古人所作，殫精竭思，原冀流傳后世，歷久勿佚。余自問生平無得意事，無勝人處，惟名跡之獲，經余見雖屬云煙過眼，而嗜痂成癖，所得在是，所勝似亦在是。彼蒼蒼者，殆不欲名跡湮沒，特令余裒集之以廣流傳耶。”

龐氏在文中多次講到歷代名畫要廣為流傳的意思，可是他的這些藏品有不少在他尚在世時，就已流到國外去了，其中尤以流入美國各大博物館為多。虛齋舊藏有趙孟頫《湖州妙嚴寺記》，曾摹刻上石，嵌于龐家南潯舊宅宜園廊壁。2017年8月，我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觀賞所藏中國古代書畫時，曾看到王羲之《行穰帖》、黃庭堅《贈張大同》卷、趙孟《湖州妙嚴寺記》墨跡卷。按理說龐氏家大業大，即使在抗戰時期亦不屬缺衣少食之輩，既然“嗜畫入骨”，為何又要賣名跡？此與龐萊臣的外甥張靜江，以及張的小舅子、杭州人姚叔來（原名姚昌復，1884—1963）的巴黎通運公司有關。通運公司是因販賣中國文物而在歐美與日本山中商會齊名的古董公司。龐氏因與張靜江的舅甥關系，遂成為通運公司外銷中國古畫的最主要的供貨人之一。

據王世襄先生統計，僅賣到美國被弗利爾美術館收藏的就有好幾件宋人名畫。如宋郭熙《溪山秋霽圖》，吳升在《大觀錄》中著錄此畫時說：“丘壑烘染，空靈一派，煙云杳靄之氣，秀潤如濕，大家格制也。”另有文嘉、王穉登、董其昌、陳盟等明人題跋。據跋文稱，此圖舊為倪瓚、柯九思所藏，原有倪瓚題簽，可惜已失去，柯九思墨印尚存。清末此畫為端方所得，最后歸于龐氏，經過已定居美國的姚叔來之手賣給了美國藏家。還有一幅宋人李嵩《畫鬼》卷，卷中畫松林石洞，鬼怪數十，奇奇怪怪，都用極簡單的幾筆勾勒而出，神態生動，用筆自如，卷尾有“完顏景賢精鑒”印，知是完顏氏三虞堂舊物。據弗利爾美術館的購藏記錄，知系購自龐氏，亦是由姚叔來經手。另有元龔開《中山出游圖》卷。龔開以畫鐘馗和馬著名，此卷中鐘馗與其妹各乘坐肩輿，鬼怪前后隨從，奇形怪狀，純用禿筆，貌似隨意涂寫，實則非天才之筆絕不能想出亦不能繪出。此畫后經元明清三朝人題跋者達二十余家之多，著錄自明張丑《清河書畫舫》起，《式古堂書畫匯考》《江村書畫目》《青霞館論畫絕句》《三虞堂書畫目》《虛齋名畫錄》皆有著錄。此卷在明代為韓世能、安民泰等收藏，入清后又經高士奇、畢瀧、蔡鴻鑒收藏，最后歸入虛齋，后由姚氏賣往美國。其他著名古畫還有：元錢選《來禽梔子圖》卷和《草蟲圖》卷，吳鎮《漁父圖》卷等。錢選《來禽梔子圖》卷在清初為大收藏家安岐所有，見《墨緣匯觀》著錄；乾隆時入清宮，后來賞給了成親王永瑆，自成邸流出后，曾為崇彝的《選學齋書畫寓目記》著錄。據弗利爾美術館的采購記錄稱，此畫于1917年購自龐氏。錢選《草蟲圖》，汪砢玉《珊瑚網》和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匯考》均有著錄，此卷于1929年左右由龐氏賣給了美國底特律美術館。吳鎮《漁父圖》卷，畫漁船十五艘，出沒于湖中岸邊。吳鎮自題唐代張志和漁父詞體十六首于畫中。此卷亦經姚氏賣給了美國弗利爾美術館。

1915年，龐氏為參加美國費城舉辦的萬國博覽會，又印行了一部目錄，精裝本中英文版，書名《中華歷代名畫記》。著錄其藏畫78件，其中有宋郭熙《峨眉積雪圖》軸、蘇軾《鳳尾竹圖》軸、趙孟堅《蓮葉鮮魚圖》軸等27件；金李山《風雪松杉圖》卷；元趙孟頫《陶靖節像》軸與無款《胡笳十八拍圖》軸、王淵《雪羽圖》軸、王蒙《秋山蕭寺圖》軸等16件；明唐寅《夢仙草堂圖》卷與《秋風紈扇圖》軸，文徵明《落花圖》卷與《風雨歸舟圖》軸，沈周《湖中落雁》軸，仇英《晝錦堂圖》卷等14件；尚有清王鑒《溪山雪霽圖》軸、王翚《柳蔭垂釣圖》等17件。以上古畫備受歐美藝術家和收藏家的贊賞。據《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書畫卷》著錄，原為龐氏收藏及《虛齋名畫錄》《虛齋名畫續錄》著錄的五代至清代名畫達40余件，其中上海博物館藏19件，北京故宮博物院藏18件。

龐氏于1949年去世前，曾將家藏書畫作為遺產分成三份，由其后代繼藏。上海博物館初建時，曾購得其中一房的藏品。龐萊臣育有獨子，31歲時病故，留下兩個幼小的孫子增和、增祥，由龐萊臣夫婦撫養。龐萊臣因獨子早逝，又將弟弟龐青城的兒子維謹過繼為嗣子。龐萊臣的藏畫即由增和、增祥、維謹三人繼承，另一小部分由繼室夫人龐賀氏（明彤）保管。

龐增和于1997年年底在蘇州去世，時年八十多歲。“文革”前他家仍存有不少祖父遺藏，先后捐獻給南京博物院，余下的書畫在“文革”中全部被造反派抄走，“文革”結束后落實政策時發還，他又捐給了蘇州博物館。由此可知，冠甲東南的龐虛齋藏品，目前主要落戶在了三個地方，即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及蘇州博物館，更多的藏品則先后流向境外，現藏于歐美的一些博物館和美術館。

2003年10月，南京博物院舉辦了“龐增和捐贈龐萊臣藏畫展”，展出的50余件作品，是從龐增和捐獻的100多幅作品中選出來的，其中有趙佶《鴝鵒圖》（摹本），夏圭《灞橋風雪圖》，李嵩《西湖圖》，無款《蘆雁圖》，黃公望《富春大嶺圖》，倪瓚《叢篁竹石圖》，董其昌《仿郭忠恕山水》，杜大綬《蘭石圖》，周天球《蘭花》，王時敏《仿大癡山水》，惲壽平《山水》《花卉圖》，王原祁《喬柯圖》等。龐增和向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的先后幾次捐獻，體現出大收藏家后人化私為公的風范。

不為人知的清代名賢手札

龐萊臣收藏的另一個謎，是收藏法書甚少，《虛齋名畫錄》兩集藏畫錄中均未見。多年來人們一直有這樣的疑問：虛齋藏品中為何書法不多？朱孝臧在《虛齋名畫續錄》序中亦提及此事：“余每詢鑒藏家，何以名畫多而名書獨少耶？世所傳唐五代丹青往往而有，宋元而下益夥矣，而蘇、黃、米、蔡之墨跡稀如星鳳，上溯顏、柳諸賢，其傳愈絕。畫則近代十數大家之作，茍以收藏，名無不具備者，或一家累至數十百種以角勝，而書不能然也。夫作書易而作畫難，及售于世，畫之值又遠過于書，然則易作及值賤者，恒易消滅，而日見少；難作且值昂者，顧能悠久，而遂見多耶，素蓄此疑，人莫能析。”這段話仍沒有解決龐氏收藏為什么畫多而法書少之謎。

其實，龐萊臣所藏書法并不少，只不過不是長卷或立軸，而是30冊清代名賢手札。因為他收藏書札只是余興所及，故著錄中不見，知道的人亦甚少。

龐萊臣當年編撰《虛齋名畫錄》和《虛齋名畫續錄》時，也曾考慮將其所藏法書墨跡以及80冊書畫扇面另錄一編，以供藝林欣賞，但終究未能如愿。近年出版的《龐虛齋藏清朝名賢手札》，由上海圖書館學者梁穎整理并作序，使我們認識到龐萊臣收藏名人墨跡的全貌。

《清朝名賢手札初集》20冊，收手札156家378通；《清朝名賢手札續集》10冊，收141家203通。剔除重復的作者，凡260家581通，外收約書一紙。現在這些手札均藏上海圖書館。

初、續兩集中260家作者，自生于明萬歷十四年（1586）的惲本初起，至生于清嘉慶十年（1805）的姚燮止，其間綿延200余年。歷史上喜愛書札的藏家并不少，如清道光年間海鹽吳修輯刻的《昭代名人尺牘》，計24卷600余家730余札，并不是吳修一人所藏，分別借自梁同書、張廷濟、潘奕雋、錢泳、孫星衍、阮元等40余家所藏，和龐萊臣一己所有相比較，可見虛齋的匯集之功。

既然稱“名賢手札”，可見龐萊臣收藏時是有選擇標準的。所謂“名賢”，聲望自然不可忽略，而品格更為重中之重，錢大昕所謂“其仕宦顯達而為清議所斥者，翰墨雖工，棄勿錄也”，正是指此。反之則不然，品節為世所重，即使不以辭章翰墨名世，其手書仍然是龐萊臣孜孜以求的目標。龐萊臣的這種“跡以人重”的標準，可以說代表了文人士大夫階層的主流品鑒觀念。

龐氏所藏清人手札墨跡，有不少是流傳有緒的。這在清初范永祺及其后學沈德壽的先后收藏中可以明顯地表現出來。范永祺（1727—1796），字鳳頡，號莪亭，浙江鄞縣人。因科場不得意，絕跡仕途，雖然足不出鄉里，而鐘情于各家手跡，收藏范圍從明代諸賢一直延伸到同時名家。范氏這樣豐富的收藏，完全是通過自己的人脈學養建立起來的廣泛交游，經由受贈、購買、交換各種渠道，終于獲得了數量可觀的明清手札。清末民初的沈德壽（1862—1925）是范永祺的后輩，范氏舊藏遂為沈德壽齋中之物，后來有的又進了龐萊臣的虛齋。

收藏各人手札的因素固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還是書法的因素。龐萊臣藏札匯集了明末至清道咸間諸多書家墨跡，諸如傅山15札、梁同書20札、王文治21札、阮元16札。這些手札對研究清代文人學者的書法藝術的參考價值，自無須贅論。

由于龐氏對所藏“名賢手札”沒有著錄，更沒有付梓傳世，我們無法了解到他的所思所為及評論，對后世來說當然是件遺憾的事。但是梁穎先生在序言中對這批書札的書法價值、文學價值及史料價值以及“書”與“尺牘”的區別和演變的歷史，都有精深的評述，對我們理解龐氏藏札無疑有著很大的啟發。

陸恢在《虛齋名畫錄》跋記中寫道：“后之同志者就其錄，讀其畫，摩挲展對，如見其人。然功力有淺深，精神有專泛，必得有虛齋之樂而始能樂其樂。茍同其樂，則好與知焉無不同。”龐萊臣的收藏雖自云“云煙過眼”，但他遺留下的寶藏，后人還是能從中“樂其樂”并與他同樂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