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大將次子羅宇，89年攜香港女星叛逃出國，晚年在美國黯然離世

1978年12月，一架民航班機降落在法蘭克福機場，機艙后排的中年軍官推著輪椅，里面坐著雙腿纏滿石膏的羅瑞卿。短暫的嘈雜聲后，空氣安靜得幾乎能聽見呼吸。彼時，誰都沒料到，這趟赴西德的“復健之旅”會成為老將軍的最后一段旅程，也沒有人想到，羅家二兒子羅宇未來的人生將被這次遠行徹底改寫。

早年的羅家子弟，讀書刻苦是家規，清華園里常能看到羅宇抱著專業教材一路小跑。1963年，19歲的他進入清華自動化系，同學們說他腦子轉得快，成績也搶眼。倘若時局平穩，他十有八九會走上科研道路。然而，1966年春風未到，風暴先至。羅瑞卿被打成“反黨分子”，雙腿粉碎性骨折，羅家頃刻風雨飄搖。

1967年至1972年，羅宇被隔離審查并下放“五七干校”。他在磚窯旁掄錘子，夜里寫思想匯報。一次深夜，同監人員聽見他低聲嘟囔：“到底為了啥？”五個字被悶在喉嚨里，像顆石子，日后越滾越大。外界或許難以想象，年輕人最光艷的歲月在囚室與土屋間耗盡，對父輩、對時代的信任出現裂痕，也就在那段時間。

1973年，羅宇獲釋返京。案件尚未完全平反，但他重新拾起書本，補完學業后入伍，在總參航空管理處任技術員。那幾年，國防現代化面臨巨大缺口，羅宇跑遍歐洲工廠、實驗室談判購置，他懂技術又懂外語，經常幾句行話就能拿下要點，得到了不少上級的賞識。1988年，他佩戴上一顆金黃色的大校軍銜，風光一時無兩。

羅瑞卿的病情卻突然惡化。同年暮春，他在西德手術后突發心梗，終年七十一歲。“孩子，始終要相信黨，相信人民。”這是病房里留給羅宇的最后一句話。羅宇點頭應是，心里卻似被撕開一道口子——十年動亂的陰影、父親多年沉冤，重重疊在一起，讓那句囑托變得沉甸甸又遙遠。

正是在這段哀痛與迷惘交錯的空當，一位香港影壇新星闖進羅宇的生活。狄娜，妝容精致，談吐大膽，社交場合里總能吸引閃光燈。兩人初見于一次招待酒會，彼此一句“你好”沒說完，羅宇就被現場攝影燈晃得恍惚。狄娜對朋友打趣：“這位軍官的眼神像停機坪的信號燈，直勾勾。”一句玩笑讓氣氛瞬間活泛，也為后續的交往埋下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代中期，中外軍貿驟然升溫，羅宇職位關鍵，手中掌握大量機密采購文件。大額回扣、境外豪宅、股權期權等誘餌接連拋來，他原本還能保持邊界，可當感情與金錢雙重刺激疊加時，理智的籬笆明顯松動。有人提醒他“慢點走”，他卻笑著擺手：“機會只敲一次門。”語氣里已聽不見昔日清華才子的沉穩。

1989年6月，巴黎布爾歇航展開幕，羅宇率團赴會。會前一天深夜，他留下數頁手寫辭呈，交代健康原因無法再承擔重任，隨即與狄娜乘車前往日內瓦，再轉機飛往紐約。同行參展人員直到清點房間才發現人去樓空。北京方面第一時間啟動追查機制，外交渠道加急發函，但已無可奈何。

同年秋，羅宇公開宣布“請求政治庇護”，并向西方媒體遞送了數份所謂“揭露材料”。此舉等同自斷退路。1992年，中央軍委下達命令：撤銷羅宇軍籍，開除黨籍，注銷一切軍內待遇。此后，他以“自由撰稿人”身份徘徊于華盛頓與舊金山之間，偶爾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言論大多帶有強烈個人情緒。熟悉他的人說，羅宇脾氣愈發乖戾，“喝完酒便一個勁兒地說往事，像深夜空轉的發動機，停不下來。”

時間推到2003年，狄娜因病回港就醫，兩人分道揚鑣。羅宇在加州郊外租下一處小屋，日常除了瀏覽國內新聞，就是翻看年輕時的專業書。安靜的傍晚，他常把兩條腿擱到陽臺欄桿上，望著遠處的落日怔神。鄰居問候：“How are you doing， sir？”他淡淡答：“Still alive”，聲音像被風帶走的紙屑。

2016年，有海外中文媒體聯系羅宇，希望他回顧父親參與長征、剿匪以及公安整編的歷史。他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十幾秒，隨后吐出一句：“那是他的事，我說不了。”對比年少時的意氣風發，這種諱莫如深顯得格外落寞。顯然，背井離鄉的他正一點點告別與生俱來的榮光。

2020年春，新冠疫情在美國蔓延。洛杉磯郊區一所療養院貼出黃色警示牌，76歲的羅宇因感染離世，身邊沒有親人守候。直到其房東通知華人社團，外界才得知這位昔日大校悄然逝去。半個月后，殯儀館在簡短儀式后將骨灰撒向太平洋，來送別的只有三五個早年結識的華裔友人。

回想羅宇的一生，起點之高令人側目：開國大將之子、清華高材生、總參要員；結局卻是孤身異鄉、寂寞終了。家國榮辱、時代激流、個人選擇交織在一起，寫就了一段充滿悖論的命運曲線。倘若把時間軸輕輕撥回，他或許還有機會成為另一位羅箭，或者留在部隊繼續精研航空科技。可人生沒有重啟鍵，當年那道“到底為了啥”的追問，最終也沒能得到真正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