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西路軍的領導人之一，神秘失蹤23年，寧愿餓死也不向組織求助

1951年9月，甘肅酒泉的一個的農民在接到當地人民政府發的紅軍流散人員調查登記表后，興奮地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曾經擔任過的職務——熊國炳，曾任川陜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紅四方面軍總供給部部長、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

或許很多人都覺得，當工作人員看到這樣的任職履歷后，肯定會大吃一驚，然后迅速找到此人確認身份，緊接著就是給予其各種各樣的優待，并且給予大力宣傳，很快，熊國炳便成為了家喻戶曉的英雄人物。

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工作人員并未將其當回事，僅僅把他當做一般的流散紅軍對待，一次性補助50塊銀元和4石小麥了事。可他們哪里知道，被他們“怠慢”的這個農民，卻是我軍歷史上一位功勛卓著、聲名顯赫大人物。

熊國炳，四川通江縣人，1899年10月出生。

1932年底，紅四方面軍在鄂豫皖根據地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失利后，準備向軍閥混戰、防務空虛的四川進軍。在此期間，熊國炳主動為紅軍勘察地形、打探敵情，為紅四方面軍順利入川作出了重要貢獻，熊國炳也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在之后開辟川陜蘇區的斗爭中，熊國炳表現得十分積極，且成績顯著，受到了徐向前、陳昌浩、鄺繼勛、袁克服等領導的一致好評。

1933年1月初，在袁克服和鄺繼勛的力薦下，時年33歲的熊國炳當上了川陜省臨時革命委員會委員，并將其吸收入黨；同年2月中旬，在川陜省第一次黨代會上，熊國炳又當選為川陜省委常務委員會委員。緊接著，在川陜省第一次蘇維埃工農兵代表大會上，他又全票當選為川陜省主席，成為當時川陜革命根據地的高層領導人之一。要知道，此時距他參加革命，也不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

怎料，熊國炳剛剛走馬上任，麻煩就來了！

當時，由蔣介石親自任命的川陜邊區“剿匪”督辦田頌堯，指揮3個縱隊近6萬人的兵力，兵分三路向我川陜蘇區發動了進攻，史稱“三路圍攻”。

由于敵我兵力懸殊，我軍并未選擇正面硬剛，而是采取“收縮陣地，誘敵深入”的方針，機動作戰。經過4個月的浴血奮戰，我軍終于粉碎了川軍的“三路圍攻”，殲敵近2萬人，田部殘余兵力退守至嘉陵江岸。

在此期間，熊國炳表現出了卓越的組織指揮才能，他一邊調集人力物力支援紅軍作戰，一邊帶領工作人員在各縣建立蘇維埃政權，不斷擴大我根據地的范圍。

在同年8月初的川陜省第二次黨代會上，熊國炳再度被選為省蘇維埃主席。上任后，他便立即著手對省蘇維埃的機構改革和職能建設，并動員數十萬民工建設和疏通了多條交通干線，為后來反“六路圍攻”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33年10月初，不甘失敗的蔣介石又任命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兼任省政府主席，指揮六路大軍約20萬人向我紅四方面軍發動了進攻，史稱“六路圍攻”。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我軍繼續采取反“三路圍攻”時的作戰方針，在運動防御中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

作為川陜蘇維埃主席，熊國炳肩上的擔子一點兒也不輕。當時，蘇區每天投入的軍民多達幾十上百萬人，糧食奇缺。

為了解決巨大地糧食缺口，熊國炳采取了很多辦法，如沒收土豪劣紳的存糧、發動人民群眾捐糧等等，但一番努力下來，卻也只籌集到了缺口的四分之一。

熊國炳深知這并非長久之計，必須得想一個萬全之策才行。一番苦思冥想之后，熊國炳終于想到了解放辦法——發動蘇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

說干就干！熊國炳當即組織召開了省蘇維埃緊急擴大會議，他在會上提出了“一寸蘇區土地不放荒”的口號，號召蘇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

在當時還在打仗的情況下，開展大生產運動無疑是非常艱難的，但熊國炳做到了。在此期間，熊國炳以身作則，親自帶領機關干部深入田間參與勞動。

在蘇區軍民的共同努力下，終于在反圍剿作戰的艱難條件下迎來了大豐收。值得一提的是，當這一壯舉傳到中央時，還受到了毛主席的贊揚。

1934年8月初，隨著紅軍的反擊號角吹響，敵軍開始節節敗退。戰至9月下旬，反“六路圍攻”迎來了最終的勝利，共計斃傷俘敵8萬余人，繳獲輜重無數。兩次反“圍剿”的勝利，熊國炳功均功不可沒。

1934年底，為擴大根據地，實現川陜甘計劃，以及策應中央紅軍入川北上，紅四方面軍、川陜省委、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等機構相繼撤出川陜根據地。

紅軍和蘇維埃政府撤走后，被趕跑的川軍和地主還鄉團便卷土重來，整個蘇區頓時便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在此期間，熊國炳的2個兒子相繼被害，妻子被打傷后活活餓死，弟弟下落不明，雙親被毒打致殘，3個妹妹慘遭迫害……

噩耗傳來，熊國炳悲痛欲絕，但他很快便重新振作起來，指揮后方政府機關工作人員，繼續長征。

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突破川軍“土門封鎖線”后，順利占領了茂縣。這時，張國燾擅自決定建立所謂的“西北聯邦政府”，熊國炳因提出反對意見，被降職為該“聯邦政府”第一局局長，分管后勤工作。

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后，在中央的嚴令下，張國燾撤銷了“西北聯邦政府”。但在同年11月，“西北聯邦政府”又恢復成立，邵式平任聯邦政府主席，熊國炳、劉伯承等四人任聯邦政府副主席。

1936年7月，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甘孜勝利會師后，熊國炳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總經理部經理處處長和總政治部群眾工作部部長，負責全軍的后勤工作。

同年10月下旬，經過艱難跋涉，紅四方面軍終于抵達甘肅會寧，與紅一、二方面軍勝利會師。至此，二萬五千里長征正式落下帷幕。然而，對于熊國炳來說，屬于他的戰斗還遠沒有結束。

11月，中央電令，河西紅軍（紅四方面軍西渡黃河作戰部隊）組成西路軍，并任命陳昌浩、徐向前、李特、熊國炳、李先念等11人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陳昌浩任主席兼政委，徐向前任副主席兼總指揮。

關于西路軍的歷史，我們都很熟悉了。在河西走廊，西路軍與“馬家軍”展開了激烈作戰，由于敵眾我寡，加之后勤補給嚴重不足、指揮失誤等原因，西路軍最終慘敗，幾乎全軍覆沒。

在突圍途中，熊國炳也不幸被俘，但無論敵人如何審問，他始終沒有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敵人見他穿著破爛，不像是“大官”，加上他身負重傷是個累贅，于是便索性把他給扔了下來。就這樣，熊國炳意外撿回了一條命。然而，讓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此次離開隊伍后竟再也回不去了。

盡管幸免于難，但熊國炳的境遇并未改善，他一路乞討要飯來到了甘肅酒泉，幸得一位善良的老農收留，治好了他的傷。

那時的酒泉，形勢也很嚴峻，城里到處張貼著捉拿他的布告。為了更好地隱蔽下來，熊國炳化名張炳南，并以一個落魄商人的身份進入一家醬園打工，還與當地一個帶著三個孩子的寡婦結為了夫妻。

在此后數年間，熊國炳一直在尋找黨組織，希望能回到隊伍中去，但直到抗戰勝利都毫無進展。后來迫于生計，全家搬到玉門油礦做工，但仍食不果腹，1948年底又舉家遷回了酒泉，靠做點小生意謀生。

1949年10月，酒泉解放后，已經年過半百的熊國炳激動地熱淚盈眶，他期待已久的這一天終于到來了，他終于可以回到隊伍中去了。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他并沒有去向當地政府說明自己的真實身份。

難道他不想回去了嗎？恰恰相反，熊國炳比任何人都想重新回到隊伍中去，可他轉念一想，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還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還不如踏踏實實地為黨和國家、人民多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這樣反而更心安一些。

1951年，好不容易等來可以證明自己身份的一天，結果卻只被當做一般流散紅軍對待，但即便如此，他也沒有向政府申述。

在后來的三年困難時期，由于家境實在貧苦，熊國炳只好硬著頭皮去求助政府。結果，當他向接待他的縣領導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后，縣領導一句話便讓他啞口無言：“你那么大的官，怎不到北京去呢？”

是啊，他昔日紅四方面軍的戰友徐向前、李先念、王樹聲、周純全等都還健在，而且都是高層領導，開國中將秦基偉還曾在他手下當過科長，熊國炳完全可以上北京找他們幫忙，而且可以說是有求必應。

但熊國炳并沒有這樣做，他不想讓昔日的戰友們的感到為難，他更不想給政府添麻煩。他覺得自己離開革命隊伍多年，就算政府承認了他的身份，也只是給國家添了個包袱而已。

1960年10月，這位隱姓埋名長達23年的老紅軍，終于走完了他傳奇而坎坷的一生，享年61歲。然而，直到20多年后，他昔日的老戰友徐向前、陳明義（開國少將、原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等才知道他的遭遇。

事實上，組織上并未忘記熊國炳，他失蹤后，組織上就曾多次派人四處尋找，但始終沒有探尋到其蹤跡。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又繼續派人四處打聽他的下落，但由于各種原因，始終沒有找到他。

2009年6月24日，原川陜省蘇維埃主席、西路軍軍委員會、被譽為“巴山勇士”的熊國炳塑像落成揭幕儀式在四川達州萬源市竹峪中學隆重舉行。?斯人雖逝，但其精神永駐人間，激勵后世砥礪前行。